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FP/供圖 王小偉/制表

證券時報記者 曹晨 王小偉

12月初，首鋼股份開始籌劃作價58.59億元收購首鋼集團持有的北京首鋼鋼貿投資管理有限公司49%股權，這成為北京國企上市公司謀劃資本運作的最新案例。

與天津出現的國企大手筆跨域出讓控股權、謀求做大分母去杠杆的模式不同，北京國企改革沿着“合并同類項”路徑前行，在此基礎上，混合所有制改革、市場化選人用人和中長期激勵成為抓手。折射到A股公司，今年以來北京國企運作不斷，包括北京城鄉獲注北京外企100%股權、首創環保收購首創大氣、三元股份收購首農畜牧、王府井換股吸并首商股份、建工修複和菜百股份等成功IPO等，不一而足。

在業内人士看來，穩妥審慎是北京市屬國企改革的核心特點。有被訪者指出，“合并同類項”式混改有利于集中資源形成合力，推動産業升級與結構調整。同時也需提防出現“整而不合”的新問題，更需要創新能力的補位和機制的盤活。

北京國企改革動作不斷的背後，是部分企業近些年來業績承壓，數年前纾困易主國資的公司成為其中代表。而财務和業績問題的背後，往往也折射出更深層的問題。有業内人士認為，改革最重要的突破口應該錨定在建立完善的公司治理機制。

“合并同類項”式混改

近年來北方城市中，屬地國企混改最受市場關注的是天津。原因在于，各地國企混改進入快車道以來，天津速度尤為驚人。僅去年以來，從60個國企混改項目集中推介，到TCL科技集團摘得中環集團100%股權，天津國企混改動作接連不斷。其間出現的國企總動員、出讓控股權、跨省混改和異地合作等新特征，也被視為國企混改的天津模式。

同為北方地區重要城市，北京在國企改革方面的推進特征與天津迥異，表征之一在于北京國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相對穩妥審慎。

“相較于全國其他不少地方，北京在國企改革方面穩妥審慎。這說明，在國企改革三年行動承上啟下的關鍵之年，各地方案各具特色，體現出因地制宜的特征。”北京師範大學公司治理與企業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高明華接受證券時報記者采訪時表示。

王府井作為北京國企，今年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推進與首商股份的合并，這兩家公司均為首旅集團旗下知名商業零售企業，業态及地理分布都極為相似。因此，本次吸收合并，被市場解讀為能夠解決王府井與首商集團之間的同業競争問題，統一京津地區商業零售市場。

這并非孤例。2019年前後，北京市國資委方面就已經決定對北京國有資本經營管理中心與中關村股權交易服務集團有限公司實施合并重組，北京首都開發控股（集團）有限公司與北京房地集團有限公司也實施合并重組。此後，還出現了北京四家建築國企宣布合并，北京市基礎設施投資有限公司和北京市軌道交通建設管理有限公司實施合并重組等。

在這系列運作的背後，部分牽涉到上市公司。以京投發展為例，公司的控股股東為京投公司，後者還是多家A股上市公司的前十大股東，包括華夏銀行、京滬高鐵等。

光大銀行金融市場部宏觀研究員周茂華認為，北京國企改革具有穩妥審慎混改下“合并同類項”的特征。“這一方面是首都國有企業的特殊功能定位，國有企業在混合所有制改革方面的措施穩妥審慎；另一方面與北京的發展定位是打造政治、文化、國際交往和科創中心有關。”

高明華指出，“盲目推動不利于首都企業的定位。北京多數國有企業在公益性方面的功能更加突出，而天津不需要考慮首都功能，大部分競争類型企業改革可以用市場化手段解決，因此，市場化力度比北京國資改革更高。”

“北京國企改革要圍繞首都企業的定位進行，在服務保障首都經濟社會發展方面起到重要作用，包括疏解非首都功能，支持雄安新區建設以及推進京津冀地區協同發展等方面。這些都是相對于其他省市國企改革的特殊之處。尤其是随着有序疏解非首都功能的穩步推進,央企總部搬離北京的案例逐漸增多，對北京市經濟發展産生了一定影響，在此背景下，更需要北京市屬國企發揮更大作用，這與首都企業的定位相吻合。” 高明華表示。

穩妥審慎混改下“合并同類項”，對于公司而言，首先指向夯實龍頭地位與規模效應。

以京投公司與北京軌道公司的重組為例，北京國資委認為，這有利于充分發揮兩家企業在投融資和建設領域的經驗優勢和技術儲備，提升軌道交通投資建設管理水平；有利于統籌利用軌道交通産業資源，增強京投公司的投融資實力；有利于探索構建一體化運營模式，提高行業地位和影響力。

這種整合往往也被冠以資産注入預期。中國企業研究院首席研究員李錦認為，京投公司與北京軌道公司的重組，一方面有利于提高企業之間的資源整合與協同，另一方面，未來不排除旗下上市公司資産注入的可能。

周茂華指出，國企整合的北京模式，可以帶來四個方面的好處：一是優化國有經濟結構和産業布局，整合資源、避免重複業務下的低水平競争，形成一批具有國際競争力的企業；二是通過市場化資源整合，實現經營機制轉換，優化股權結構，完善公司治理，增強國有經濟活力、控制力和影響力，推動企業可持續發展；三是有助于企業制定精準戰略定位，完善企業上下遊産業鍊，提升整體競争力，更好地利用好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四是有助于提高國有資本配置效率，推動國有企業高質量發展。

不過也有業内人士對這種模式表示擔心。中國企業改革與發展研究會研究員吳剛梁對證券時報記者表示，推動同行業的國有企業重組與整合，可以改變國有資本分布過寬、過散、無序競争和同質化經營狀态，有利于集中資源形成合力，推動産業升級與結構調整，但在重組過程中要防止簡單地“合并同類項”，防止行政化“拉郎配”。要注重專業化重組，比如在合并過程中可以剝離非主業和非優勢産業，合并之後要相互融合，産生協同效應，否則會出現“整而不合”的問題，甚至導緻效益不好企業拖累效益好的企業。

從目前來看，這種混改模式做大了資産規模，但在運營效益方面的成績單有待數年後公布，并接受市場檢驗。

高明華表示，從央企重組案例看，簡單的合并同類重組，意味着在行業中更加強大，但缺少競争環境的企業很難進一步發展，要保持一定程度的競争是好事，合并同類企業要有限度，同時不能把國企追求擴大營收作為主要改革目标，而是要激活國企活力和效益發揮最大。

創新之辨

從全國各地所推進的國企改革來看，自主創新能力成為重要目标指向。

以上海為例，該市明确提出把握區域性國資國企綜合改革機遇，發揮國有企業在構建關鍵核心技術攻關新型舉國體制中的重要作用，以系統性創新謀發展，實現由要素、投資驅動向創新驅動的根本性轉變。

周茂華指出，這是時代背景帶來的新特征。“創新能力的激活，能夠帶動競争力、控制力、影響力和抗風險能力的增強。而國資在人才、資源等方面推動創新力提升具有優勢。”

北京對于創新力提升的需求同樣迫切。拆解來看，機制和人成為北京國資體系謀求創新的重要抓手。

北京國資系統人士王燦（化名）表示，北京國資方面已經部署推進在選人用人方面的市場化。“國企未來必然會加快推行職業經理人制度，企業管理人員也将推行競争上崗、末等調整和不勝任退出，以激發人才活力。”

王燦表示，北京為此已提出可量化的硬指标，并将研發投入強度納入國企負責人經營業績考核。其中包括，到2022年市屬企業研發投入年均增長不低于10%、工業企業平均研發投入強度達到3%、國企要聚焦“高精尖”産業開展核心技術攻關加快創新成果産業化等。

首鋼股份相關人士對證券時報記者表示，公司已經作出規劃，未來三年科技投入不低于3.55%。“公司自搬遷以來，由長材産比轉向高附加值闆材産品，公司計劃是，未來三年科技投入占營收比重已經被列入業績考核範圍内，未來将繼續向高端産品研發發展。”

王燦認為，這些硬指标直指北京國企痛點。

Wind數據顯示，目前實際控制人為北京市國資委的A股上市公司超過20家，以去年年報為基準，22家上市公司研發費用總和43.66億元，總營業收入為2854億元。從研發營收比指标來看，除了大豪科技等少數公司超過10%之外，同仁堂等公司圍繞2%及以下波動，金隅集團、全聚德等公司占比均小于1%。而從研發投入增速看，除了京城股份、首創環保等實現了兩位數增長外，包括大豪科技、昊華能源等部分公司錄得負數。

對此，王燦指出，這一方面是由于行業的不同，研發投入有所差異；另一方面，與創新型民營主體相比，北京國企研發投入相對較弱的現象确實也不是個例。

不過也有被采訪者将背後原因指向了機制問題。“任何企業想要發展都要進行創新，創新研發失敗的可能性很大。對于國有企業而言，創新投入的過程也面臨着由失敗帶來的國資流失的質疑，這些問題帶來國企研發創新動力不足，根本上需要從制度上建立适當的容錯機制。”高明華對記者分析說。

動力不足一方面源于多重監管帶來的“負效應”。高明華直言，國企的治理層級很多，包括黨委會、董事會、股東會以及經理層，外部也接受政府等相關職能部門的監管，因此不可避免出現多重監管導緻職責不清，體現在國企的決策效率不高。

另一方面來自于激勵制度的不足。周茂華建議，國企可以靈活開展多種方式的中長期激勵，用足用好股權和分紅激勵、股票期權、超額利潤分享等，都是破解痛點的好方式。他建議，可以探索企業員工以科技成果出資入股，鼓勵從事新産業、新業态、新商業模式的國企，按照風險共擔、利益共享原則，實施跟投。

王燦認為，目前迹象表明，在解決前述問題方面，北京國資系統正在加速破題。“以今年發布的市國資委授權放權清單為例，在業績考核與薪酬管理方面，明确支持市管企業所屬企業選聘職業經理人并實行市場化薪酬分配制度，開展股權激勵等，這無疑是一個積極信号。”

挑戰仍存

根據北京市國企改革規劃，到2022年，力争每家競争類企業至少控股1家上市公司，競争類企業資本證券化率提升到60%以上。基于此，除了穩慎推動有條件的競争類企業進行市場化兼并重組之外，部分公司也加快了IPO步伐。今年以來，包括建工修複、菜百股份等北京國資系公司成功IPO。

王燦認為，無論是北京式的“合并同類項”，還是天津式的出讓控股權，混改都可以視為地方國有企業改革的重要突破口。同時，不少地方國企也都在通過上市、提高證券化率來推動各項改革，從“管企業”為主的監管方式轉變為“管資本”。

“我的建議是積極推動混改之後的國企上市。” 吳剛梁對證券時報記者表示，“新一輪國企改革與股改時代不同的一點是，不少國有企業是先混改、搞完員工持股之後再IPO。這樣做可以避免企業上市之後一股獨大，有利于優化股權結構，也有利于調動管理層的積極性。”

不過在證券化率提升的B面，也有部分北京市屬或者區屬國企近些年來的業績承壓。

根據證券時報記者梳理，包括京城股份、京能置業、北京城鄉、凱文教育、全聚德、電子城、金一文化、三聚環保、東方園林、京能電力、北汽藍谷等公司，都在今年前三季度出現淨利潤虧損，其中北汽藍谷虧損額度超26億元，在北京國資系A股公司中墊底。

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北京國資公司的業績承壓，與數年前國資纾困有一定的關系。2018年，部分民營上市公司面臨流動性危機和高比例股權質押，多地國資開啟了纾困大潮，有些公司在纾困中久旱逢甘霖，也有部分公司在迷惘中燈火下樓台。北京國資也在此間接盤多家A股公司，不過從近年來業績表現來看，彼番纾困雖然階段性緩解了民資企業流動性危機，但是目前依然難言徹底恢複元氣。這也導緻包括東方園林、金一文化、三聚環保在内的新晉北京國資系公司，依然沒能擺脫虧損的泥淖。

甚至個别公司出現爆雷現象，最為典型的是昊華能源，由于2015年的一起并購，導緻公司自2015年起合并口徑資産虛增28億元、少數股東權益虛增14億元，當年歸母淨利潤虛增14億元。

有業内人士認為，财務和業績問題的背後，往往能夠折射出更深層的問題。高明華指出，國企改革最為重要的突破口，就是要建立完善的公司治理機制。“公司治理包括投資者權益保護、董事會治理、企業家能力、财務治理、信息披露、高管薪酬、社會責任以及政府監督等諸多方面，這些方面均直接影響着國企改革的成效。”

王燦也認同上述觀點，他認為，“公司治理結構很重要，但完善公司法人治理機制更為重要。比如不少地方的國企改革都在引入戰略投資者，這期間就要注意他們需要有能力參與公司治理，為企業長期發展和優化起到積極作用，這樣才能真正保障國有資産持續增值。”

不過，在高明華看來，把國有資産增值最大化當成國有企業改革的目标，也不可一概而論。“國有資産屬于全民所有，這就決定了國有企業改革的目标是國民福利最大化，國有企業發展混合所有制以及追求國有資本增值，隻是實現國有企業改革目标的手段。這意味着，并不是所有的國有資産都應成為資本，成為資本從而實現增值的隻能是國有資産的一部分，用于發展混合所有制的國有資産就應當是資本，應該按資本屬性來運營和發展。”高明華強調，“要重視國有資本和民營資本的平等保護和共同增值，而不是單獨強調國有資本的保護和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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