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靈雞湯”泛濫的時代，宋江也被放進“雞湯”裡熬煮

《水浒傳》第三十六回，宋江對自己殺死閻婆惜的行為做了一番說明：當下宋江一筆供招：“不合于前年秋間，典贍到閻婆惜為妾。為因不良，一時恃酒诤論鬥毆，緻被誤殺身死。一向避罪在逃。今蒙緝捕到官，取勘前情。所供甘罪無詞。”知縣看罷，且叫收禁牢裡監候。

“一時恃酒诤論鬥毆，緻被誤殺身死”。很明顯，為了逃脫法律責任，宋江有意虛構了一些事實。殺惜案的緣起我們很清楚，宋江之所以殺死閻婆惜，原因并非是什麼“為因不良”，而是閻婆惜掌握了也實際控制着宋江的犯罪證據——晁蓋寫給宋江的書信；也沒有“恃酒诤論”這回事，宋江這麼說，意在強調自己殺人屬于酒後的一時沖動，不具有嚴重的主觀惡性。以這些虛構事實為鋪墊，宋江進一步地将自己殺死閻婆惜的行為明确地定性為“誤殺”，而非鬥殺、故殺，希望借此減輕自己的罪責。

宋江的脫罪思路，意在論證自己因為酒後失誤而殺死閻婆惜，可是，檢索當時的法律制度，即便按照宋江竭力虛構的事實，也難以将其行為定性為“誤殺”。

傳統制度中，“誤殺”的涵義并不是簡單地望文生義為“因為失誤而殺傷”，作為一種定罪追責的依據，它具有确定的标準和界限，隻有具備了特定的犯罪要件，才能構成“誤殺”。具體而言，誤殺分為因盜誤殺、因鬥誤殺與疏忽殺人三類。法律規定，因盜誤殺，主要發生在劫囚、竊囚的特定情形下；因鬥誤殺具體表述為：“諸鬥毆而誤殺傷傍人者，以鬥殺傷論；至死者，減一等。”由此，要構成“因鬥誤殺”，受害人須是鬥毆人之外的第三人。顯然，就宋江的說辭來看，也不能構成“因鬥誤殺”；那麼，按照宋江的杜撰，是否可以構成“疏忽殺人”型的“誤殺”呢？

查《宋刑統·擅興》“功力采取不任用”條：若有所造作及有所毀壞，備慮不謹，而誤殺人者，徒一年半；工匠、主司各以所由為罪。《雜律》“醫合藥不如方”條：諸醫為人合藥及題疏、針刺，誤不如本方，殺人者，徒二年半。

概而言之，《宋刑統》裡，就“疏忽殺人”型的“誤殺”，列舉了兩種情形：一是在營造或拆除建築物時，相關責任人“備慮不謹”，疏忽大意，未盡到注意義務而緻人死亡，徒一年半，這相當于現在的安全生産事故追責；另一種情形是，由于醫療活動中的過失，造成了嚴重後果，相關醫師徒兩年半，這相當于現在的醫療事故的罪責措施。而對照宋江陳述的事由，與此均不相符。

由此，雖然宋江極力辯解自己殺死閻婆惜的行為屬于“誤殺”，但是，其辯解同誤殺的規定并不相符。實際上，筆者認為，宋江通過虛構事實，竭力論證的應該是“過失殺”。

傳統的制度中，誤殺、過失殺的界限大緻是明确的，簡而言之，誤殺主要是指由于種種原因錯置了殺人對象，過失殺則為出于過失而殺人。但有時候兩者的界限卻又并不明晰，甚至律文中，有多處将“誤殺”與“過失殺”通用。例如，《賊盜》“劫囚”條：“既是因誤而殺，須依過失之法。”

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在主觀方面，兩者存有交集：誤殺強調對緻人死亡之結果沒有故意、沒有預見，即所謂“目所不見”“心所不意”“出于非意”“備慮不謹”；過失殺同樣也包括這一點——《鬥訟》“過失殺傷人”條注文釋過失殺傷：“謂耳目所不及，思慮所不到；共舉重物，力所不制；若乘高履危足跌及因擊禽獸，以緻殺傷之屬，皆是。”

由此，兩者在主觀方面的界定是非常接近的。須要說明的是，一旦被認定為過失殺，那麼，犯罪人所應承擔的法律責任明顯減輕。《鬥訟》“過失殺傷”條規定：“諸過失殺傷人者，各依其狀，以贖論。”

如果雙方當事人之間存在婚姻關系，那麼，按照“夫妻妾媵相毆并殺”條：“……若妻毆傷殺妾，與夫毆傷殺妻同。過失殺者，各勿論。”

我們知道，閻婆惜并非宋江的妻子，而是宋江的妾。由此，基于兩者身份上的尊卑，就宋江殺閻婆惜一案而言，如果被司法官員認定為“過失殺”的話，宋江就會成功脫罪，這才是宋江虛構事實的主要目的。

當然，就事件真相而言，宋江殺閻婆惜一案，既不是誤殺、也不是過失殺，而是應定性為“故殺”。第二十一回，描述了宋江作案的整個過程：

宋江道：“原來卻在這裡。”一不做，二不休，兩手便來奪。那婆娘那裡肯放。宋江在床邊舍命的奪，婆惜死也不放。宋江恨命隻一拽，倒拽出那把壓衣刀子在席子上。宋江便搶在手裡。那婆娘見宋江搶刀在手，叫：“黑三郎殺人也！”隻這一聲，提起宋江這個念頭來。那一肚皮氣正沒出處，婆惜卻叫第二聲時，宋江左手早按住那婆娘，右手卻早刀落。去那婆惜颡子上隻一勒，鮮血飛出。

故殺，即有“害心”而殺。結合文本描述，宋江殺惜，顯屬“故殺”。該案的最終判決結果如下：……縣裡疊成文案，待六十日限滿，結解上濟州聽斷。本州府尹看了申解情由，赦前恩宥之事，已成減罪。拟定得罪犯，将宋江脊杖二十，刺配江州牢城。

宋江的判決結果是被處以流刑。顯然，案件的承辦人員并沒有采信宋江辯護的意見。那麼，“脊杖二十，刺配江州牢城”，如此判決，是否準确地适用了法律呢？同樣依照“夫妻妾媵相毆并殺”條：諸毆傷妻者，減犯人二等。死者以凡人論。毆妾折傷以上，減妻二等……

可知，殺妻者以凡論，殺妾者則減凡人二等。據“鬥訟律”“鬥毆故毆故殺”條：諸鬥毆殺人者絞，以刃及故殺人者斬。

由此，基于閻婆惜的身份為宋江之妾，且宋江又是以刃殺人，因此，應該在斬刑的基礎上，“減二等”作判決，其結果應該是處流刑三千裡。此外，我們還應該考慮另外一個影響判決的因素，即赦免。第三十五回，宋太公明确對宋江道：近聞朝廷冊立皇太子，已降一道赦書，應有民間犯了大罪，盡減一等科斷。

而且，我們看到，濟州府尹也的确參考了這一因素，在确定宋江的法律責任時，他“看了申解情由，赦前恩宥之事，已成減罪”，那麼，在流刑三千裡的基數上減一等的話，應該是流二千五百裡，按照宋代的折杖法，應該轉換為“杖十八，配役一年”。由此，就該案而言，濟州府尹的判決結果，大緻是合乎法律的。由這個結果也可以确定，案件的承辦人員顯然認定宋江是“故殺”，而非“過失殺”。他沒有受人情因素的影響，作出了較為公正的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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