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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不韋，姜姓呂氏，姜子牙的第23世孫，是戰國末期的一位奇人，他以一己之力改變了秦國的曆史走向。史書中并沒有記載呂不韋出生于哪一年，我們隻知道他在公元前235年收到秦王政的一封信後便飲鸩自盡了。

這封信的内容是這樣的：

“君何功于秦？秦封君河南，食十萬戶；君何親于秦？号稱仲父。其與家屬徙處蜀！”

這封信是對呂不韋的否定，而這個否定，其實也恰好佐證了呂不韋的蓋世其功：

其一，助嬴異人和嬴政登上秦王之位；

其二，任秦國丞相（相邦），滅東周，招門客，促發展。

1，呂不韋原本是一介商人，但卻完成了向政治家的華麗轉身。

呂不韋的政治投機不隻是為了榮華富貴，而是他政治生涯的起點。

我們甚至可以說，呂不韋是一個天才的政治家，即使放在整個人才濟濟的戰國時代也毫不遜色。

呂不韋時期，秦國繼續開疆拓土，并通過奪取韓趙魏的大量城池，将東方六國分割成為南北部分，徹底斷了六國合縱的可能，為秦王政後來的統一戰争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呂不韋興修水利，修建鄭國渠，促進秦國農業發展，增強了秦國的經濟實力。

事實上，秦王政也正是在呂不韋死後五年便開始了統一六國的戰争。

2，呂不韋的三千門客遠勝戰國四公子

魏國信陵君、趙國平原君、楚國春申君、齊國孟嘗君并稱戰國四公子，四人門客均号稱遍布天下，但要說門客的才幹和水平，這四人其實都比不上呂不韋。

戰國四公子，為何不加上呂不韋組成戰國五公子呢？因為呂不韋是商人，“士民工商”，商人排在最後，讀書人自古瞧不上“唯利是圖”的商人，出身就是出身，即使他後來一人之下萬人之上。

從養士的目的而言，戰國四公子主要是為了自己，而呂不韋是為了秦國，是為秦國儲備人才，典型的代表就是李斯。如果說秦始皇是千古一帝，那麼李斯就是千古一相。

呂不韋的門客絕非雞鳴狗盜之徒，他們在呂不韋的組織下編撰了一部《呂氏春秋》，由此呂不韋被視為雜家的代表人物，司馬遷甚至稱其為“呂子”：

“孔子之所謂“聞”者，其呂子乎？”

“聞”，自然是司馬遷對呂不韋道貌岸然卻道德敗壞的否定，但“呂子”這一稱呼其實卻表達了某種尊敬，呂不韋也是司馬遷著《史記》過程中的偶像：

“古者富貴而名摩滅，不可勝記，唯倜傥非常之人稱焉。

蓋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膑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

此人皆意有所郁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乃如左丘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而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

“不韋遷蜀，世傳《呂覽》”，司馬遷将呂不韋與周文王、孔子、屈原、左丘明、孫膑、韓非相提并論，一起稱之為“聖賢”，可以說評價非常高了。

3，《呂不韋列傳》中的呂不韋形象實在不佳

把呂不韋稱為“呂子”的是司馬遷，但将呂不韋寫的十分不堪的也是司馬遷。

《史記》有七十列傳，《呂不韋列傳》位列第二十五，而整篇列傳就是呂不韋的政治投機史和秦國後期的政治鬥争史。

在這篇傳記中，太史公通過對呂不韋這個有着醜惡嘴臉的商賈和政客的描寫，表達了對整個秦王室的憎恨和輕蔑，而呂不韋的個人形象就此定型：

奇貨可居、政治投機、以趙姬色誘嬴異人，之後又淫亂後宮、獻嫪毐惑亂宮闱……

呂不韋留給後人的形象大緻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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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司馬遷筆下的呂不韋是矛盾和分裂的，或者說司馬遷筆下的呂不韋是一個醜惡的、黑點衆多的聖賢。

聖賢也會醜惡嗎？應當說，任何一個曆史人物都是複雜的，包括所謂的聖賢，他們都不是非黑即白的符号。

因此，曆史上的呂不韋既是道德敗壞、謀略無雙的政客；也是對秦國影響深遠，對我國文化思想貢獻巨大的聖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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