“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是《論語》（19.13）中非常著名的一句話，尤其是後半句。這句話看似簡單，但是，真正理解起來非常困難。古代如此，現代更甚，導緻諸多誤解和曲解的出現。

　　自漢朝以來，對這句話的字面意思的解釋就存在問題。關于這方面的文獻考據，這裡就不羅列的，隻是指出一點，目前最好的解釋來自清朝劉寶楠的《論語正義》：

　　“古者大夫士，年七十緻事，則設教于其鄉，大夫為大師，士為少師，是仕而優則學也。學至大成而仕，是學而優則仕也”。

　　“緻事”就是辭官。說是三代時期（古者），士大夫這些官員等過了70歲，就要辭官回鄉了，但他們并非是象現代的退休老人一樣，無所事事，而是去從事教育工作，這就是“仕而優則學”。這裡的“學”指的教人去學、教學，用現代話就是指教育行業。

　　對于年輕人，重要任務之一就是學習，對于那些學有所成者、優秀者，就應該被舉薦做官，進入仕途，這是“學而優則仕”。

　　也就是說，在“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中，兩個“學”的含義是不同的。前面一個“學”指的教學這個行業，後一個“學”才是指學習這種行為。

　　同樣，前後兩個“仕”含義也是不一樣的。前面的“仕”是指為官、履行官員的責任這種行為，後邊的“仕”則是指做官這個行業。用現代的話，“仕”指的是政治業、公務員行業。

　　對這句話之所以産生很多誤解，尤其是現代社會，關鍵在于，對“學”和“仕”僅僅狹隘地理解成“學習”和“做官”，而不是将其當成兩個行業，沒有在社會行業分工的角度去理解這句話。

　　“仕”其實是從事“士”這個行業。“學”也是從事“學”這個行業。在三代時期，中國已經存在發達的行業分工，就是《管子》所指出的“士農工商”。在當時的四大行業中，“士”是排在首位。在古文中“士”與“士”通。

　　“農工商”， 就是農業、工業、商業，這很好理解，顯然“士”也是相當于這三個行業一樣的行業，是“士業”。但是，對“士業”的内涵究竟是什麼，至少自漢朝以來，理解就是混亂的，這是對“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産生誤解的根源。理清了“士業”的内涵，這句話的意思自然也就明了了。

　　“士”的内涵之所以難以理解，根源又在于“士”在中國曆史中太古老了，與中國文明一樣古老，在中國文明伊始就存在了，随着曆史階段的變化，“士”的形态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按士的形态的不同，秦漢之前的中國曆史可分為三大階段。三皇五帝時期是第一階段，三代時期是第二階段，春秋戰國時期是第三階段。

　　政府在中國的正式出現是從堯舜時期開始，這是五帝時代的末期，到大禹才基本定型，然後中國曆史進入了夏商周三代。堯舜之前的三皇五帝階段，是沒有政府的，但是有“士”。此時的士是純民間的，沒有進入政府的士，不存真正職業化的士，不存在做官的士，都是由農民農民所兼職，不存在“仕途”。

　　此時的士，主要角色是民間的“評理”者，民間的“大人”。當人們之間發生糾紛時，尤其經濟合作上的契約分歧、糾紛時，去找“士”去評理。因此，也可以說，“士”是保障契約簽訂和執行的中介。

　　但是，在“士”提供評理服務時，完全是自願的、義務的，是不收費的。同時，“士”也不擁有任何強制性權力，僅僅憑借道德威望和知識水平。

　　《周易 系辭》說：“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這句話所描述的，正是堯舜之前三皇五帝時代的社會情形。這裡的“結繩”和“書契”指的都是契約，是契約的兩種原始形态。結繩是一對打着繩結的相同的繩子，書契則是刻着契齒文的相合的木片。“結繩而治”就是“契約而治”。“士”、“大人”則是契約中介，通過提供評理服務，幫助契約雙方消除分歧、沖突，達成共識，從而保障契約的簽訂和執行。從這個意義上說“結繩而治”，也是“士而治”，“大人而治”。

　　從這個意義上說，“士”、“大人”就是中國，也是人類最早的知識分子，也是最早的政治家。這也意味着，在文明之初和早期，中國的知識分子和政治家就是一體的。

　　堯舜之後，中國開始有了政府。就中國曆史而言，政府的出現可以表述為此前的純民間的士、大人的職業化。政府就是職業化的士群體、大人群體。這樣“士”就成為一個真正的行業。“士”開始專業地提供評理服務、道義服務，來保障整個社會的秩序。同時，社會也通過稅收的方式為“士”提供經濟交換和補償。

　　由于在政府出現之前，士、大人在中國曆史中長期存在，也為社會提供道義服務，但并不收費，他們的收入來自自己所經營的産業，主要是農業。現在要專業化、職業化，要收費，士、大人們感到非常過意不去。于是他們立了一個規矩，就是“不與民争業”，後來也被說成“不與民争利”。

　　“不與民争業”是說，一旦進入政府，拿國家的俸祿，就不允許在從事任何的産業經營，而專心、專職地從事“士業”、道義業。這樣整個社會的行業就被分成了兩個大類别。一個類别就是“道義業”，另一個則是利益業，或經濟業。

　　在“士、農、工、商”中，“農、工、商”三者共同構成利益業、經濟業，唯有這三個行業中人們，才擁有經營産業的權力，而“士”這個行業則被剝奪了直接參與經營産業的權力，當然，他們被賦予了義項新的權力，就稅收權力。三代時期的所謂的“分封”、“封建”，所分封的正是稅收權。

　　盡管三代時期已經有了政府，士、大人已經職業化、專業化，但是，他們的工作方式依然是在延續堯舜之前的做法，主要憑借士、大人自身的道德威望和知識水平，而并沒有太多以來政府的正式的強制性權力。這就是“以德服人（孟子）”、“ 為政以德（孔子）”。

　　同時，在三代時期，教育尚且沒有從其他行業分離出來，成為一個獨立的行業。因此，當時的行業分工模式是“士、農、工、商”是沒有“學”的。但這并不是說，當時沒有“學”的行為和活動，是有的，隻是沒有職業化、專業化。老師一般是由優秀的退休官員所所兼做，即“仕而優則學”。也就是說，當時的“學”是從屬于“士”的。

　　“學”是在春秋之後才從“士”業中分離，成為一個獨立的行業。在這個過程中，作為先行者，做出突出貢獻的就是孔子。

　　春秋之後，不僅“學”從“士”中獨立出來了，而且“士”業本身也發生了巨大變化。最主要的變化是，政府對暴力性的強制權力的依賴加強了。而“學”則成為政府的重要制衡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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