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年前，在中國兩種命運、兩個前途大決戰的關鍵時刻，發生了一起震驚中外的空難事件，遇難人員中包括多位中共重要領導人物。随後的“四八”烈士追悼紀念活動，形成了對中國共産黨和平建國方針的廣泛宣傳和對國民黨反動派的義正詞嚴的聲讨。然而無論當時還是現在，圍繞這場空難的原因衆說紛纭，時至今日，對其真相的追述仍未停歇。

　　抗戰勝利後，國民黨統治集團推行“獨裁、内戰、賣國”三位一體的反動政策，中國共産黨領導全國人民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争。1945年8月28日，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同志赴重慶與國民黨進行和平談判。同年12月，又派出周恩來、董必武、王若飛、葉劍英、陸定一、吳玉章、鄧穎超等同志赴重慶參加政治協商會議，後來增派秦邦憲參加憲草審議工作。

　　1946年4月7日，重慶八路軍辦事處向延安發來電報，說：王若飛、秦邦憲、葉挺、鄧發同志，于4月8日上午，由重慶乘機飛返延安。

　　令人震撼的噩耗

　　8日上午8時45分，一架美國C-47式運輸機從重慶冒雨起飛。同機人員除了王若飛、秦邦憲、葉挺、鄧發，還有著名老教育家黃齊生先生，葉挺夫人李秀文、女兒葉揚眉、兒子葉阿九，魯迅藝術學院教員黃曉莊（黃齊生之孫），第十八集團軍參謀李少華，王若飛同志副官魏萬吉，秦邦憲同志副官趙登俊，葉挺同志幼子阿九的保姆高瓊，另有機組人員：佩戴飛虎隊标識的美軍飛行員蘭奇上尉、瓦伊斯上士和邁歐、馬爾丁，共17人。飛機起飛後，機組即用電台同駐延安的美軍觀察組聯系，報告一切正常。飛機降落中轉站西安，經短暫休整，于11時55分起飛前往延安。半小時後，機組再次與美軍觀察組聯系，報告飛行正常。

　　當日延安的天氣不佳，烏雲低暗，下着小雨。下午1時許，毛澤東、朱德、任弼時、林伯渠等中共中央和陝甘甯邊區領導人以及各機關團體代表、群衆數百人，陸續趕到延安東關機場，準備歡迎歸來的戰友。

　　空中傳來隐隐約約的轟鳴聲，在場有人推斷飛機已到甘泉上空。然而轟鳴聲卻越來越遠，直到完全消失。随後，美軍觀察組收到機組發出的最後一份電報：飛機迷失方向了。中共中央得此消息後高度關注，當即組織數以萬計的軍民多方尋覓。美軍觀察組也協調派出兩架飛機，連續三天在延安附近搜索，但均無結果。

　　下午2時許，山西省興縣東南附近村民聽到隆隆的飛機聲，緊接着傳來劇烈的爆炸聲。莊上村村長李文堂立即帶人尋聲前往以探究竟，在黑茶山山頂南坡的一塊巨石旁，發現飛機殘骸主體斜躺着，頭部朝上，尾部朝下，螺旋槳已折斷。殘骸下是一片焦土，四周散落着機體碎片和遇難者遺體、遺物。由于搞不清失事飛機是敵是友，當晚召開村黨支部會議，最終決定次日組織人員上山，先将遇難者遺體擡下山掩埋。會議開到臨近深夜時分，區大隊長劉富匆匆趕到，說有架載有黨的重要領導和高級将領的飛機失蹤，正在尋找。大家預感到事情的嚴重性，決定天一亮就上山，展開搜尋工作，同時派人趕赴中共晉綏分局報告。分局即令保衛部部長譚政文及其機要秘書兼機要股股長顧逸之，率人前往事發地點調查。

　　10日晨，譚政文、顧逸之等趕到飛機失事現場。經仔細辨認，将王若飛、秦邦憲、葉挺、鄧發的遺體找到。因天色已晚，先将四位烈士遺體運下山存放在民房中。次日繼續搜尋，相繼找到其他遇難者的遺體，并拾得乘機者名單和秦邦憲、黃齊生的私人圖章，以及兩枚藍底白字、寫有“中國共産黨代表團”的證章，進一步證實了遇難者的身份。

　　11日晚10時，中共中央接到晉綏邊區關于飛機失事的電訊後，通過新華社發布了一則十分簡短的消息：王若飛、秦邦憲、葉挺、鄧發等同志“在本月八日乘美機由重慶飛延安途中，因飛機迷失道路，于下午二時左右在晉西北興縣東南八十裡的黑茶山遇霧，撞山焚毀，當即全部遇難”。

　　4月11日，中共中央及延安各界組成由毛澤東、朱德、劉少奇、任弼時、林伯渠、習仲勳、李鼎銘等26人參加的治喪委員會，并決定邊區降半旗三日，停止娛樂活動一個月。13日，《解放日報》發表評論《痛悼死者》，稱這場空難是“中華民族、中國人民極沉重的損失”，并刊登毛澤東的題詞“為人民而死雖死猶榮”。18日，烈士遺體由兩架飛機運達延安。朱德、劉少奇、任弼時等中央領導親率各界代表與群衆萬餘人赴機場接靈。19日，延安各界三萬餘人隆重追悼并公葬烈士，朱德、劉少奇等親随執绋，送靈下葬。

　　追查空難真相

　　中共中央在隆重舉行哀悼活動的同時，對“四八”空難發生原因展開了深入細緻的調查。

　　當時正處于國共關系日趨緊張之際，自然會使人們對空難原因産生懷疑并引發諸多猜測，一時謠傳紛起，因為死難的有這麼多中共領導人，謠傳自然集中到一點：這是否有人蓄意制造的破壞事件？負責“四八”烈士治喪工作的楊尚昆回憶：“當時，我們确實懷疑是不是國民黨特務在搞鬼。”但為慎重起見，中共中央根據晉綏邊區政府的報告，在4月11日新華社發布的消息中，将空難原因歸結于“飛機迷失道路，遇霧導緻撞山焚毀”。

　　12日，新華社發布《王若飛同志等遇難經過》一文，披露王若飛、秦邦憲是因停戰協定、整軍方案和政協協議的實現遭嚴重阻撓，為及時向中央請示和商讨對策，才冒着惡劣天氣飛返延安的。13日，《解放日報》發表《痛悼死者》評論，更是明确表示“他們是為和平民主事業而死的！他們是為堅持政治協商會議全部協定——特别是憲草原則協定，堅持停戰協定，堅持整軍協定而死的”。19日，《新華日報》刊登周恩來撰寫的《“四八”烈士永垂不朽》，指出“如果沒有反動派破壞政協決議的陰謀活動，也就沒有你們這次冒着惡劣天氣飛回延安的必要”。

　　“四八”空難追悼會

　　“四八”空難現場調查人譚政文、顧逸之于4月18日乘專機護送烈士遺體回延安，并向中共中央專門彙報空難調查情況。根據對飛機失事現場的調查和詢問當地群衆，他們在給中央的書面報告中作出如下分析：

　　第一，飛機确系撞在黑茶山上失事的，不是在空中爆炸而墜毀。因為山側峰巨石上的撞痕非常清楚明顯，飛機是撞山後才爆炸和起火的。第二，天上雲霧很濃，山上下雪，山下下雨，駕駛人員可能是因能見度太差、看不清山川地貌而撞山失事的。如果飛機再飛高一些，也不會撞到巨石上。第三，從對飛機出事現場的反複搜查結果來看，沒有發現人為制造爆炸的可疑迹象。

　　C-47是美國道格拉斯公司于20世紀30年代研制的一種雙發動機活塞式軍用運輸機，但那時飛機并沒有“黑匣子”設備，加之缺乏有效技術手段對失事飛機主要部件進行分析和鑒定，隻能根據判斷将失事原因歸結為惡劣天氣所緻。

　　當時，中共中央為了維護停戰協定和政協協議，也為了不給國民黨留下借口，激化兩黨矛盾，認可了飛機是因雨霧意外撞山失事的結論。楊尚昆曾回憶：“經過仔細分析，我們和觀察組一緻的看法是：因為氣候惡劣，天空雲層厚，能見度差，飛行員在機場上空盤旋，找不到跑道，隻好改變航向，朝北平方向飛行，不幸撞毀在2000米高的黑茶山上。”

　　難解之謎

　　長期以來，圍繞“四八”空難原因莫衷一是，存在着“天災論”和“陰謀論”之說。

　　1998年初，顧逸之在香港《大公報》發表《對“四八”墜機事件的回憶》一文。文中道：“這架飛機是在西安機場降落加油，稍事停留後才起飛來延安的。西安到延安是一直向北飛行的，為什麼竟飛到東北方向來了，甚至飛到黃河以東黑茶山來了呢？其中原因我們至今都不清楚，也無法分析。後來聽譚局長講，在遺物中有一份迷失方向的電報稿。但當時西安北上沿途及延安的天氣并不壞，美方機長又是佩戴有飛虎臂章的飛行員。這些一直在我内心存疑。”

　　2003年7月，葉挺長子葉正大撰文回憶：1951年6月，他和二弟葉正明到中南海周恩來家中拜訪。周恩來談到“四八”空難，明确否定了飛機在濃霧中撞山失事的結論，“肯定是有人做了手腳”，因為“當時延安隻下點小雨，飛機已到延安上空，我們已聽到飛機的聲音了，為什麼一轉眼就飛向黑茶山？這不是國民黨特務做了手腳又是什麼？！”葉正大是新中國培養的第一批航空專家，曾參與五種型号飛機的設計、研制工作。他在将周恩來關于“四八”空難的談話内容公布于衆的同時，從航空技術角度對飛機迷航原因進行破解：國民黨特務在西安飛機稍停加油時，将簡單的定時破壞裝置裝到飛機的磁羅盤和壓力高度表線路上。當飛機飛到甘泉地區後，磁羅盤和高度表同時失靈，緻使飛機迷失了航向和高度。不過，在缺乏令人信服的确鑿證據的情況下，這種觀點仍屬主觀分析和推斷。

　　2006年，适逢“四八”空難發生60周年，國内多家報刊和網站都轉載了一篇回憶文章，稱隐居台灣半個多世紀的國民黨軍統特務杜吉堂臨終前主動爆料，承認自己當年奉命制造了“四八”空難：是他派特務僞裝成機修人員，利用C-47在西安機場停留之機，在高度表和磁羅表背面安放了磁鐵。結果，飛機起飛後受磁鐵的強烈幹擾，導航系統和高度表相繼失靈，最終在濃霧中撞山焚毀。但秦邦憲之子秦鐵認為該文漏洞百出，可信度不高，就去查找消息的原始出處和“杜吉堂”這個關鍵證人，結果都沒有找到。

　　此外，新中國成立後出版的多部權威黨史著作或當事人回憶，對“四八”空難也存在不同表述。如《中國共産黨曆史》是這樣記載的：“由于國民黨決意破壞政協協議，4月8日，中共政協代表王若飛、政協憲草審議委員會代表秦邦憲，從重慶回延安向中央彙報和請示工作。途中因飛機失事遇難”；《毛澤東年譜》表述為“因遇惡劣天氣，飛機在山西興縣黑茶山失事”；《周恩來年譜》表述為“飛機途中失事”；《朱德年譜》則明确指出：“因飛機遭國民黨特務破壞，又遇惡劣天氣迷航，在山西興縣黑茶山失事”。

　　“四八”空難究竟是天災還是陰謀，是意外事故還是暗殺行為，多年來一直争論不休。但因各方都缺少令人信服的确鑿證據，使這場機毀人亡的慘劇真相至今仍未解。

　　——摘編自《炎黃春秋》2021年第四期

　　作者：徐豔

　　編輯：周怡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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