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禹錫是中晚唐時代的重要作家，政治上的永貞革新和詩歌界的詩豪美名共同鑄就了劉禹錫的雄直形象。研究者多關注他的詠史詩、現實詩、樂府詩等，而其唱和詩也是構成他文學圖景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尤其是寶曆二年（826）到他去世的會昌二年（842），即55歲到71歲的晚年，他的詩歌創作中将近70%都是唱和詩。劉禹錫晚年以詩酬唱的朋友圈包括白居易、元稹、柳宗元、牛僧孺、李德裕、令狐楚、窦常等文壇、政壇翹楚。其中，62%的唱和作品是與同齡人白居易的酬和。故下文以劉白唱和為線索來梳理。

寶曆二年55歲的劉禹錫和白居易初次相見，在這之後唱和詩交流日漸頻繁。雖然早在元和五年劉白已經開始唱和，但數量非常少，平均一年不到一組。寶曆二年冬，劉禹錫結束了二十多年的貶谪生涯，與白居易在揚子津首次相遇。白居易對劉禹錫前半生的貶谪充滿不平和同情，“詩稱國手徒為爾，命壓人頭不奈何……亦知合被才名折，二十三年折太多”（《醉贈劉二十八使君》）。劉禹錫共鳴誕生了名篇《酬樂天揚州初逢席上見贈》，前半感歎“巴山楚水凄涼地，二十三年棄置身”的悲怆，後半引吭“沉州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的高歌。黃鐘大呂的豪邁使白居易三年後記憶猶新贊不絕口，“‘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之句之類，真謂神妙，在在處處，應當有靈物護之”（《劉白唱和集解》），并據此類作品總結出劉禹錫詩歌的風格：“彭城劉夢得，詩豪者也。”“詩豪”一評遂成為後世評劉禹錫詩風的定論。如宋人邵博已指出“詩豪，白樂天目夢得雲”（《邵氏聞見後錄》卷一九）。當白居易回顧與劉禹錫的唱和曆程，“其鋒森然，少敢當者，予不量力，往往犯之”（《劉白唱和集解》），确認了劉禹錫在創作和友情上對自己的重要意義，這就是流傳後世的“劉白”并稱。對此，正史和詩評家言之鑿鑿，早有定論：“（元稹）卒，（白居易）又與劉禹錫齊名，号‘劉白’”（《新唐書·白居易傳》）；“大曆後詩，夢得高于文房，與白傅唱和，故稱‘劉白’”（沈德潛《唐詩别裁》卷一五）；“人與樂天并稱，緣劉、白有《唱和集》耳”（沈德潛《說詩晬語》卷上）。可見，唱和詩對于劉白這對詩友的意義是何等重要。

從寶曆二年（826）到大和五年（831），劉白足未出兩京，在宴飲歡聚、餞送酬贈的唱和中，劉禹錫以詩豪為底色的心态和詩風開始逐漸接受白居易的影響，有意識地收斂鋒芒，趨向閑适。當白居易以自創的“中隐思想”為指導，分司洛陽閑官：“昔時蹙促為遷客，今日從容自去官……塵纓世網重重縛，回顧方知出得難。”（《長樂亭留别》）劉禹錫受到觸動，也有心步其後塵：“九霄路上辭朝客，四皓叢中作少年……洛陽舊有衡茆在，亦拟抽身伴地仙。”（《刑部白侍郎謝病長告改賓客分司以詩贈别》）兩京的唱和詩作以閑适的生活、調笑快樂的基調開始侵蝕劉禹錫的豪壯之氣。

大和五年，白居易前半生的摯友元稹去世，劉禹錫也受到炙手可熱的牛黨排擠而出朝，外牧蘇、汝、同三州。雙方同時受到的打擊促成了劉白晚年互為“排他式知己”的契機——“同年同病同心事，除卻蘇州更是誰？”（《寄劉蘇州》）由于政治上的失望和苦悶，曾經堅強豪邁的劉禹錫在60歲的晚年逐漸更加堅定地接受白居易閑适隐居的思想：“終期抛印绶，共占少微星。”（《贈樂天》）“莫嗟雪裡暫時别，終拟雲間相逐飛。”（《醉答樂天》）“煙波洞庭路，愧彼扁舟人。”（《到郡未浃日登西樓見樂天題詩因即事以寄》）劉禹錫倔強豪邁的詩風雖然并未完全消解，但隻偶有發聲。《樂天寄重和晚達冬青一篇，因成再答》運用了詩豪式的語調高歌出不向命運屈服的奮進之音：“東隅有失誰能免？北叟之言豈便誣？振臂猶堪呼一擲，争知掌下不成盧？”當時李黨暫處下風，劉禹錫用塞翁失馬焉知非福的典故激勵李黨振奮精神，振臂一呼，以待運轉。清人何焯贊歎劉禹錫至老不衰的頑強勁頭：“夢得生平可謂知進不知退矣。”

大和五年底（831）到大和九年（835）的四年間，劉禹錫輾轉蘇、汝、同三州，與閑居洛陽的白居易較少宴飲遊賞，所以唱和詩風在閑适情調中融入了友情的溫度。劉禹錫《秋夕不寐寄樂天》：“何人谙此景？遠問白先生。”白居易《酬夢得秋夕不寐見寄》：“何言千裡隔？秋思一時生。”人雖遠隔南北，情卻不分西東，這份友情在互訴衷腸般的輕言慢語中透露出重于千鈞的深沉，且隻限于雙方。又如白居易《立秋夕有懷夢得》：“夜茶一兩杓，秋吟三數聲。所思渺千裡，雲外長洲城。”劉禹錫《酬樂天七月一日夜即事見寄》：“外物豈不足，中懷向誰傾？秋來念歸去，同聽嵩陽笙。”脈脈友情溫暖着兩個知交的心靈，這種溫暖甚至已經演變為互相依靠的一種慣性力量：“獨吟誰應和？須寄洛陽城”（劉禹錫《冬日晨興寄樂天》）；“詩成遣誰和？還是寄蘇州”（白居易《初冬早起寄夢得》）。人生的晚年，政治的困境，重重的壓力下，劉白最有溫度的友情，在唱和詩中彌漫着馨香。

也正是這種慣性，與劉禹錫倔強和剛強的性格發生了最後的交鋒，帶來劉禹錫最終出處矛盾的抉擇：“背時猶自居三品，得老終須蔔一丘。”（劉禹錫《酬樂天見寄》）“還思謝病吟歸去，同醉城東桃李花。”（劉禹錫《郡齋書懷寄河南白尹兼簡分司崔賓客》）這一受白居易影響而産生的退隐優遊卒歲的念頭與秉性中“願托扶搖翔碧虛”的矛盾，在大和九年的政局動蕩——甘露之變後順其自然而化解，劉禹錫出處的搖擺、創作的轉向最終塵埃落定，而與白居易合流——分司洛陽，閑散至終。

甘露政變後，從開成元年（836）到會昌二年（842）去世，劉禹錫在洛陽和白居易、裴度、令狐楚、李德裕頻繁唱和，集中呈現了詩酒賞玩、歎老調笑的晚年生活。在洛陽，劉禹錫與白居易、裴度等核心詩友們過着悠閑的半隐居式生活，因此多有詩酒宴集和酬和賞玩之作。比如開成元年劉禹錫一回洛陽，就迫不及待要和老友們詩酒歡聚，正巧裴度的别業綠野堂剛建成，三人縱享會聚之樂。《自左馮歸洛下酬樂天兼呈裴令公》：“新恩通籍在龍樓，分務神都近舊丘。自有園公紫芝侶，仍追少傅赤松遊。華林霜葉紅霞晚，伊水晴光碧玉秋。更接東山文酒會，始知江左未風流。”劉詩将裴度比作謝安，又盛贊他們的宴會比謝安的江左風流有過之而無不及。白居易《喜夢得自馮翊歸洛兼呈令公》：“上客新從左輔回，高陽興助洛陽才。已将四海聲名去，又占三春風景來。甲子等頭憐共老，文章敵手莫相猜。鄒枚未用争詩酒，且飲梁王賀喜杯。”白居易對“甲子等頭”的老友歸來表達了熱烈歡迎，終于可以朝朝暮暮相伴，對于劉白來說意義重大，“文章敵手莫相猜”即以詩相互唱和交流甚至比拼的知己非對方莫屬。開成二年，劉、白、裴等又于三月三日修禊洛濱，“群賢勝會稽”，賦詩遊樂，“墨客競分題”，盛況堪比蘭亭。

走向人生終點的六年，劉禹錫最終完成了晚年思想和詩風的轉變。如白居易《題酒甕呈夢得》：“若無清酒兩三甕，争向白須千萬莖……更拟共君何處去？且來同作醉先生。”劉禹錫《酬樂天偶題酒甕見寄》：“門外紅塵人自走，甕頭清酒我初開……何幸相招同醉處，洛陽城裡好池台。”淺近直白的語言，歎老遊宴的主題，閑适無奈的心态，不僅共同築牢了“劉白”的并稱，劉禹錫的形象也在晚年悄然徹底改容。又如白居易《晚夏閑居絕無賓客欲尋夢得先寄此詩》：“無人解相訪，有酒共誰傾？老更谙時事，閑多見物情。隻應劉與白，二叟自相迎。”劉禹錫《酬樂天晚夏閑居欲相訪先以詩見贻》：“酒醅晴易熟，藥圃夏頻薅。老是班行舊，閑為鄉裡豪。經過更何處？風景屬吾曹。”劉禹錫對白居易的回應，題旨重複、辭藻雷同、思想相近，可見劉禹錫與白居易的全面合流。

在最後一個時期，劉禹錫和白居易視對方為排他式知己，“唯君比萱草，相見可忘憂”（《贈樂天》）。白居易也惺惺相惜：“借問萱逢杜，何如白見劉？”（《酬夢得比萱草見贈》）萱草和杜康的消憂解悶，終不及同年同白頭的歲月沉澱。在隐逸式的閑居狀态下，劉禹錫既消解了豪壯的心性，又通過反複吟寫将晚年的詩風改轍為“閑适”，而這正是白居易詩風影響的體現。

總之，劉禹錫晚年主要創作唱和詩，以歎老調笑、閑适遊賞的日常生活為内容，不再如以往關注時政刻意諷刺。“詩豪”形象的消解既是中晚唐時政大潮的客觀裹挾，也是他出處思想的主觀選擇。而劉禹錫晚年從出處選擇到精神思想、從詩歌形式到詩歌風格的選擇和轉變都與他最主要的詩友白居易有密切關系。正是與白居易的唱和詩，潤物細無聲地影響了劉禹錫人生心态和創作風格的改變，這個改變既屬于劉禹錫個人，也預示了晚唐時代的到來。（作者：趙樂，系内蒙古元代文學研究基地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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