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介紹

遲放魯，主任醫師、教授，博士生導師、博士後導師，1955 年出生，醫學博士， 現任複旦大學眼耳鼻喉科醫院副院長、耳神經顱底外科主任，上海市領軍人才，上海市醫學領軍人才，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擅長人工耳蝸植入治療雙耳全聾、各種中耳炎和耳硬化症患者的耳聾的聽力重建、周圍性面癱和眩暈的内科和顯微手術治療、耳鼻區顱底外科治療聽神經瘤及側顱底腫瘤。目前從事全植入式人工耳蝸研究和内耳毛細胞再生的研究。主持和參與的項目獲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1項，省部級成果獎15項。完成國家十五攻關項目和國家十一五支撐項目各1項、國家自然基金4項。獲國家發明專利5項、申請4項。

“十三所聾啞學校關門殆盡”

遲放魯說，開始的時候最難的不是技術，而是如何讓更多的人了解并用得起人工耳蝸。一個人工耳蝸大概是20多萬的費用，用當時的話來說，一輛桑塔納轎車裝進耳朵裡去了，費用昂貴，但是明明知道這可以改變很多孩子的命運，可眼睜睜地看着孩子裝不了，可能就此錯過一生使用人工耳蝸的機會，終身變成一個聾啞人，這是最讓他痛苦的。

他有一個數據，人工耳蝸技術最早在國内，一年隻有二十幾例，等到他做這個手術的時候，全國一年也不過兩三百例。之所以這麼少的一個原因就是費用——用得起的家庭太少了，再有就是不相信——别說病人不相信了，連很多醫生也不相信，這麼一個小東西放進耳朵，聾啞人可以聽見聲音學會說話了？很多人都有質疑，甚至覺得是“騙人的”。“我們帶着安裝了人工耳蝸的病人去做宣教，被說成這是醫學慣用的明星病人——十個裡面治好了一個，就拿出來做典型宣傳。可想而知，剛開始步履維艱，加上價格又貴，不能讓病人大量免費嘗試，這樣的情況下推廣是很難的。”遲放魯說。

不過，遲放魯表示，人工耳蝸不是對所有的人都有效，6歲以下的孩子如果沒有學會講話可以安裝，但是8歲了還不會講話就沒辦法了，因為，即使安裝了耳蝸可以聽見說話了，但大腦無法理解語言的意思，“聽不懂了，完全無法理解，所以也沒有辦法和别人用語言交流，一輩子隻能做聾啞人了，很遺憾。”

對此，臨床的解釋是，大腦有中樞神經叫聽覺皮層，聽覺皮層旁邊還有言語皮層，剛出生時語言皮層沒有發育，聽到聲音之後才會發育，如果8歲了還是沒有聽到聲音，語言皮層就不會發育了，一直停留在不成熟狀态，長大後對人類的語言無法識别，這就是為什麼看着很多孩子本來有機會擺脫聾啞人的命運，結果錯過了，這時候别說醫生，所有人都會很惋惜。

“全世界都一樣，從疾病角度看，最大的殘疾人群體是聾啞人。在我國，聾孩的出生概率是千分之二，全國本來每年有2萬人成為聾啞人，有了人工耳蝸，這個群體逐漸萎縮，上海過去有13所聾啞人學校，現在隻有幾所還存在在，主要收外地孩子。上海的孩子都做了人工耳蝸，都到正常學校去了。人工耳蝸改變了這些孩子的人生，也改變了這些孩子的家庭。”遲放魯說。

事實上，遲放魯是這樁大事最早的推動者之一，作為專業人士參與标準制定，如今倍感欣慰。“今年全國人工耳蝸手術每年可以達到3000例，上海估計有500個孩子在使用人工耳蝸。能做到這些，真的要感謝很多人——最早是台灣王永慶先生捐獻了很多人工耳蝸，後來是很多慈善機構；更應該感謝的是政府的推動，2004年起，本市戶口每一例6歲以内的孩子安裝人工耳蝸，都由殘聯出資補貼，最早是六萬元，現在是13萬元，等于一個單側人工耳蝸的費用。這樣的話，有的家庭自己出錢做了雙側耳蝸，交流起來和正常人一模一樣。近兩年的政策更好，外地人員在上海工作，隻要交了社保，孩子在上海出生，有上海的出生證，也能享受這個待遇。”

遲放魯坦言，醫院為了配合這個項目，曾免掉了患兒做手術的住院費，手術費和一些醫藥費用進醫保，病人自費費用已經很少了——技術發明出來不算什麼，真正用到臨床上讓病人獲益才是醫學的目的，“我想讓每個人都聽得見。”

成就感來自開口說話的孩子

遲放魯，出生鎮江，15歲當兵，在南京軍區當了六個年頭的軍人，22歲轉業當了一名修車工。1978年國家恢複高考，24歲的他靠自學考取鎮江醫學院，一所當時的專科院校。“當時填報的所有志願，就隻有這個志願錄取了，學校離家又近，也就沒什麼選擇餘地。畢業後分配到鎮江醫學院附屬醫院，當耳鼻喉科醫生。”

說起之所以選擇耳鼻喉科，也是無心插柳，在大學裡，他是學生會主席，表現優異，是唯一一個留校的，當時耳鼻喉科缺人就讓他去了，工作五年後，他讀了碩士，回去工作五年，又讀了博士。

“很幸運，讀書那些年，遇到了幾位好老師。一位是第二軍醫大學耳鼻喉二級教授肖轼之主任，我跟了他三年，改革開放前一半的耳鼻喉臨床教材是他編寫的。”遲放魯回憶，肖轼之老師個子不高，待病人和藹，但是非常嚴謹，老師的理論知識驚人，凡事都講依據，“他說一個要點，在哪本著作可以查到，我們一查，果然都能找到。”

從肖轼之老師身上，遲放魯悟出，醫學除了經驗的積累，還要不斷學習——翻閱大量書籍、資料，思考整理案例等。肖老師每天六點半就到醫院，在實驗室燒好開水，就看書，查完房又去看書，每周給大家講一次課，用毛筆在報紙上書寫，字迹漂亮，“他是當時醫學界公認的秀才，還是第二軍醫大學報的主編，人文素養高，擅散文，也寫人物傳記，老先生除了有才學，還說得一口流利的英語。”

遲放魯在肖老師的耳提面命下成長，他記得老師常說，做醫生不是單純開好刀，而是要把問題搞明白。跟着老師，學着老師的方法，他漸漸覺得耳科的神秘和興趣，“老師查體，一定不會光查耳朵，還要檢查鼻子和咽喉，一定是把這幾處查完了才做結論，現在我也這樣。絕對不會草草下結論。”

複旦大學眼耳鼻喉醫院，中國耳科顯微外科泰鬥王正敏教授是遲放魯的另一位恩師。王教授是中國耳科顯微外科的開拓者，1982年公派到瑞士學習——那裡有全球最高級别的耳科顯微外科專家。回國後在艱苦的條件下做的國内第一台耳顯微手術，“那時候國内顯微鏡跟不上，他得小心翼翼，他是國内第一個做中耳炎手術的人，業界公認的泰鬥。”

王教授培養遲放魯的過程别具一格，有四個階段，每三個月讓遲放魯做一台新手術，“第一台手術，是他的病人讓我開刀；第二台手術，是讓我自己收治一個病人，他在一邊看我做；第三台手術是我主刀，他不出現，但人一定在醫院；第四台手術，才是我完全獨立。教授思維嚴謹缜密，作為後來者是幸運的，我們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感謝他把所有的收獲都傳承給了我們。”

這麼多年，遲放魯說，耳科手術的經驗就是記住結構位置，在看不到的情況下定位，“找到幾個坐标，讓這幾個坐标告訴你怎麼走，雖然看不到，但是你知道怎麼操作。如果把手術比喻成雕刻，這就是盲雕，并且不允許修改，不能有絲毫閃失。我告訴學生，做過400個手術才開始有感覺，有人覺得開了上百個手術了不起了，其實每個病人的狀态是不一樣的，碰到标準的病例以為自己過關了，這不行，一定要碰到形形色色的病例，才能算有了一點經驗積累。”

千錘百煉，遲放魯掌握了老師的精髓，他笑稱，耳朵手術在耳鼻喉裡是最難的，全國現在也不過三萬名耳鼻喉科醫生，而很多人不願意做耳科醫生，因為手術隻能做到中耳，内耳看不到，憑立體解剖經驗和技能做手術，“在鋼絲上跳舞，面神經就是鋼絲。我們看不到内耳，其他手術有些神經可以解剖出來，但是耳朵神經埋在骨頭裡面，沒有經驗碰到一點就傷到了，這是最難的，很多醫生怕做這個手術。”

兩個導師跟下來，遲放魯越來越喜歡耳科。至今他做了2500台人工耳蝸手術，每年在200台左右，但是他說自己還是在變化，盡量讓手術越來越簡潔。“每個醫生有自己的風格，沒有人能說自己的風格是最好的，但是适合這個醫生的就是最好的。”

遲放魯的病人中，大多數是需要裝人工耳蝸的患兒。他說，發自内心喜歡這些孩子。“醫生和其他的職業不太一樣，做醫生太需要成就感了——醫學上真正能治愈的疾病并不多，能徹底治愈的可能就是大葉性肺炎。現在醫學進步了，但是治愈率和死亡率并沒有太大改變，隻是治療手段改進了，面對死亡的時候，醫生感到更多的還是無奈，是跟病人一樣的絕望。但是人工耳蝸不一樣，本來是一個充滿恐懼和自卑的聾啞孩子，安裝人工耳蝸後，會說話了，到正常學校去上學了，長大後結婚生子，因着自己的手改變了殘酷的命運，做醫生太有成就感了，太幸福了。”

他記得，以前孩子們會講話以後，來看他時都叫他叔叔，現在那些孩子都叫他爺爺了，“一晃二十幾年，時間都去哪兒了。”

時間溜走了，卻留下他人生中是最絢爛的一筆。

全植入人工耳蝸

遲放魯的傳奇還沒有結束。

早些年有個上海的小姑娘，她母親懇求遲放魯，希望能在六月一日那天做人工耳蝸手術，那天是孩子的生日。“我應允了，小姑娘機靈可愛，她把耳蝸僞裝成一個裝飾品，女孩子長頭發，耳蝸掩在頭發裡，根本看不出來，現在已經10歲了，說話和正常人一樣。”遲放魯記得問她一句話：你喜歡這個嗎？孩子說，不喜歡，别的小朋友都沒有就我有，小孩子的實話讓遲放魯難受。這件事他一直記在心上。

能不能把耳蝸裝進耳朵裡去？10年前，他就有了這個想法，“全植入人工耳蝸”，這一做就做了10年，做到今年才算把基本的框架做完。一個關鍵點是，要有可充電的電池，隔着皮膚充電，現在，這樣的電池出現了；另一個關鍵點是，要把麥克風植入到耳朵裡，要做到非常小，難度就在這裡。遲放魯的想法是，在中耳的聽骨上加上一個傳感器，這個傳感器把耳膜的震動變成電流，再送到植入在耳朵裡的芯片上，通過芯片處理送到内耳。去年在志願者身上做了實驗，确實能将聽骨的振動信号取出，但是做不了電學的實驗，最近拿到美國的實驗室去做。“最重要的是idea，核心的東西是自己做，外圍的是國外的公司幫着做。”遲放魯說。

他說，這些和自己之前工人出身大有關系，什麼壞了都是自己修理，當兵的第一年部隊給了他一輛摩托車，壞了他就自己修理，自己換零件，現在還可以把摩托車全部拆開，自己重新安裝。

“科研是樂趣。為什麼我當初承諾，能把老師的技術傳承下來，就是能在科研裡找到樂趣。我更喜歡把臨床和科研結合起來，讓醫學走的更遠。”

口述實錄

唐晔：剛開始做完人工耳蝸，是不是還要幫助孩子适應社會？

遲放魯：過去，戴助聽器的孩子，由于聽力沒有補償，都是在聾校裡學習，這些孩子學會簡單講話，但是還是和聾啞孩子在一起，畢業後還是上聾啞學校，并沒有真正融入到正常生活中去。人工耳蝸植入植入後聽力補償了，有了學習講話點能力，但是還是要幫助他們融入社會。十年前，我們問過一些幼兒園，這些孩子進不去正常幼兒園，沒有學校敢收——小孩子之間要打鬧，撞來撞去的，一個東西二十幾萬，撞壞了怎麼辦/幼兒園不收，我們就向媒體、向教委呼籲，教委要求學校必須接受，同時教委向學校裡配備一個輔導老師。現在，所有的學校都可以正常接受這些孩子。

唐晔：現在越來越多的孩子要做雙側人工耳蝸，這裡的區别是？

遲放魯：單側耳蝸和雙側相比有很多不足，一是聲音單調——單聲道和雙聲道的區别；二是沒有方向感；三是對音樂分辨不清——能聽懂音樂的主旋律，但是分不出小提琴和貝斯這些樂器的聲音，沒有豐富的層次感；四是走到街上吵鬧的地方，就聽不清楚。所以，在經濟實力許可的情況下，越來越多的人選擇做雙側。

唐晔：您覺得已經超過王正敏教授的技術了嗎？

遲魯放：導師的手術登峰造極，自己遠遠比不上。百人計劃擂台的時候，當時有人被問能不能超過導師的技術，我那時就說，雖然我做不到，但是我們有這麼多人，可以完全把導師的技術傳承下來，我們現在有五個師兄弟，一個團隊，除了繼承老師的技術，也在嘗試新的東西，醫學要不斷發展。

唐晔：您在手術台上是什麼感覺？

遲魯放：現在是一種樂趣，每台手術都很輕松，不像當初的時候，手術結束先着急看看病人的眼睛，如果眼睛閉上了，說明面神經沒問題，那就沒事了。

唐晔：您喜歡醫生這個職業嗎？

遲魯放：做醫生非常難，醫學不能像機器一樣，标準化地修理好，很多時候我們現在看問題的方法，在幾十年後看，或許都是錯的。但是，在這種有争議的情況下，醫學還是拯救了很多人，醫學有自身矛盾的地方，誰都沒辦法改變。

有人把醫學完全當成商品。其實，沒有幾種病是真正可以完全治愈的，醫生隻能讓很多病好轉、穩定。醫療環境不好，很多醫生已經放棄了理想，但是我還是很自豪的。

唐晔：有自己的愛好嗎？

遲魯放：沒有什麼愛好，最近愛上攝影，還沒入門。

唐晔：生活中，您是個有趣的人嗎？

遲魯放：我還是很有趣的，喜歡開玩笑，以前是醫院裡最晚走的人，吃了晚飯又到醫院來了，年輕人如果想走得快一點，就在下班後的時間裡。

唐晔：這麼忙，家人會怪您嗎？

遲魯放：她最擔心的是我的身體健康。我太太也是醫生，同班同學，我的人生完全是被她推着往前走的，從讀書的時候到現在。她原是鎮江的神經内科醫生，學科帶頭人。來到上海後，

為了支持我，她犧牲了自己的事業，支撐着整個家庭。她是我的精神支柱，一直伴我前行。人生得此伴侶，足矣。

唐晔：您覺得，醫學的核心價值是什麼？

遲魯放：是救人，我做人工耳蝸改變了很多人的命運。從醫學的角度來說，我們沒有救命，而是改變了很多人的生活軌迹。救命是一件很難的事情，就像腫瘤，檢測和治療的手段越來越先進，但是大多數時候能做的都是減輕病人的狀況，醫學是盡力而為的救治。

唐晔：您會焦慮嗎？

遲魯放：從來不會焦慮，也不會因為工作上的事情失眠。

唐晔：如果重來一遍的話，您還會選擇做醫生嗎？

遲魯放：我還是會選擇做醫生，但是，我想做個精神科醫生，這又是一個充滿神秘的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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