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文恪公，即明末南京禮部尚書韓日缵，惠州府博羅人。韓日缵（1578—1635），字緒仲，号若海，出生于明代萬曆六年（1578）二月初十日，出生在博羅縣城浮碇崗下的一個韓氏大家族裡。其父韓鳴鳳，字伯儀，号海羅，萬曆元年（1573）與三弟韓鳴金同榜中舉，曆任桐柏教谕、瓊州教授、高郵知州、沅州知州。嫡母謝氏，生了四個女兒。生母鐘氏，生子三，長子即為日缵，仲子日敬，季子日欽。博羅韓氏是科舉望族，其先祖韓棨于明成化二十二年（1486）中舉，此後，其族中子孫在舉業上的成績就足以聞名嶺南，至明末，家族中考中進士二人、舉人十人。其中聲名影響最大的則是韓日缵。

萬曆十八年（1590），年僅十三歲的韓日缵就被補為博士弟子員；萬曆二十五年（1599），年僅二十歲就舉鄉試第三人；萬曆三十五年（1607）三十歲時，中三甲第七十五名進士，旋改翰林院庶吉士。萬曆三十八年（1610）除翰林院簡讨，丁父憂未任。萬曆四十一年（1613）七月服阙，起複為翰林院簡讨。萬曆四十四年（1616）三月，任會考同試官，得士錢士升、洪承疇、阮大铖、袁中道等。天啟元年（1621）七月管理诰敕，充任兩朝實錄纂修官，十一月升任右春坊右谕德兼翰林院侍講。天啟二年（1622）春，任會考同試官，得士文震孟、倪元璐、黃道周、王铎、鄭鄤等。天啟四年（1624）四月，升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讀，旋升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協理詹事府事，充兩朝實錄纂修官。天啟六年（1626）正月，補經筵日講官；三月，任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以原官掌南京翰林院印信事。天啟七年（1627）三月，擢為南京禮部尚書，到達人生仕途的頂峰。

韓日缵像

壹

56歲時以禮部尚書充經筵講官裡居6年為家鄉作出很多貢獻

韓日缵以文章、氣節、事功著稱，崇祯六年（1633）四月，他服阙出山，時年五十六，入北京，以禮部尚書充經筵講官，廣稽王道，陳時政，希望皇帝“任用正人，矜全愚昧，以喜怒不系之心，成好惡絜矩之治”。崇祯七年（1634）三月六日，實錄館開館，他奉命教習館員。暮歸，秉燭修實錄，撰次講章。崇祯皇帝曾評價他“習啟沃、練經濟、正文體，于實學、史識有俾”。魏忠賢竊國柄時，欲拉攏他，他冷然應之，不屑一顧，絕不與之同流合污。他居于高位，樂于獎掖後進，門下從學者甚多。清初人郝浴曾給予其極高的評價：“德業聲施在天下，門下多名儒巨人”。著名的東林黨人黃尊素（晚明大儒黃宗羲父親）禮尊其為座上師，明末著名抗清名士瞿式耜和他年齡相差不遠，亦以師禮待之。明末大儒、著名書畫家黃道周大概算得上是他最有名的門生，中進士後曆官翰林院修撰、詹事府少詹事，南明隆武時任吏部尚書兼兵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因抗清失敗被俘，壯烈殉國。黃道周十四歲時就跟随着韓日缵在博羅韓氏家塾裡讀書進學，對其師尊禮有加，文章氣節深受乃師影響。

韓日缵居官後，因為父喪母喪丁憂歸家長達六年，在裡居的六年裡，為家族、為家鄉做出了很多貢獻。他不僅對韓氏家族貢獻大，還能推己及人，推家及鄉，“視鄉邦利病傾身任之，不啻家事。”康熙本《博羅縣志》記載了他在家鄉赈災以及平寇的事迹：“歲大饑，捐廪分赈，全活無算。”“邑經山寇，民無甯居。公白諸當事，設法請兵，動中機宜，寇平畫善後策。”平定寇亂後又上奏善後策，諸如九連置州、平遠置縣，皆出自他的建議。崇祯本《惠州府志》記載了他興修水利以及書院的事迹。萬曆四十六年（1618），他與邑人張萱、曾舜漁等捐資修複博羅鄉賢祠，作《博羅縣鄉賢祠碑》記之。天啟四年（1624），惠州豐湖新築永豐橋，他積極捐資，并撰《惠州府西湖新築永豐橋碑》記之。天啟五年（1625），他與袁崇煥首倡募修羅浮山沖虛觀、三清殿、玉簡亭、列仙祠等名勝，撰疏文倡捐。

貳

頗具政治遠見 時刻關心國運和時局

韓日缵一生的成就，首先要提的是他的政治遠見。他居高官高位，時刻關心國運、關心時局，面對強虜擾邊，以努爾哈赤為代表的勢力迅速發展壯大、逐步加緊對明朝疆域的掠奪侵占，他目光敏銳，憂心如焚，直陳其害，上疏陳表指出外患強大的危險性以及應對之法，歌頌抗敵守邊的将領。他贊賞那些“除兇雪恥”“盡瘁殒軀”的義者義行，稱述那些“事不避難，毅然請行”的文武将士，稱頌那些慨然赴死的勇士們忠昭為國的慷慨志向與壯烈之舉，如《送成靖之年兄使遼東》《聞遼警有感》《聞遼事有感》等。他在《建州女直考》一文中希望朝廷主政者能重視北方女真勢力的崛起，不可輕視潛在的威脅，要采取積極的防備策略。他的看法無疑是很有遠見的，不幸的是，衰弱的晚明王朝并未能采取有效的政治軍事措施以挽救内憂外患的艱危時局。在韓日缵去世後還不到十年，李自成進攻北京，崇祯皇帝在煤山自缢，清朝順治皇帝遷都北京，明朝雖然還有一些殘餘勢力在南方堅持，但可以說實際上已經滅亡了。

新出版的《韓文恪公集》

叁

記述的人物多是嶺南人或是到嶺南做官的賢士

其次要說到他的史學成就。正如其堂兄韓晟在《博羅縣志》序言中所說：“吾弟阿緒，起家史氏。”曆史學似乎是他的第一專業，他從政的履曆中多次與纂修皇家曆史有關。他曾充任《兩朝實錄》纂修官、副總裁，充任《熹廟實錄》副總裁，與同僚林欲楫一起完成朝廷的修史重任。

他的文集中很大一部分是贈序、賀序、壽序和墓志銘、祭文、記傳，實際上也屬于史的範疇，寫文即著史，相比于皇家曆史，這些内容可能更貼近當時的社會，更有研究的價值。他是廣東人，他在文章中記述的人物也多是本鄉本土的嶺南人，或是到嶺南做官的賢士，文中所褒揚稱頌的内容大體上都是風節高潔凜然、忠君孝親仁義，或者是性情淡泊、安貧樂道之類。通過他的記述，當時許多人物的經曆得以留存下來，成為今人研究明末廣東名人名流以及社會生活的重要資料，如袁崇煥、何吾驺、李焘、曾舜漁等，全都入了他的私人著史。

在地方史領域，他的成就是纂修了博羅曆史上首部成書之縣志。以纂修國史的身份來纂修一個縣的縣志，自然是駕輕就熟，輕而易舉，但他并不敷衍，而是舉輕若重，傾力而為。崇祯二年（1629）十一月，他接受邀請開始纂修《博羅縣志》, 廢寝忘食，曆經三個多月，《博羅縣志》終于纂成，共七卷，為綱五：地紀，政紀，獻紀，文紀，雜記，這是博羅曆史上首部成書的縣志，後人評價其“以史筆之謹嚴，寓是非之直道”“詳而不冗，精而不儉，斐然成一家言”“尤有功于文獻。”這部縣志的體例成為後來許多地方志的範本，之後的康熙本《博羅縣志》、乾隆本《博羅縣志》、光緒本《博羅縣志》基本上都是以他纂修的縣志作為基礎，隻是加以增删而已。

肆

文集主要部分可作史書觀詩作才雄氣盛 堪稱能家

最後說說他的文學成就。他的文集主要部分可作史書觀，其中的謀篇布局、遣詞造句卻頗具大家之風範，有很高的水準，文采飛揚，氣韻流動，寫人紀事，如在眼前，恰如太史公書，亦可作文學觀。林欲楫在《宮保禮部尚書谥文恪韓日缵墓銘》中這樣稱說：“文章力具諸體，大都代言之文莊，奏對之文婉，述事之文核，披情之文質。下至一歌一詠，無不發自天機，經以神抒。”這些高度評價的言辭，并非溢美之詞，而是符合事實的。

他自言不長于詩，而實際上其詩讀來着實不俗，才雄氣盛，格高調雅，堪稱能家。四言、五言、七言皆擅，寫人叙事、寫景詠史詠物皆能，即使是贈答唱和一類的應酬之作也能不落俗套，每多名句，将之置于唐宋詩集中也毫不遜色，如“對此他鄉月，悲君故國秋。”（《寄黃逢一》）“羅浮雪後梅花發，雁宕秋深橘子香。”（《送毛明府之永嘉》）“漫道浮沉淹宦迹，還從磊落見交情。”（《送洪元泰年兄谪關中》）他筆下寫家事、寄家人的詩歌則更是哀感動人，如《寄家書》：“空椷數行字，憑君寄所親。一官頻歲月，萬裡訊松筠。疏拙難逢世，文章豈救貧。故園風景好，愧是未歸人。”今天的人讀來，依然會感慨不已。

他對文學創作有他深刻的理解，這在他的詩作和文序中常常有所流露。如稱林季翀“詩格遒美雅靓，超然自遠，神思體性，各有至境。情極貌以寫物，辭窮力以追新。”因其“汲古涵今，專習凝領之久。書窮五車，筆含萬化，故能神與景會，手與心謀，唾即成章，哦即成韻”。言傅君雨“扃戶讀書，涵泳六藝，淹浃百家，學無所不窺”，故其為文“儲博汲深，膏沃光晔，随事觸景，信腕直書，如建瓴懸河”。言樊孟泰之詩“機杼自運，軒軒有風神，情與法相生，境與才相配，吟無滓韻，語有古腸”，蓋因其“蓄學不赀，又沈靜有簡局，榷古衡今”。都說明了學養、見識、氣度在詩文創作中的重要性，正所謂“火煉銅出，水到渠成，根深苗壯，膏沃光晔”。

他的詩文集曾被清廷列為四庫禁毀書目，現在原書已不多見了。2005年北京出版社曾經出版過一套四庫禁毀叢書，裡面就包含有《韓文恪公文集》，但一般讀者仍然不容易見到，且隻是原版複印，沒有加标點斷句分段，不方便讀者的學習和研究。今年3月，博羅縣地方文獻整理辦公室将其點校出版，化身三千，将有助于我們對明末惠州人物、廣東人物以及當時政治生活、社會生活的研究學習。

圖文/吳早先

來源/惠州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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