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到個人家庭建房修屋、安葬祖先，中到官府建府立衙、築城造市，大到一個王朝開國奠基、選擇國都，從古以來的中國人對于選址定向問題始終都有一整套充滿了神秘色彩的理論、技術和程序，這就是風水學。

風水學是中國所獨有的一種文化現象。如果抛開了其中的神秘色彩看待風水學，就會發現風水學其實是從上古時期開始，人們對人居環境選擇和建設方面的知識和經驗，累世積攢起來的寶貴财富。真正意義上的風水學，并不是拿個羅盤，念叨幾句口訣就完事，而是包含着天文學、地理學、地質學、水文學、植物學、物候學、生理學等自然科學和政治、經濟、文化等社會科學的綜合學科，堪稱跨領域最多、最為邊緣的學問。将風水學簡單粗暴地歸類為迷信，是對古人、對文化的不負責任。

作為一種環境綜合評估學，風水的确會影響一個人的健康，一個家庭的興衰，乃至一個王朝的氣運。自公元618年李淵代替了隋恭帝做了皇帝，唐王朝随後在中國大地上走過了289年的曆史。200多年裡，貞觀之治、開元盛世等幾個鼎盛，共同支撐起了一個令當時的世界傾心、令今天的人們神往的大唐盛世。

今天的人們提起長安，總會直接将長安和今天的陝西省西安市直接聯系起來。但這種直接聯系是不對的，至少不是完全對的。曆史上的長安城有兩座，西漢時期建都的“第一長安”在今天的西安市西北方向，而隋唐時期的長安城才和今天的西安市位置大體重合。而且，隋文帝建設西安城的時候，并不将這裡叫做長安，而是叫做大興城。

隋文帝楊堅之所以在建立隋朝的時候，把選定國都的“青眼”首先垂給大興城，其最根本的原因并不是風水學的考慮，而是政治因素。楊堅的政治根基是以陝甘區域為中心的“關隴集團”。所謂“樹高萬丈不離根”，隋文帝自然不敢輕易離開大興城，就像大力神安泰不敢離開大地母親一樣。

而隋朝的覆亡就直接和隋炀帝的“斷根”之舉密切相關。隋炀帝楊廣繼位之後，就開始着手實施遷都洛陽的計劃。考慮到洛陽的糧食供給能力，隋炀帝計劃用開通大運河的方式，讓帝國版圖内南北通透、運力無阻。但他忽視了政治根基的問題，離開了大興城，就等于遠離了關隴集團，失去了滋養和庇護。研究隋唐史的人們總喜歡将隋朝的短壽歸結為橫征暴斂、窮兵黩武、天災人禍、勞民不息，但遷都的“風水”因素卻常常被忽略。

唐高祖李淵顯然是洞悉了這個“天機”的，所以他在為唐朝選定國都的時候，就沒有打算離開長安這座“風水寶地”。而且，從地理位置和物産水平上說，長安也的确有着明顯的“風水”優勢。當時給中國的王朝造成極大威脅，并且頻繁騷擾、侵略的是來自北方的突厥，長安地處黃土高原腹地，從突厥駐地到長安有一個寬闊的緩沖餘地和戰略縱深，突厥的騎兵兵鋒直指長安的戰争成本每延伸一步，都會大幅度提高；而唐王朝的防禦作戰，也會有更多的空間和時間。

關中平原，沃野千裡；三秦大地，物産豐饒。以長安為中心的關中地帶是中國北方小麥等糧食作物的主産區。民以食為天，不僅僅平民百姓首先考慮的是吃飯問題。一個王朝定都，也必然要考慮到城市規模擴大、人口激增後帶來的吃飯、居住等現實問題。所以，地域平坦廣闊，糧食儲備豐厚的長安就是一個最佳選擇。

在武德、貞觀年間，這種物質資源保障上的優勢是明顯的。但随着大唐盛世的不斷繁盛，長安城成為當時全世界最大、最繁華的國際化大都市，城市面積、人口數量也達到了空前的規模。到了這個時候，單憑就近、就地解決吃飯問題已經變得日益困難，唐王朝不得不從外地運輸大量的糧食來保障供給問題。

如果在今天，汽車、火車等高速度、大載重的運輸工具，四通八達的道路交通條件下，解決糧食外運不是多大難題，至多僅僅是提高了成本而已。但在唐代，從千裡之外運輸糧食就不是一個容易的事情了。以“南糧北運”為例，要把浙江、江蘇等地的糧食運輸到長安，中間要通過2000多裡的水陸道路。特别是到了洛陽和和三門峽之間的這段道路，地形坎坷，路道崎岖，船走不了，大一點的車輛也無法通行，隻能依靠牛車一點一點轉運。

這段“咽喉”的存在，讓吃飯問題很快成為大唐王朝高層頭号議題。到了唐高宗時代，每逢關中地區糧食歉收，皇帝帶領文武百官前往洛陽“逃荒”、“讨飯”就成了一種慣例。同是糧食主産區，但相比長安，洛陽的交通更發達，四通八達，即便本地糧食不夠用，“遠水解近渴”也比長安容易。

這個時候，洛陽的地位也随着帝國高層的數次“逃荒”而逐漸提升。唐高宗李治确立洛陽為東都，開始大規模營造宮殿，完善城市基礎設施。洛陽與長安一起，被并稱為“東西二宅”。這個時候的洛陽，其實就是大唐王朝的副首都。武則天則更加垂青洛陽，直接定洛陽為國都，并改名“神都”。長安“失寵”，洛陽也在武則天時期迎來了曆史上最大的、也是最後一次的輝煌。

武則天政權結束後，唐中宗出于穩固政權的考慮，力排衆議，将國都遷回長安。但糧食問題不解決，長安的國都地位依然是不穩固的。曆史學家全漢升曾經估算，唐玄宗李隆基執政的前25年，就有約三分之一的時間是在洛陽“混飯”的。

唐玄宗在位期間最成功的決策、最大的政績，也是對長安做出的最大的貢獻就是整頓和加強漕運。到了天寶年間，經過漕運運輸到長安的糧食總量達到了約400萬擔。這些糧食，不僅讓李唐的皇室、朝廷再無吃飯之憂，臣民再也不用“吃了上頓愁下頓”，也供養起了一支強大的軍隊。這支唐朝軍隊平定邊疆，抗擊吐蕃，開拓西域，讓大唐雄風鼓蕩在了中國西北部。

長安奠定了大唐盛世的“風水”基礎，大唐王朝也激發了長安“藏風聚氣，龍盤虎踞”的“風水”威力。長安造就了大唐，大唐造就了長安，相得益彰，互相滋養。

“安史之亂”是大唐盛世極盛而衰的曆史轉折點。如果說唐王朝與國都長安的“風水”因素在早期尚不是那麼明顯，那麼“安史之亂”的爆發則明顯顯現出了“風水敗壞”、“地脈作祟”的特征。而且，或許長安的“風水”變化與唐王朝命運分野的出現，才是最接近風水學本質的。

今天的科學家們已經通過對古代氣候、地質、物候資料的研究發現，唐朝時期的氣溫要比現在高幾個攝氏度，而且當時的氣候也比現在濕潤得多。但到了唐朝末期，中國的氣候開始變冷。反映在氣候對人類活動的影響上，就是遊牧區和農耕區的分界線逐漸南移。

再将這種氣候變化具體到唐朝，就是作為北方城市的長安因為溫度逐漸降低，作為糧食作物和飼料的植物種類、産量勢必會“潛移默化”地變少。也就是不知不覺之間，長安的生存環境、發展空間日益變得不利。而北方的遊牧民族則為了生存，不得不付出更加的成本和勇氣，向南侵占和遷移。唐宋之後，中原地區曾先後兩次被北方民族征服，并建立了元、清兩朝，其中的“風水”因素是不可忽視的。

而更有趣的是，長安在唐代達到了繁華與鼎盛的巅峰，也就是借助大唐盛世成就了自己的絕代風華。但自唐代以後，長安就再沒有機會成為國都。或許這也是“風水”在發力的緣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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