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國家，一個社會，總是有相對比較重要的原則的，這樣的原則指導着社會的價值取向，決定着每個人的财富方向。

價值取向就是處理各種矛盾、沖突、關系時所持有的立場和态度。财富的方向就是做什麼才能取得好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通俗來講，價值取向就是鼓勵什麼、反對什麼；财富的方向就是做什麼能賺錢，而且可持續。

從大的方面來說，三對主要矛盾是公平與效率、規範與搞活、集權與放權。因為這三對主要矛盾涵蓋的範圍比較廣，要求站位比較高，我就以我多年咨詢策劃的經曆，談些個人看法，希望能夠抛磚引玉，實現比較深入地思考。

我一貫倡導策略比戰術重要，方向比努力重要。這一點，在房地産市場同樣适用。知道為什麼做，比做什麼重要，能夠舉一反三；知道了方向，才能走在正确的道路上，越走離目标越近。

關于公平與效率，大家耳熟能詳。但以自己作為行動指南，就不那麼容易了。公平與效率，看起來是國家層面掌握的，其實與我們每個人密切相關。

圖片源于網絡

從改革開放至今，大體經過了“效率優先，兼顧公平”、“效率與公平并重”、“公平與效率并重，更加注重公平”的演變。

1993年，中央在确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文件中提出“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分配原則。

2002年，十六大提出“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

2007年，十七大強調，“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顧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

2012年，十八大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顧效率和公平”。

2017年，十九大進一步提出“必須多謀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憂，在發展中補齊民生短闆、促進社會公平正義”。

“效率優先，兼顧公平”時期，最好理解的一句話是：讓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鼓勵先進，拉開收入差距。一些地區一些人抓住了機遇，率先緻富。為什麼他們能夠抓住機會？一是因為窮則思變，二是信息靈通，三是社會交往多。所以，他們能夠嗅到商機，把握先機。

“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很明确的一點就是縮小收入差距、縮小城鄉差距和東西差距。我們感受最深的就是扶貧攻堅。最近幾年農村變化很大，采暖用上了天然氣，生活用水用上了自來水，廁所進行了改革，鄉級道路進行了提升，村裡的街道進行了路面硬化并且有了專職衛生員。

明年是又一個五年，預測會将“促進社會公平正義”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縮小貧富差距将成為重中之重。

縮小貧富差距，也是凱恩斯經濟學研究的範疇。認為，自由競争的市場經濟導緻了嚴重的财富不均，從而引發尖銳的社會矛盾。這個時候，有必要發揮“看得見的手”作用，平衡和調節經濟運行出現的重大結構性問題。調節的主要手段主要有：價格、稅收、信貸等。

對于房地産市場以及高房價，已經開始了平衡和調節。熱點城市已經推出了一手房、二手房指導價格，房産稅已經是箭在弦上，信貸已經在收緊。

規範與搞活，是相輔相成的，是公平與效率總原則下的策略主張。

注重效率的時期，一定是要搞活的。凡是有利于經濟發展的，都是大力鼓勵的。于是，我們看到各種經濟體蓬勃發展，期間免不了産生了很多灰色地帶。在發展經濟的前提下，可上可不上的，就上；可進可不進的，就進。

如今，注重公平的時期，規範就成為了重要任務。當然，公平和規範，并不是犧牲應當有的效率和搞活，必然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規範示意圖

規範，對于城市發展和企業發展同樣重要。

關于城市發展，我們也看到了，最近對于土地出讓金的規範，是當前熱點。 去年以來，進一步規範了誰做事誰出錢。過去是地方攤子鋪得太大，債務壓力大，基本依靠土地财政和發債（地方債和專項債）專項債主要靠非稅收入（土地出讓金）償還。現在土地出讓金劃歸稅務部門，相當于将地方的表外全部收歸表内，再深的話這裡就不多說了。

關于企業發展，馬老師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注重效率時期，馬老師有很多創新做法，上面是鼓勵和支持的，并給了很多優惠政策，才發展成了重要的互聯網公司，改變了全國老百姓的購物習慣。現在發展大了，就應該做規範的表率，擁抱監管。規範與監管，是互聯網公司可持續發展的兩大主題。

搞活與規範，是事物發展壯大中不同階段的必然選擇。

房地産市場也同樣如此。近兩年來，首先是對于開發企業的規範，“三道紅線”首當其沖。頭部企業也必須改善經營，降低債務壓力，也必須向馬老師那樣，主動擁抱監管。

沒有規範，沒有良性的市場環境，就不可能實現可持續地搞活。這樣的辯證關系，無論是城市發展還是企業發展必然要搞明白。由于自身的利益訴求和競争需求，往往會突破限制，試探監管，這就需要“有形的手”進行幹預和調節。

當主要矛盾是搞活時，寬容度就大些，自由度就大些；當主要矛盾集中在規範時，就收緊約束，讓條條框框規範行為。

很明顯，現在以及今後相當長一段時間，規範是主題。對于房地産市場來說，“穩地價，穩房價，穩預期”就是規範的主要内容。

集權與放權，對應着規範與搞活，也對應着計劃與市場。集權意味着基層自由度減小，但會在更多大範圍内實現規範經營管理，也意味着更多的公平。放權則相反，其結果是承認個體差異，體現在收入方面，就有很大差異。

集權與放權也是不同發展階段的必然選擇，也是不同發展體制的選擇，各有優勢。

對于城市經營和企業經營來說，也是如此。

城市與發展

據了解，電力系統的市級公司财權已經上移到省級公司。最近我們看到的土地出讓金的管理權已經不在市級。這些改變已經在釋放着某種信号，值得琢磨。

房地産市場的集權與放權，體現得也很明顯。土地出讓集中管理，房貸集中管理，等等，都在強調集中。集中除了體現規模優勢，也在釋放規範的信号。

住房的保障體系，是集中管理，就是一種規範效應。從去年開始，加大保障房建設力度，深圳是人才安居工程，北京是共有産權房工程，都已經成規模成建制。保障體系，在未來的住房結構中，将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成為穩房價的重要依托。

可以預見，在民生領域，計劃的成分會越來越大，以促進社會公平和正義。

例如，房子是用來住的，明确了住房的生活資料屬性，明确了民生保障，逐步剝離金融屬性，使炒作沒有了空間。

例如，幼兒園将更多體現保障功能，減輕孩子教育、養育負擔。某市正在倡導民辦幼兒園轉公辦，正是适應了這種形勢。

某些發達國家也不是任何領域都是市場的力量，如英國在關系國民經濟命脈的領域，仍然是公辦為主；如新加坡在民生住房領域，保障房是主要力量。

2019年深圳再被賦予新時代使命，建設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我認為，保障房建設是深圳的重要任務，深圳的商品房價格不可能向香港看齊，這是應該明确的。我們的思路一定要正确。之前我也發過類似文章，如：房地産下半場思考：未來十年買房不再是老百姓的最佳财富增值通道

綜合來看，現代社會的三對主要矛盾：效率與公平、規範與搞活、集權與放權，關系着城市發展和企業經營，也關系房地産市場未來的走向，也關系着每個人的價值取向和财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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