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紅樓夢》裡，寫寶玉挨父親打，“每打的吃疼不過時，他便姐姐妹妹亂叫起來……”别人問為什麼，“他回答的最妙，他說急疼之時，隻叫姐姐妹妹字樣，或可解疼，也未可知，因叫了一聲，便果覺不疼了，遂得了秘方。”

可見，這手足之情，是人在這世間，遮風避雨的一把保護傘，抵禦傷痛的一劑良方。

但如果兄弟阋牆，“手足眈眈小動唇舌”，甚至大動幹戈，這于當事人，無疑是煉獄一場。隻是這蝕骨之痛，再撕心裂肺，于外人而言，始終隔閡着一層，即使得到好心的勸慰，也終究隔靴搔癢，落不到實處。

不如不說，不如沉默，有些哀傷，被禁止表達。

2、

1924年6月11日，魯迅、周作人的關系惡化到了極點。

當天魯迅在日記裡憤怒地記下了下面的幾句話：“……下午往八道灣宅取書及什器，比進西廂，啟孟及其妻突出罵詈毆打，又以電話招重久及張鳳舉、徐耀辰來，其妻向之述我罪狀，多穢語，凡捏造未圓處，則啟孟救正之。然後取書、器而出。”

據說，當時周作人曾經拿起一尺高的獅形銅香爐向魯迅頭上打去，幸虧别人接住，搶走，才不緻擊中。而老三周建人也曾經聽母親說過，魯迅在西廂随手拿起一個陶瓦枕，向周作人擲去，大家才退下了。

魯迅、周作人，不是普通人，他們兄弟一場，竟發展至“罵詈毆打”，旁觀者看來，簡直難以置信。

到底發生了什麼？真是誰也說不清楚。

關于個中情由，作為當事人的魯迅和周作人在生前基本保持沉默。

魯迅本人在他生前沒有一個字發表。

周作人也一再表示：“不辯解。”他在《知堂回想錄》裡表白說：“大凡要說明我的不錯，勢必先說對方的錯。不然也總要舉出些隐秘的事來作材料，這都是不容易說得好，或者不大想說的，那麼即使辯解得有效，但是說了這些寒伧話，也就夠好笑，豈不是前門驅虎而後門進了狼嗎?”

于是，當年在八道灣裡發生過的事情，被蒙上了一層神秘色彩。

3、

關于周氏兄弟的反目，坊間流傳着各種各樣的猜疑，有的說是魯迅偷看羽太信子（周作人的日本老婆）洗澡被發現了，造成了兄弟的失和；也有人說是羽太信子花錢大手大腳，使得家中入不敷出，最後使得兄弟産生罅隙；還有人說是周氏兄弟素來不睦，再加上羽太信子的從中挑撥，造成了那樣的結果……

衆說紛纭，莫衷一是，但有一點，大家看法一緻：魯迅與周作人的斷交，不是出于政治立場和為人原則不同之類的大問題，而是因為一些雞毛蒜皮卻又糾纏不清的家庭矛盾所緻。

周建人在《魯迅與周作人》一文中，也聲明兩位兄長的失和，“不是表現在政見的不同，觀點的分歧，而是起源于家庭間的糾紛”。周建人當時在上海，未能目擊這場家庭糾紛，但是，他作為魯迅與周作人的弟弟，看法自然不會太錯。

既然是家庭矛盾，再深究就沒多大的意思，家家有本難念的經。如果上帝也有兄弟姐妹，也難免不生出是非讓他傷神的。

4、

魯迅和周作人，這對兄弟太不像一母同生，無論性情、相貌，還是為人處世與為文之道，都截然不同。

周作人這個人表面看上去溫和，實則自負清高。而魯迅，作為周家的長子，因父親早逝，責任心非常重，本身個性又強，控制欲滿滿，在他眼裡，周作人永遠是小弟，需要他的保護。

周作人求學日本，魯迅付出了大量心血。在東京，他們一起翻譯，文章最後都由魯迅修改一遍，再謄寫清楚。回到北京，依然如此，即便周作人去教書，魯迅也給他謄改講義。甚至周作人在《新青年》上翻譯的小說，也都是魯迅修改後才定稿的。

在家庭上，魯迅更是全力幫助周作人。

1919年2月，魯迅賣掉紹興祖居老宅，将全家遷往北平的八道灣。　

八道灣的房屋高敞，寬綽而豁亮，是個被稱為有“三進”的大四合院。魯迅讓兄弟住後院，因那裡的北房朝向好，院子又大，小侄子們可以有個活動的天地；又考慮到羽太信子家人的生活習慣，特意将後院的幾間房子改裝成日本格式。而他自己屈居于中間二排朝北的“前罩房”。那屋子背陽光，比較陰冷。

此外，為了養家，魯迅自己除了留下香煙錢和零用花銷，絕大部分薪水都交給羽太信子掌管。

可以說，魯迅在周作人面前，扮演的是一個長兄如父的角色。

也正因為魯迅在家庭事務上的大包大攬，縱容周作人養成了一身的少爺脾氣。

周作人不會理财，不會過日子，但講究生活品質。在困難時期，兀自念叨着“南豆腐”之類的吃食。有些食品北京買不到，就讓香港的學生和朋友郵寄鹽煎餅、茶葉、蝦、咖哩粉，還有日本小吃。這不單是餓，更多的是饞，翻看他那個時期的書信，關于食品的部分，實在不少。

魯迅生前一直照顧着自己的母親，他去世後，老太太說：“老二，以後我全要靠你了。”周作人居然回答：“我苦哉，我苦哉……”

對生母如此，對國家又能如何，他後來的落水實在不足為奇。

說到底，這都是周作人的個性使然。國家，他是愛的；母親，他也是愛的；隻是，他更愛自己。

還有一件事，大概也能說明周作人的性格。

據說他家有個傭人，暗中揩油，他知道後，很生氣，準備解雇此人。把人叫來後，躊躇半天，好不容易把意思說了出來。那人撲通一聲跪在地上，吓得他趕緊過去，把人家扶起來：“算了，剛才的話算我沒說，不要在意。”

周作人的晚景甚是凄涼，與他的糊塗脫不了幹系。魯迅在世時說過周作人昏，他是挂念這個兄弟的，始終挂念。

但縱然，“古人惜别憐朋友，況我今當手足情“，也敵不過晚來風急，人世滄桑這杯殘酒。那顆舍不得放下的心，終究得放下。

5、

不容置疑，兄弟倆的沖突，給彼此造成了深刻的傷害。

這傷害伴随他們終生，他們都覺得自己是受害者。

周作人經曆了一種幻滅的悲哀，就在兄弟決裂後的幾天，他為即将結集的散文《自己的園地》寫序，裡面有“過去的薔薇色的夢都是虛幻“之語。

而魯迅在1925年冬天寫的小說《弟兄》，則是以周作人患病為素材，《野草》中的《風筝》，更是寫了少年時期的自己與兄弟之間一次傷害感情的事情：他折壞了小弟弟正在糊的風筝，并踏扁了風輪，而當他成年後想請求弟弟寬恕時，弟弟卻已渾然忘卻——也就是說，再沒有寬恕可言了，心靈的重擔永遠卸不掉了。

魯迅的《傷逝》，寫的是青年男女的愛情悲劇。多年以後，周作人談起這篇小說，卻認為魯迅是在借以傷悼兄弟的分手，認為小說中涓生的既怨又愛、既恨又悔，欲說還休的情緒其實是一種藝術變形，是魯迅自身的情緒體驗。

也許有人會認為這是周作人的曲解，是他自作多情，但聯系他倆的身世，我們不能低估失和對兩人心靈以及文學創作的影響。

他們的祖父——周福清是清末的翰林院庶吉士，周家在當地是個大家族，稱為“新台門“。台門人聚族而居，人多勢衆。周福清在一本家庭教育的讀本中追述過周家的光榮曆史，說周家早在明朝萬曆年間就已經開始發達。到了乾隆時期，已有老七房小七房，田産超過萬畝，當鋪就有十幾所，後代不知節儉，到了周福清這一代，退回到了小康水平。但在紹興地區，周家還是”台門貨“，生來是要讀書做官的。

然而，周福清的官運并不亨通，作知縣被免，後來又因為幫親戚行賄考官獲罪被判死刑。周家賣地營救，家道徹底敗落。魯迅的父親，因病早早離世，丢下孤兒寡母。

他們兄弟倆，在幼年之際就體驗了盛衰興亡，嘗到了世态炎涼。對他們而言，手足之情，當時看似堅不可摧的手足之情，可能是兄弟倆風雨飄搖中的唯一依靠。

6、

1936年10月19日清晨，天還沒亮，魯迅不敵病魔，走完了他不平凡的一生，享年五十五歲。周作人壽享比魯迅多二十多年，紮紮實實多讀了二十幾年的書，多經曆了二十幾年的世事。

晚年的周作人，入了定，摸出了一些真意，下筆處自有他兄長不及之處。魯迅，走入文壇時，已是中年，他似乎一出生，就是中年，挑起了一個家庭的苦難，更挑起了一個民族的苦難。他似乎從未年少過，他的少年在他的文學記憶中，跟閏土在一起，跟故鄉的明月在一起。

但他似乎也從未老去，他沒有來得及老去，那個時代不允許他老去。他敞開自己的靈魂面向一個個黑夜，發出一聲聲呐喊。出版《呐喊》時，他快四十歲了，不折不扣的中年人。

他的兄弟，周作人，雖然坐過監獄，挨過批鬥，倒也從容老去。他最大的貢獻，就是用文字向這個世界展示了一個人老去時，他的平和、安詳、家常和世俗。

能從容老去的人生，到底是值得回味的。1967年5月6日傍晚，夜幕漸漸降臨，周作人也死了，終年八十二歲。他曾經寫過一首《八十自笑詩》：“可笑老翁垂八十，行為端的似童癡“。魯迅隻用幾百字描述過的百草園，他用了七萬字，這是他們共同的生命樂園。在他人生的最後歲月裡，他一定回到了童年，跟兄長一起，在園子裡掏鳥雀、抓蟋蟀，挖何首烏……

那時，魯迅還不是魯迅，他也還不是知堂。他們，隻是手足，隻是兄弟。

作者：甘草子：不小資，不文藝，不妖娆，不風情，恬淡自守，性如草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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