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2012年至今的十年時間中，中國經濟經曆了從高速增長邁向新常态的換擋，國有、民營、外資三駕馬車在經濟的起伏中保持了增長的韌性，民營經濟在GDP中的占比從50%上升至60%以上，并貢獻了五成以上的稅收、七成以上的技術成果以及八成以上的城鎮勞動就業崗位。

在規模增長之外，十年時間中，民營企業在起伏的經濟中發生了何種變化，遇到了何種問題，是否尋找到了前進之途，其脈絡和解答或許就藏在龐雜、詳實的數據和案例之中。

文/劉貴浙

受益于勞動力總量下降、經濟整體平穩的宏觀環境，十年來城鎮私營單位工資、農民工月均收入等各項收入均保持穩定增長。但經濟增速下台階，在這些市場化程度最高的領域，工資增長也受到影響，增速明顯放緩。相比之下，同期财政支出和城鎮國有單位工資依然保持着剛性增長，從而導緻私營、非私營單位工資差距自2015年起重新開始拉大。

一、 出台多項政策，完善收入分配制度

這十年，國家繼續推進改革開放，放寬對民資和外資的市場準入，推進放管服改革，實施大規模減稅降費，持續釋放經濟活力，由此帶動就業規模和工資收入水平的持續提升。這十年，國家打破勞動力市場藩籬，推進戶籍制度、土地制度改革，提高勞動力等要素市場流動性，提高要素配置效率，有效降低收入差距。

（一）改革工資決定機制，優化收入分配結構

十年來，國家繼續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優化收入分配結構；出台多項政策治理拖欠農民工工資問題；改革國有企業工資決定機制，規範國有企業分配秩序，健全監管體制；完善市場體系建設，推進勞動力等要素市場化改革（見表1）。

2013年《關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幹意見》繼續完善初次分配機制，建立健全促進農民收入較快增長的長效機制，建立由發展改革委牽頭的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部際聯席會議制度，明确重點工作分工。2019年國務院成立根治拖欠農民工工資工作領導小組，進一步加強對根治拖欠農民工工資工作的組織領導和統籌協調，維護廣大農民工合法權益，同年發布《保障農民工工資支付條例》。2020年以來關于要素和市場體系的三份重要文件旨在打造統一的要素和資源市場，健全統一規範的人力資源市場體系，促進勞動力、人才跨地區順暢流動。

（二）推進戶籍和土地制度改革，縮小城鄉與地區收入差距

這十年，國家深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全面降低落戶标準，便利人口跨地區和從農村向城市的遷移，提高勞動力市場流動性，提升勞動力市場效率。2014年《國務院關于進一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的意見》提出“統一城鄉戶口登記制度，全面實施居住證制度”。

2016年1月，《居住證暫行條例》施行，“居住證”從此全面代替了“暫住證”。2019年中辦國辦《關于促進勞動力和人才社會性流動體制機制改革的意見》要求，“全面取消城區常住人口300萬以下的城市落戶限制，全面放寬城區常住人口300萬至500萬的大城市落戶條件。”各地根據國家政策，出台當地的戶籍制度改革方案或意見。目前，除少數超大特大城市外，多數城市制定了更加寬松的落戶政策。各地還對與戶籍挂鈎的政策進行清理，減少不同身份背後的福利差距，逐步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

這十年，國家推進土地制度改革，落實農民對土地的權利，提高農民來自土地的收入，特别是财産性收入。2016年中辦國辦《關于完善農村土地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分置辦法的意見》将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分為承包權和經營權，實行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分置并行，穩定農民的土地承包權，保護經營主體的土地經營權，便利農地流轉，促進規模化經營，提高土地效益，為将土地承包權流轉出去的農民增加了财産性收入。

二、持續經濟增長帶動工資收入穩步提高

工資是勞動力的價格，和其他價格一樣，決定工資最重要的兩個因素是勞動力的供給和需求。前者由人口結構決定，後者由經濟增長決定。由于人口結構中短期内難以改變，可以說，工資增長是經濟增長的結果，沒有經濟增長作為基礎的工資和收入增長都是不可持續的，改革開放以來收入水平的大幅提高正是來自持續的經濟增長。

（一）勞動力供給達峰，工資增速超過經濟增速

十年來，中國經濟穩定增長，帶動工資持續增長。2012年人均國内生産總值為39771元，城鎮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平均工資28752元，城鎮非私營單位平均工資46769元；2021年分别增長至80976元、62884元、106837元（見表2），分别增長了103.6%、118.7%、128.4%。

工資增速略超過經濟增速，原因很大程度上來自勞動力的供給側，即人口和勞動力總量見頂。十年來，隻有總人口和農民工數量略有增長，勞動年齡人口、勞動力、就業人口均有所下降。2008年前後，我國勞動力供需情況逆轉，一方面農村剩餘勞動力轉移基本完成，另一方面六十年代生育高峰期出生人口步入退休年齡，人口老齡化加速。此後，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超過人均GDP增速，住戶部門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也從2008年最低的57.0%提高到2019年的61.4%。

（二）東部、中部地區，金融、信息行業私營單位工資增速較高

從各地區看，以2012年為基數，至2021年，東部、中部、西部、東北地區城鎮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平均工資分别增長120.7%、121.8%、106.8%、91.2%；同期，城鎮非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平均工資分别增長132.1%、113.2%、126.3%、113.0%。除中部地區外，其他地區私營單位工資增速均低于非私營單位；東部、中部地區私營單位工資增速高于西部、東北地區；由于東北地區私營單位工資增速較慢，地區之間私營單位工資差距有所擴大，但地區之間私營單位工資差距略小于非私營單位。

從各行業看，2012-2021年，金融業、信息傳輸/軟件/信息技術服務業、電力/熱力/燃氣/水生産和供應業城鎮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平均工資漲幅靠前，水利/環境/公共設施管理業、農林牧漁業、房地産業私營單位工資漲幅靠後。受管制較少、對民營經濟開放程度較高、民間就業活躍的行業，私營與非私營單位工資差距較小。

從規模以上企業分崗位就業人員來看，2013-2021年，私營單位中層及以上管理人員、專業技術人員、辦事人員和有關人員、社會生産服務和生活服務人員、生産制造及有關人員年平均工資分别增長80.2%、90.9%、76.5%、69.5%、68.9%，專業技術人員工資漲幅較高，社會生産服務和生活服務人員工資漲幅靠後。

從城鎮單位的登記注冊類型來看，2010-2014年間，私營單位工資增速與港澳台商投資、外商投資這些體制外單位同處最高行列；而2015年以來，國有單位工資增速躍居最高，私營單位增速降至最低行列。

（三）東部地區、制造業農民工收入增速領先

這些年，各區域農民工月均收入增速的差異很小，因此地區收入差距變化不大。在2008-2015年間增幅最大的東部地區2015年比2008年收入增長了137.6%，增幅最小的中部地區同期增長了128.9%，7年時間收入差距擴大不到4%。在2016-2021年，增幅最大的東部地區2021年比2016年收入增長了38.6%，增幅最小的東北地區同期增長了24.5%，5年時間收入差距擴大11.3%。

農民工就業集中的六大行業（制造業、建築業、批發和零售業、居民服務修理和其他服務業、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住宿餐飲業），10年間月均收入增速略有不同，但差異不大。增幅最大的制造業10年間增長了78%，增幅最小的住宿和餐飲業同期增長了54%，增速最快和最慢的行業間，收入增速差距僅擴大了16%。

從絕對數來看，受益于快遞行業的發展，這些年月均收入最高的行業一直是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2013-2016年間，收入最低的行業是居民服務修理和其他服務業，2017-2021年間則是住宿餐飲業。收入最高行業和最低行業之比在1.30-1.43間波動。

農民工在各行業的收入差距不大，這些年各行業收入差距的擴大也較小，各地區農民工收入差距和收入差距的擴大則更小。各地區之間的收入差距反映了當地的生活成本、相對發展态勢，也受勞動力市場流動性的影響。在農民工輸出的三個地區中，東北地區的農民工，外出的比例最低，外出中跨省的比例最低，這些因素一定程度上壓低了東北地區的農民工收入。

農民工勞動力市場可以說是全國規模最大、同質性最高、流動性最好和受管制最少的市場，這些因素都有助于降低行業間、地區間的收入差距。

（四）各地最低工資标準穩步上調

這十年，各地少則一年、多則四年即上調最低工資标準。其中，上海除在2020年之外，每年均上調最低工資标準。因受疫情影響，2020年隻有福建、廣西、青海三個地區上調了最低工資标準。不出意外，2020年也是除受金融危機沖擊的2009年之外全國平均最低工資标準增速最慢的年份。2021年則有多達22個地區上調了最低工資标準。

全國各地最低工資标準最低檔平均數從2012年的933元增長至2021年1690元，增長81.1%。從絕對數來看，2021年全國各地最低工資标準最低檔平均數略高于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各地區最低工資标準最低檔平均數年均增速超過最高檔平均數年均增速，2007年以來最低檔平均數每年增速持續15年高于最高檔平均數增速，體現出最低工資标準各檔差距在持續縮小。而且，近年各省内最低工資擋位設置整體呈現減少趨勢，青海、西藏已經實現全區一檔。

主要各項工資和收入的增速均超過了最低工資标準提高的速度，這也符合經濟學界對最低工資标準的主流判斷。經濟學界普遍認為，最低工資增速不宜超過經濟增速和收入增速，否則一方面加大企業特别是中小企業及服務業等勞動密集型行業的經營壓力，特别是在經濟下行時期，最低工資标準無法及時調整以适應嚴峻的經濟形勢——最低工資标準自出台後從來沒有降低過，隻有在困難時期延緩提高；另一方面收入最低的群體将被超過其收入水平的最低工資排斥出勞動力市場，導緻最低工資傷害其最想保護的最低收入群體。

三、經濟增速下台階，工資收入差距重新擴大

“十二五”和“十三五”期間，城鎮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年平均工資年均增速分别為13.8%、7.8%；非私營單位分别為11.2%、9.4%。以2012年為基數，至2021年，人均GDP名義複合增速為8.2%，城鎮私營單位平均工資複合增速為9.1%，城鎮非私營單位平均工資複合增速為9.6%。

在2010-2014年間，由于城鎮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年平均工資增速比非私營單位高，所以私營單位與非私營單位工資差距明顯收窄。但2015年以來，私營單位工資增速落後于非私營單位，兩者工資差距開始拉大，其中東北、西部差距擴大程度高于全國平均水平，中部、東部差距擴大程度低于全國平均水平。2020年由于非私營單位工資增速降幅較大，兩者工資增速基本持平。2021年私營單位工資增速再度落後于非私營單位工資增速，2020-2021年兩年平均增速私營單位仍落後于非私營單位，這一趨勢自2015年以來已持續7年，導緻私營單位工資占非私營單位工資比重從2014年高峰時的64.6%降至2021年的58.9%。

除了城鎮私營單位和非私營單位的工資差距擴大，農民工收入增速也在掉隊。2015年以來農民工月均收入年均增速為6.7%，相比之下，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速為8.8%，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速為8.0%，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速為8.8%，城鎮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工資年均增速為8.1%，城鎮非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工資年均增速為9.9%。在2010-2014年間農民工月均收入年均增速則高達15.1%，和農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城鎮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年平均工資同處增速最高行列。與其他各項收入數據相比，2015年以來農民工收入增速下滑幅度更大，2015-2020年的6年中農民工收入增速每年都是最低。

如前所述，工資是經濟增長的結果，最市場化的農民工收入、城鎮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工資增速均跟随GDP增速的放緩而下滑。而非市場化的城鎮國有單位工資在2014年以後較少受到經濟增速下台階的影響，隻有在最近兩年疫情帶來的财政壓力下增速有所放緩。國有單位工資增速變化和财政支出增速的變化模式非常相似，在2015-2019年間繼續大幅增長，隻有在2020-2021這兩年增速才放緩，體現了财政支出和國有單位工資的剛性特征。

四、重振民營企業發展信心，促進就業與工資持續增長

衡量工資和收入水平的指标，一方面看絕對值，一方面看分配的公平性。收入絕對值既跟随經濟增長而水漲船高，也要看初次分配中勞動者獲得的份額；而勞動者之間收入的公平性主要由勞動力市場的流動性決定。自由市場中，資本、技術、企業家精神帶來的超額利潤是暫時的，由此帶來的更大益處，一方面通過降低産品和服務價格、提高質量惠及消費者，一方面通過對勞動力的競争以提高工資的形式惠及勞動力。所以，提高工資的根本在于發展經濟。而如果勞動力的自由流動不受阻礙，則自然會弭平不合理的收入差距。

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人均收入水平無論是絕對數、扣除物價因素之後的購買力還是在世界的排名都有大幅提高，但收入水平整體依然不高，特别是近年來工資增速跟随經濟增速下滑，根本原因是經濟發展受到抑制，未達到中國經濟可實現的潛力。要想繼續提高工資水平，需要破除制約經濟發展的種種障礙，促進經濟增長，才能不斷擴大就業規模、提高工資水平。

在企業、政府、住戶三大部門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中國住戶部門占比隻有60%左右。而在GDP構成中，中國的最終消費支出占GDP的比例也不足60%。消費依賴于收入，住戶部門的收入占比較低，自然消費占比不高。要提高住戶部門分配占比，不能僅靠勞動力規模減少被動帶來的勞動者博弈地位提升，更需要降低稅費負擔、放寬市場準入、縮減國有部門，改善初次分配格局。

我國工資和收入差距主要來自城鄉差距、地區差距、體制内外差距，其中，城鄉收入差距最大；而地區收入差距中不少是源自城鎮化率差異，本質上其實是城鄉差距。決定工資差異的重要因素是勞動力市場的流動性。我國勞動力市場被各種因素人為分割，人口的自由流動、自由遷徙受到限制。提高勞動力市場流動性的關鍵在于打破限制勞動力流動的障礙。尊重經濟發展規律、轉變城市化發展觀念，深入推進戶籍、土地改革，能夠有效縮小城鄉、地區收入差異。

民營企業是吸納就業的主力軍，承擔80%以上的城鎮勞動就業，而民營企業的工資水平整體不高。近年來民營企業發展環境有所惡化，民營企業發展動力減弱，吸納就業能力和工資提升幅度都有所停滞。要想繼續提高民營企業的工資水平，需要穩定民營企業發展預期，提振民營企業發展信心，給予民營企業更大的發展空間和盈利空間，才能夠惠及民營企業員工的工資收入增長。

（作者系大成企業研究院高級研究員）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