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含之與女兒洪晃
楊昌濟盛贊毛主席,将他引薦給了章士钊 1963年年初,毛主席和他的英語老師章含之一起散步,走着走着主席突然問章含之:“行老有沒有給你說過,我還欠了他一筆錢沒還呢?”
毛主席所說的這位“行老”,就是民國著名學者章士钊,章士钊字“行嚴”,大家都尊稱他為“行老”,而章含之正是章士钊的女兒。
章含之還以為主席在開玩笑,便說:“我沒有聽父親說過這件事,但主席放心,要是主席欠債,父親一定是不會催的。”
毛主席的表情嚴肅,并不像開玩笑,他說:“行老應該已經忘了,這筆債我也是看到你才想起來的。其實早該還了。”
主席認真地給章含之講了這筆債的由來:
那是1919年12月,楊昌濟先生在北京養病,毛主席前去看望他時,楊昌濟給章士钊寫了一封信,向他推薦了毛主席和蔡和森。在這封信中楊昌濟盛贊自己的這兩位學生:“二子海内人才,前程遠大,君不言救國則已,救國必先重二子。”不久後楊昌濟就病逝了。
當時陳獨秀正在上海籌備建黨事宜,毛主席為了組織活動和一部分同志去歐洲勤工儉學,急需一筆數額巨大的錢,于是他就去請章士钊幫忙,章士钊欣然答應,他發動社會各界人士捐款,一次就籌集到了兩萬銀元,并把它們全部給了毛主席。
主席說,這筆錢對于當時的共産黨來說可謂意義重大,不僅讓一批同志去了歐洲,還讓他有了在湖南革命的經費。
“你回去告訴行老,從今天開始,我要還他的債了,一年還2000塊,十年還完。”
章含之回去把這件事告訴了章士钊,章士钊聽後哈哈大笑,說确有此事,想不到主席還能記得。
幾天之後章士钊真的收到了第一筆2000元,還被告知以後每年春節他都會收到2000。章士钊不安了,他請女兒轉告主席,這筆錢他不能收,當年的2萬銀元也不是他個人出的,而是募集來了。
章含之把父親的意思告訴給了主席,主席卻說章含之不懂他的意思:“你以為我真的是還債嗎?他對我們的幫助豈是用錢能償還的?我這是想給他一點生活補助,我知道他這位老先生的脾氣,要是說是補助,他是不會收的,所以我說是還債。”
主席頓了頓,接着說道:“你回去告訴行老,就說我毛澤東說了,欠的錢一定是要還的。這個錢不是政府出,是從我的稿酬裡拿出來的,讓他務必收下!”
就這樣,主席每年給章士钊送錢,直到1972年,章士钊怎麼也不肯收了,他說已經還夠10年了。主席聽後對章含之笑道:
“你回去告訴行老,過去10年還的是本金,今年開始還利息,隻要行老還健在,這利息就要一直還下去。”
主席語重心長地對章含之說:“等到行老不在了,這錢就停了。你們要靠自己,不能靠行老的遺産。”
毛主席對章含之說:你來當我的英語老師好不好? 1962年12月26日是毛主席的70歲生日,這一天主席在自己的住所擺了兩桌飯,除了自己的親人外,還邀請了4位湖南同鄉。這四個人是章士钊,程潛,王季範和葉恭綽。主席告訴他們,可以每人帶一個自己的子女來赴宴。
王季範帶來的是孫女王海容,章士钊帶的是女兒章含之。
這是章含之第一次正式與主席會面,此前她雖然也在一些大型宴會上見過主席,但隻是遠遠地看着。
席上,主席問起了章含之的情況,章含之說自己正在北京外國語學院當老師,主席誇她年紀輕輕就當了老師,很不錯。章含之怎麼也想不到,主席話鋒一轉竟然說:“你來當我的英語老師,好不好?”
年輕時的章含之
章含之也不知道主席是不是在開玩笑,連忙推辭說自己的英語水平不高,怕教不了。主席卻說:“我的英文水平很低,你怕什麼?”
幾天之後,主席的秘書林克真的打來了電話:“主席在前幾天和你說好了,讓你幫助他學英語,明天你就來報到吧。”
章士钊也鼓勵女兒:“毛主席是很随和的,你放心去。去的時候把這套《智囊》給主席捎去。”就這樣,年輕的章含之成了毛主席口中的“章老師”。
毛主席對章含之有着父輩般的關懷,他常常會在學完英語後叫章含之和自己一起吃飯,對她教導提攜,指點迷津,那些悉心的教導讓章含之對主席常含感激。
毛主席批評章含之:你沒出息,為什麼不敢解放自己? 1970年,主席通過章含之給自己的信看出了她能寫會道,思路清晰,認為她可以到外交部工作,當發言人,所以便點名讓她去外交部工作,當新中國的第一批女外交家。
章含之晚年回憶說:“我一生雖然能見到主席的機會不如其他一些人多,但他卻在我人生的關鍵時刻決定了我的命運。對我來說,他有一種神的力量。”
當然,主席對章含之這個後輩的關心還不隻是工作上的,還有生活上的。
1972年是中國外交事業繼續推進的一年,這一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訪華,中日邦交實現了正常化。那一天聽了彙報後,主席非常高興,給大家講了很多曆史故事,說着說着主席就說到了章含之。
“我的章老師,我要批評你,你沒有出息!”
章含之知道主席愛和他們這些晚輩開玩笑,便笑嘻嘻地回答說:“我願意接受主席的批評,我這人确實沒出息。”
沒想到毛主席卻很嚴肅:“我說你沒出息是因為你好面子,自己不肯解放自己!你男人已經和别人好了,你怎麼還不離婚?你為什麼怕别人知道?那段婚姻已經結束了,你為什麼不肯解放自己?”
當時周總理、外交部長姬鵬飛、廖承志、喬冠華等領導都在場,在這種情況下主席突然說起了章含之的個人問題,而且它對章含之來說還是一段傷痕,章含之方寸大亂,不禁流出了眼淚:“主席别說了。”
主席卻說:“我就是要說,你好面子,害怕别人知道,我偏要說給大家聽。”
在場的衆人都陷入了沉默,不知道該如何化解這種尴尬。
過了好一會兒,章含之擡起了頭道:“主席你說得對,我回去就辦,我一定解放自己。”
主席這才露出了笑容:“好,辦完了我會祝賀你的。”
在章含之辦完離婚手續的那天夜裡,章含之接到了一個電話,電話那頭說:“主席已經知道你辦完了,吩咐我們給你送一筐紅蘋果,那蘋果可是金日成首相送給主席的。主席還讓我給你捎句話:祝賀你自己解放了自己。”
章含之把那筐蘋果抱在懷裡,感慨自己是如此的幸運,竟能得到毛主席如此的關愛。
毛主席想讓章含之出任新中國第一位女大使,章含之為何拒絕? 毛主席認為章含之有能力,有才幹,氣質外貌俱佳,對她寄予了很大的期望。1973年6月,他有意提名章含之去加拿大,擔任中國的第一個女大使。
當外交部長姬鵬飛把這一消息傳達出來後,章含之卻因為種種原因拒絕了,她向毛主席請求不擔任該職,毛主席也并未堅持,但看得出來他不是很高興。
章含之與尼克松
之後有一次他見完外賓,吩咐章含之去休息室一趟,一見面他就批評章含之說:“ 你不聽我的話,你的心裡沒我。”
章含之吓了一跳,說:“主席,你這樣說我承擔不起。全國人民心裡都有你,我哪敢心裡沒有你?”但事已至此,主席也沒有強迫她。
章含之之所以沒有去當新中國的第一位女大使,主要有兩方面的原因,一個是他的父親章士钊年事已高。事實上,93歲的章士钊就是在主席建議讓章含之去加拿大之後沒多久病逝的。
另一方面的原因是,當時章含之已經和喬冠華确定了戀愛關系,這一年章含之38歲,而喬冠華已經60歲,兩人各有各的工作,聚在一起的日子本來就有限,如果章含之去了加拿大,兩人勢必會長期分開。
章含之與喬冠華
在感情與事業之間,章含之選擇了前者,這也并不是不能理解,更何況章含之并沒有完全放棄自己的事業,她還繼續留在外交部工作。
毛主席的一席話,化解了章含之和父親的隔閡 1962年章含之成為毛主席的英文老師後,她不僅承擔起了輔導毛主席英語的任務,在很多時候,她還是毛主席和章士钊之間的“聯絡員”。
當時主席經常向藏書豐富的章士钊借書,每次借書前主席都會先把上次的書還上,說這叫“有借有還,再借不難”。
一次在飯桌上,主席問起了章含之對她父親章士钊的看法,章含之說父親是父親,我是我,父親是愛國民主人士,也是統戰對象,而我是一名共産黨員。
主席聽後批評了章含之,認為她對“行老”的态度不對。章含之則認為父親在曆史上确實曾犯過一些錯誤,比如他反對學生參加愛國運動,被魯迅先生寫文批評;比如他和蔣介石也有私交,49年時曾代表國民黨進行和談。
主席制止了章含之,說:“你的有些見解還是不錯的,但你隻知道行老做的錯事,你知道他做過多少好事?看一個人要全面地看他的一生,何況他是你的父親。行老的一生很不簡單,我今天隻問你一件事,你知道行老當年的《蘇報》案一事嗎?”
章含之答不上來,主席就認真向她講了一遍這件事的來龍去脈,并教育她:“行老當年可以是個反對清朝的革命青年呢,有誰生來就是馬列主義者?他的一生走過彎路,但大部分是好的。”
毛主席的話深深地震動了章含之的心,她發現自己原來是如此不了解自己的父親,對他的誤解是如此的深。表面上是在她給毛主席和父親充當“聯絡員”,但實際上卻是主席聯絡了他們父女之間的感情,消除了他們之間的隔閡!
章含之後來回憶說:“我是在毛主席的引導下才開始認真地認識父親的。”
章含之之所以同父親有隔閡,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當年魯迅的兩篇文章,《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和《紀念劉和珍君》。章含之說,這兩篇課文當時就被選入了語文課本。有一次老師在台上講解這兩篇文章時,同學們都用異樣的眼光偷偷看她,下了課後老師還專門叫她談話。
當時章含之隻有16歲,以她的閱曆當然無法理解那段曆史。她曾氣沖沖地問父親當年為什麼那麼做,章士钊卻心平氣和地告訴她:“我現在對你講你也聽不懂,更聽不進去。我和魯迅之間确實有很多誤會,以後你長大了自己讀曆史,自己判斷吧!曆史自有公論。”
但年輕的章含之在此後的20年都沒有如她父親所說的那樣“自己讀曆史”,直到章士钊已經蒼老,章含之也有了一些閱曆,他們才再次聊起了當年的這件事。
章士钊說,當年段祺瑞邀請他出任北洋政府的教育總長,他認為學生們應該通過認真讀書來救國,而不應該過多地參與政治,因此他對學生們下了禁止上街的禁令。但他的這種做法激怒了當時的一些進步學生……
“魯迅要是活到現在,我們很可能是好朋友呢!我和他是有緣分的。”
章士钊對女兒說,“章”和繁體的“許”筆畫一樣多,50年代後,自己在開會時常常會被安排和魯迅的夫人許廣平坐到一起,他們彼此很客氣,完全沒有因為往事成為仇人。
有一次,服務員端來一杯茶給許廣平,許廣平也恭恭敬敬地把茶讓給了章士钊說:“您是我的師長,您先用。”
“我和魯迅的夫人都和解了,魯迅要是活着,想必也會無事。”
章士钊還向章含之講了自己和許廣平當年的恩怨:那是1925年,章士钊任命楊蔭榆為女師大校長,卻引起了學生的不滿和抵制,并引發了著名的“女師大事件”。
當時許廣平等進步學生在校園内抗議,魯迅等人對她們進行了聲援,楊蔭榆就雇了一群“三河老媽子”把許廣平、劉和珍等學生架了出去。
章士钊解釋說:“當時全國很多農村的婦女都裹小腳,三河縣因為貧苦沒有此慣例,而且那裡的婦女多會選擇來平津當傭人,所以就雇了他們。”他長歎一口氣道:“這都是很多年前的事了,當然是不對頭的。”
章士钊也解釋,當年讓劉和珍君殒命的3.18事件與他并無直接關系,他既沒有授意,更沒有下令開槍。章士钊的這些解釋确實是符合曆史事實的,正如毛主席所說,章士钊一生走過彎路,但大部分是對的。
這次長談之後,章含之終于對這件事釋懷了。有一次,她開玩笑問父親:“您的藏書這樣豐富,為什麼卻沒有魯迅的作品?是不是還對當年的事耿耿于懷?”
章士钊笑道:“那都是往事了。不過我到現在還是一個複古派,你看我的書架上有一本白話文的書嗎?”
後來章士钊病逝,喬冠華搬進了章士钊的家裡住,章士钊的書房也就成了喬冠華的書房。喬冠華生平極為崇敬魯迅,他把他的《魯迅全集》放到書架上後,章含之開玩笑說:“我父親的書架上從不放魯迅的書,現在你全放上了,他老人家泉下有知不知會作何感想。”
喬冠華卻說:“我看你低估了你父親,行老寬厚大度,是不會計較那些曆史恩怨的。”
晚年的章士钊在關心國際國内形勢之餘,把自己的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到了自己的最後一部著作《柳文指要》上,經過5年的辛苦耕耘,章士钊最終完成了這部近百萬字的巨著。
他的這項工作一開始就得到了毛主席的支持,因為主席也是柳文的愛好者,每次章士钊寫完一節,都會把書稿送給主席去指正修改,交換意見。包括這本書在出版過程中遇到的一些難題,主席也會親自出面解決。
這本書出版後,章士钊非常激動,他自費買了幾百冊,首先就是拿兩套送給毛主席和周總理。
當時稿酬制度已經廢除,周總理特批撥一萬元贈予章士钊表示酬謝,章士钊幾次推辭不過,便希望女兒去國外開會時用這些錢給主席總理買點營養品。
1973年,章士钊在毛主席的安排下,以92歲高齡遠赴香港,再次承擔起了促進國共談判的工作,他的到來向台灣釋放了強大的和談信号,一時間引起了很大的轟動。然而就在任務快要完成的時候,他的病情突然惡化,不久後便與世長辭。
章含之說:“父親生前最後一個願望就是看到祖國統一,台灣回歸。”
本文參考資料:
《跨過厚厚的大紅門》 章含之
《毛澤東年譜》 中央文獻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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