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崗，自小出生在貧寒家庭，但父母卻節衣縮食供他讀書，在小學期間，他便積極參加學生運動，擔任了學生會主席，但由于太過活躍，槍打出頭鳥，他被校方開除。

　　好在當時時任榆林中學校長的杜斌丞看到了這個人才，将其攬收入校，在這所中學之中走出了不少革命人才，後來在西北地區打下一片根據地的劉志丹便是高崗的校友。

　　劉志丹

　　反對教條主義，豪俠外向 進入中學之後沒了外界束縛，高崗頻頻參加校内進步活動，引起了中共黨組織注意，在畢業之後他便被選中前往西安中山軍事學校學習，這所學校是中共黨組織為了培養軍政人才設立的。

　　進入學校的第1年，他便被選中加入了中國共産黨，在黨組織的領導下，他舉辦了多場農民活動，成立了農民協會，号召力十分強大的他，很快便被派往陝西地方軍閥部隊開展秘密的兵運工作。

　　在這次活動之中，他便認識了之後給予他極大影響和幫助的劉志丹，對于劉志丹的有勇有謀，高崗一直敬佩不已，也是從這時開始，他堅定了未來追随劉志丹的信心，要在陝西不斷的播種共産主義的火種。

　　高崗

　　他寫道：“跟定志丹鬧革命，一心向着共産黨”，不管最後結局如何，此時這兩句話一定是他内心真實反映。

　　在出學校後，他擔任了一段學兵隊的隊長，還兼任中共秘密黨組織特别支部的委員副書記，稚嫩的他在行動過程中被捕，這是他在革命路上第1次遇到危險。相比于第1次遇險，高崗革命道路上第2次危機情況顯然要更動人心弦。

　　在1933年7月28日，高崗與賈拓夫、袁嶽棟、杜衡在西安某一家飯館吃飯，研究抗日義勇軍起義。但這幾人的會議位置突然暴露，當時的國民黨程建文帶人前來抓捕。

　　賈拓夫找機會外出算賬從飯店逃脫，而高崗則發揮自己膽大的特點，直接沖出人群，繞道跑開，袁嶽棟、杜衡在飯店被國民黨抓捕後，叛變組織，供出了中共陝西黨組織團組織的多處基地，讓整個紅軍在西北地區的建設受到了重大破壞。

　　這個叛變的杜衡之前在主持工作時與劉志丹起了不少沖突，他高傲自大，常常以所謂“百分之百布爾什維克”自居，他的狂妄和之後的叛變形成了極大對比，也給高崗留下了十分深刻的惡劣印象。

　　王明

　　在1935年2月5日，陝甘邊陝北兩特委的聯席會議召開，劉志丹成了西北軍委主席，而高崗則成了副主席，是在西北地區紅軍的革命形勢不斷高漲之時，一場危機卻悄悄來臨。

　　在中央代表團的負責人員來到西北之後，便有人偷偷告密，陷害劉志丹與高崗。

　　1935年9月17日，西北軍委在中央代表團負責同志的主持之下改組了 ，高崗成了政治部主任，對于這一任命他格外不滿。

　　在這之後紅軍也進行了改編，遠道而來的紅25軍和陝甘地區的紅26軍紅27軍進行了合并，組成了紅十五軍團，就在紅軍改編之時，國民黨軍隊也在開始準備下一次的圍剿活動，這次對中共進行圍剿的是委員長手下的東北軍。

　　此時國民黨也按照自己的編制對東北軍進行了改編，将駐紮在延安附近的軍隊改為陸軍獨立第10旅，之後又變成了110師，師長由張學良的心腹何立中擔任。

　　張學良

　　有了圍剿計劃，國民黨東北軍的110師便進駐延安，氣勢洶洶地向根據地而來，當時的紅軍計劃圍攻甘泉縣城，以此來引誘國民黨軍隊出擊，在半路攔截前來救援的敵軍。在作戰選定之時，紅軍指揮官認為了延安到甘泉的必經之路——勞山，是最好的埋伏選擇。

　　何立中在接到救援命令之後，點兵點将奔赴了甘泉縣城，但他也并不吃幹飯，在經過周邊的山山水水之時，何立中十分犯怵，擔心紅軍設伏。

　　隻不過，在何立中的眼裡，九沿山要比勞山更危險一些。隻可惜到頭來他還是算錯一步，沒想到紅軍居然放棄了地勢險要的九沿山，選擇了勞山。

　　等到國民黨軍隊到達設伏地點之後，紅軍突然出擊，對縱隊快速行軍的敵軍進行猛攻戰争，僅僅隻持續了一天的時間，國民黨的110師就被擊潰。何立中還被子彈擊穿了脖子，傷勢嚴重，一命嗚呼。

　　在這場大勝仗之中，剛剛被降職的高崗沒有被打擊士氣，反而發揮了自己拼搏上陣的特點，沖到了陣地前線，當發動最後沖擊之時，他幹脆甩掉上衣，光着上半身一道向敵人沖去，殺氣十足，這也是後來人們所提到的“赤臂戰勞山”。

　　從這一事情上，我們便能看出高崗身上總帶着一些耿直和豪爽，敢說敢幹，不考慮細枝末節，但也正是這一特點為之後的危機埋下了伏筆。

　　禍福相依，磚拍土匪 陝北地區地勢複雜，一向土匪橫行。脾氣豪爽又懂得考慮土匪心思的高崗做起匪運工作，那可算是如魚得水。

　　高崗在幹革命之中，最讨厭說教教條主義，喜歡講義氣，也喜歡發揮自己身上的豪俠氣質，陝西黨委的行動委員會還專門提出了一道口号，“反對書生姑娘習氣，提倡暴徒潑婦精神”。

　　隻是這個口号卻讓其他人不太開心，王明總覺得高崗手下土匪氣息濃厚，不過毛主席卻對這種革命形勢喜聞樂見，反而還對高崗有些惺惺相惜的感覺。

　　黨中央在進行實際考察之後，發來了打擊富農和打擊土匪的指令，身上匪氣十足的高崗很快就成為大家批評的對象，或許是因為平時大大咧咧，得罪人物太多，他被直接關到了瓦窯堡監獄。

　　雖然也讓人委屈，在勞山戰役結束後不久，高崗就被人五花大綁地入了監獄，在被押往監獄的路上他還碰見了紅軍十五軍團的團長徐海東，滿腹委屈抱怨，說我反革命有愧于心，紅軍危急之時，我化妝成木匠逃回陝北也要組織紅軍戰鬥，怎麼能說我是反革命呢？

　　徐海東

　　押送他的政委開口斥責，就算被五花大綁，高崗還是不服氣，開口與對方吵了起來，寬厚的徐海東隻能默默走開，無語凝噎。

　　在中央紅軍到達陝北之前，劉志丹、高崗等西北根據地的領導人生命面臨極大威脅，幸運的是，中央紅軍很快及時趕到，并且迅速了解了當地情況，在知道批評是空穴來風時，毛主席立刻發出命令：“刀下留人，停止捕人。”要從中央層面對這幾人進行再處理。

　　很快，劉志丹、高崗就被無罪釋放，還受到了毛主席與周總理等中央領導的接見。中央紅軍的出手援助不僅救下了高崗的性命，也讓他開啟了另一條政治道路。換句話來說，中央紅軍立足陝北，不僅提升了西北根據地的地位，也讓之前西北根據地的革命人穩了心神。

　　可惜沒過多久，劉志丹就在抗戰過程中犧牲，高崗不得不走到一線，成為西北根據地的新代言人。一直做匪運工作的高崗在陝西遇到了另一個難題，土匪幫派哥老會。

　　哥老會是起源于四川的幫會，和大家所熟知的天地會、青幫齊名，也是中國現代最著名的三大幫會之一，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哥老會的勢力發展到了“三邊”一帶，當地參加土匪幫派的人大多都是下層民衆，而土匪上層卻由一些地主流氓霸占。

　　這些土匪首領不僅偷偷拿着國民黨的好處，對普通民衆燒殺劫掠，還經常給陝北紅軍找茬。中共在陝北立足之後，為了争取哥老會制定了不少計劃。

　　高崗在工作之中也是以争取為第一目标，為了讓中下層群衆了解紅軍，他便在城中辦理一個哥老會招待所，吸引下層成員參加革命隊伍，對他們講解革命道理，希望他們能了解什麼是無産階級。很快，共産黨的理念就在陝西普通民衆的心中散揚開來。

　　中下層的民衆加入了共産黨，地主流氓賺不到便宜，開始放棄嘀咕，他們擔心這些普通民衆一旦聽從了共産黨的指示，就會與地主離心離德。

　　為了繼續當地頭蛇，他們幹脆撒潑打滾，尋釁滋事，而就在這時，國民黨也發現了這裡的情況，趁機插手用金錢收買了不少地痞流氓，策動他們發動叛亂，對共産黨進行攻擊。

　　擒賊先擒王，在這些暴動不安的地痞流氓之中，有個最為惡劣的豪紳，作惡多端，叫做“李大辮子”。他暗中聯系了不少地主，準備假意同意共産黨的争取，進入哥老會招待所，伺機叛亂。

　　而高崗很快就收到手下人的消息，為了示威，他馬不停蹄趕回招待所，将這些頭目聚在一起開會，征詢他們對于共産黨政策的意見，為了表達誠意，他專門把随身攜帶的手槍卸下，交給呆在屋外的警衛員。

　　就算誠意十足，李大辮子還是有些不屑，面對着高崗的講解，他處處唱反調，無奈之下，高崗幹脆繞到他身後拿起一塊闆磚，一下就給他開了瓢。

　　之後他便三令五申，創新說明了共産黨的紀律，這下在場的頭目一個個噤若寒蟬，再沒有哪個不敢不聽話，一場可能會被擴大的土匪鬧事，就這樣被高崗輕松解決。

　　在1937年5月，高崗被當選為中共陝甘甯邊區的委員會執委，這足以說明他在陝北人民心中具有崇高的威信，毛主席認識到：“中國革命有許多山頭，有許多部分。一定要認識山頭，認識了以後才能照顧，照顧就能夠逐步縮小，然後才能夠消滅”。

　　毛主席把高崗看作是本地幹部的代表，格外器重，經常加以表揚，在他的支持之下，高崗快速升遷，38年就成了陝甘甯邊區的委員會書記，之後又成了中央西北局書記，短短幾年之内，他就成為了陝北黃土地上的權力巅峰，進入了共産黨核心領導機構。

　　在1943年11月，參加陝甘甯邊區生産展覽會的勞動英雄向高崗獻上六面錦旗，對其大加贊譽，能夠獲得人民如此支持，高崗在西北地區的工作是有目共睹的，但對于這些稱贊他卻全然接受，這也造成了他之後驕傲自大的性格特點，也為他的結局埋下了禍根。

　　飄飄然嫌紗帽小 在完成西北地區工作之後，高崗被調往東北工作。當時東北已經聚集了很多高級幹部，是中央政治局委員的高高在來到東北之後，隻做了北滿分局委員，北滿軍區司令員，和之前的官職權力相比，确實是低了一點。

　　但他面對着東北廣闊的土地，内心隻有動力，踏踏實實地開始建設工作。如果說在西北地區他的升官路程有些太過快速，那麼在東北，就顯得踏實許多了。他深刻聽取了毛主席的指示，表現出了極高的政治覺悟，對貪官污吏嚴抓嚴治絲毫不姑息。

　　在之後的抗美援朝之中，他更是表現出了大局觀念，為中國的發展遞上了階梯。在種種優異表現之下，毛主席對其更為賞識，幹脆将他調入北京，準備委以重任。

　　在1952年12月份高崗結束了自己在東北的工作，來到北京就任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當時計劃委員會直屬，中央人民政府領導與政務院是平行狀态。

　　人們都說“五馬進京，一馬當先”，要知道，在高崗剛剛進入革命道路之時，鄧小平就已經是他的學校主任，年紀輕輕就扶搖直上，高崗不禁“春風得意馬蹄疾”。

　　很快，毛主席又把原屬政務院管轄的8個部門交給了計劃委員會，讓計劃委員會再度向“經濟内閣”走了一步，眼看着高崗權利不斷加強，進一步得到信任與重用，他的内心不禁飄飄然起來。

　　在毛主席多次強調，可以考慮高崗同志的意見之時，他便徹底忘記了自己做工作的本分。

　　在1953年6月到8月份召開的财經會議之中，高崗批評了他人，他本身就是個直筒的脾氣，敢說敢做，有什麼意見就放出來，管不住自己的嘴，私下與其他領導人搞談判搞交易，引得黨内矛盾重重。

　　同年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饒漱石又對中組部的個别錯誤喋喋不休，将攻擊的矛頭指向其他同志。在這幾場會議上，二人反常的舉動讓毛主席下定決心要解決這一問題，在1953年10月24日，毛主席就不點名地批評了高崗。

　　次年，高崗在七屆四中全會上作出檢讨，中央書記處決定開會揭發批判高崗、饒漱石的嚴重問題。性格直來直去，忍受不了巨大落差的高崗在2月17日自殺，結束了自己轟轟烈烈又略顯遺憾的一生。

　　不得不說，在黃土地上的高崗，用自己的兇悍作風聚攏起來一支隊伍，而在進入中央核心政治圈層之時，他卻依然沒有改變自己的處事方式，反而越發的驕傲自大。

　　高崗這一生都離不開敢說敢做直來直去的性格，因為豪爽他打出了自己的一片人生天地，也因為豪爽，他狂妄自大葬送了自己的未來前程，凡事都分正反兩面，身邊的贊賞不僅能夠給人信心，也會制造一個信息繭房，讓人作繭自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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