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是‘土’裡長出來的，不是用‘營養液’喂出來的，曆經風雨考驗，将來一定會大有作為。”

　　在2021年天津市村級組織換屆中，農村信訪量從2018年換屆的1199件降至180件，降幅約85%

　　這支經過農村基層一線曆練成長，懂農業、知農村、愛農民的幹部隊伍，在以後的工作中，無論是制定涉農政策還是處理“三農”問題，都會更符合基層實際、更貼近群衆需求、更看重真抓實幹

　　文 |《瞭望》新聞周刊記者 王建華 毛振華 黃江林

　　“小時候，爸媽告訴我，長大後别回農村了。”在遼甯農村長大的李廣丞并沒有聽從長輩的勸告。大學畢業後，他來到天津市甯河區東棘坨鎮毛毛匠村，成為一名農村專職黨務工作者，在他鄉的農村土地紮下了根。

　　李廣丞是天津首批招錄的農村專職黨務工作者。初到毛毛匠村，除了用信息化手段做好黨務工作，他把大部分時間都花在挨家挨戶走訪上，詳細了解村民所思所想，并據此制訂任務清單供村“兩委”研究解決。由于熟悉農村、工作有方，工作僅3年，他就成長為甯河區俵口鎮副鎮長。

　　為破解基層黨建力量薄弱、鄉村幹部年齡偏大、知識結構老化等問題，天津市自2018年起連續5年面向全國招錄農村專職黨務工作者，派駐到鄉村基層治理最前沿工作，培養出一批知識水平高、發展思路新、具有豐富農村工作經驗的鄉村振興青年帶頭人。

　　近日，《瞭望》新聞周刊記者在天津十餘個村鎮調研發現，這支“土”裡長出來的鄉村幹部生力軍，提升了農村基層黨建質量，拓展了鄉村振興發展視野，砸實了幹部的農村工作經驗，有效提高了群衆對基層幹部的認同度。

　　擔任天津寶坻區史各莊鎮朱楊莊村“一肩挑”的吳柏（中）與村民交流蔬菜種植技術 受訪對象供圖

　　“土”裡長出鄉村帶頭人

　　天津市委組織部相關負責人介紹，設立農村專職黨務工作者制度的初衷，是解決農村基層黨組織弱化和幹部源頭培養難題。

　　天津在2018年村“兩委”換屆中發現，幹部平均年齡47.3歲，35歲以下的僅占16.7%。在記者調研的天津寶坻區史各莊鎮朱楊莊村，農村專職黨務工作者到位前共有33名黨員，60歲以上的12名，30歲以下的僅有3人。

　　“以前，村裡‘三會一課’制度執行不規範，老黨員不會使用現代技術開展黨建工作。”2019年招錄的農村專職黨務工作者吳柏，現任朱楊莊村村黨支部書記兼村委會主任“一肩挑”。他回憶，當時一些村黨支部連會用電腦的人都沒有，更别說梳理最基本的黨建材料了。2018年天津市村“兩委”換屆時，幹部具有大專以上學曆的僅占21.4%，村黨組織書記初中及以下學曆的比例超過26%。

　　幹部隊伍年齡偏大、知識結構老化，農村基層黨組織的領導力、組織力、凝聚力、戰鬥力受到影響。天津市下決心從源頭解決。2018年起，天津每年招錄1000名農村專職黨務工作者，在穩步探索的基礎上逐步實現3500多個村莊制度全覆蓋。

　　主要招錄條件有三：為實現農村幹部隊伍年輕化，明确要求年齡為30周歲以下；為高質量開展黨建工作，報名者須為中共黨員；為提高農村幹部帶領群衆推進鄉村振興的能力，要求具有大學本科及以上學曆。

　　為了能招來人更留住人，制度設計可謂誠意十足——薪酬待遇依照社區工作者标準，設有年度考核績效獎，繳納五險一金，外地來津的可獲得天津戶籍；試用期滿考核合格的進入村黨組織班子，表現優秀的可擔任村黨支部副書記；到村工作一年後表現優秀的，可擔任村黨支部書記，被選聘為事業編制人員，有機會調任或招錄到上級黨政機關任職。

　　随着新鮮血液的補充，2021年天津市村“兩委”換屆後，班子成員的平均年齡比上屆降低3.7歲，其中村“一肩挑”平均年齡41.4歲，比上屆降低7.6歲；全日制本科以上學曆比例達31.3%，年齡、學曆結構得到明顯優化。

　　如今，持續招錄和培養農村專職黨務工作者，已成為天津鄉村幹部的重要來源，也為建設高素質公務員隊伍提供了人才儲備。

　　2018年至今，天津農村專職黨務工作者隊伍中已有1210人通過法定程序擔任村“一肩挑”并成為事業編制人員，29人通過定向招錄成為公務員，128人通過換屆進入鄉鎮黨政領導班子，8人在市、區兩級黨政機關任副處級領導幹部，3人擔任區屬事業單位副處級領導職務，26人擔任鄉鎮所屬事業單位正科級領導職務，9人榮獲天津市優秀共産黨員、優秀黨務工作者稱号，特别是其中1人榮獲全國優秀黨務工作者稱号，形成了“幹好用好”的鮮明導向。

　　“小毛孩”撐起新天地

　　翻開農村專職黨務工作者姜帥的工作日記可以看到，他把每家每戶的情況都詳細記錄其中，将村民們的各項訴求制成了台賬。背靠山鄉，卻有着宏偉的抱負。已經擔任薊州區羅莊子鎮和平村“一肩挑”的他，指着村邊的一塊閑置坡地，向記者介紹未來幾年村莊的改造設想，眼神中充滿自信。

　　記者調研發現，這些平均年齡不足26歲的“小毛孩”有學曆、有見識、有闖勁，給農村發展帶來了全新的思路和視野。

　　在甯河區東棘坨鎮艾林莊村，曾任該村“一肩挑”的農村專職黨務工作者王美惠發現新品種西紅柿市場前景很好，就帶動農戶發展種植采摘。西紅柿成熟後的第一個清明假期，一個大棚平均每天收入8000元；

　　在朱楊莊村，當地有種植蘿蔔的傳統，但收入不高。29歲的吳柏聯系專家為村裡推廣新品種、注冊新品牌，很快實現蘿蔔産量和售價翻倍、農戶收入明顯增加；

　　在甯河區豐台鎮嶽秀莊村，黨支部副書記王雅楠積極推行環境衛生積分制，搶救性挖掘當地皮影文化，豐富了村民的文化生活。

　　稻蟹生态混養、網絡直播帶貨、農文旅融合……農村專職黨務工作者給鄉村帶來豐富的知識和開闊的視野，一個個新思路引領村莊走上了發展新路。

　　要建強農村基層黨組織，必須消除宗族、派系、涉黑涉惡勢力等影響。天津招錄的農村專職黨務工作者不限于“本鄉本土”，而是放眼全國“淘金”。接受記者采訪的一些基層幹部群衆表示，這些來自五湖四海的農村專職黨務工作者敢于放開手腳，能夠做到“一碗水端平”，得到了群衆的信任。

　　天津市委組織部相關負責人說，事實證明，這是一支可靠的後備力量。在2021年天津市村級組織換屆中，農村信訪量從2018年換屆的1199件降至180件，降幅約85%。2021年，天津市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長8.8%，絕對值達到27955元，位居全國第四。

　　基層實踐磨煉“硬能力”

　　“他們是‘土’裡長出來的，不是用‘營養液’喂出來的，曆經風雨考驗，将來一定會大有作為。”對于這支特殊的生力軍，天津市領導幹部普遍這樣認為。

　　幾年基層工作的磨煉，在這些農村專職黨務工作者身上烙下了深深的印迹，在處理農村繁雜事務的過程中，初入社會的他們褪掉了身上的“驕嬌”二氣，磨煉出解決實際問題的“硬能力”。

　　畢業于天津外國語大學的陳信羽，是個地道的城裡孩子。如今，與記者一起在村裡轉轉，不時有村民走上前打招呼、拉家常。她坦言，上任薊州區官莊鎮肘各莊村“一肩挑”後，她的内心經曆了艱難的蛻變過程。

　　肘各莊村，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曾是遠近聞名的富裕村。然而随着各種利益矛盾的湧現激化，富裕村成了上訪村。剛到村裡時，一件接一件的撓頭事讓陳信羽難以招架，“那時每天一早開車到村頭，就忍不住停下來流淚，内心找不到方向。”

　　日子在堅守中一天天過去，她發覺自己慢慢喜歡上了這個淳樸的村莊。經過幾個月的走訪梳理和艱苦細緻的具體工作，她逐步化解了村裡的曆史遺留問題，帶領鄉親發展特色山貨産業，肘各莊村逐漸步入了良性發展軌道。

　　“對于年輕幹部來講，紮根基層、了解民情，不僅可以鍛造吃苦耐勞、迎難而上的意志品質，而且能夠有效提高處理複雜問題的能力，練就一身做群衆工作的過硬本領。”中央團校教師潘萌認為，天津的農村專職黨務工作者制度“一竿子插到底”，以農村沃土為大熔爐，避免出現從家門到校門再到機關門的“三門幹部”。

　　寶坻區方家莊鎮黨委副書記、鎮長王建國說，該鎮42個行政村中，已有19個實現了農村專職黨務工作者擔任“一肩挑”。他們工作有激情，處事公道，敢于放開手腳。在這種氛圍帶動下，其他村幹部因為不甘落後于“娃娃們”，工作積極性大大提升；鄉鎮幹部也受到激勵，努力“比學趕超”。

　　摸爬滾打提升“軟能力”

　　從最基層幹起的農村專職黨務工作者，在日複一日的工作中體會到農村、農業、農民的苦辣酸甜，對群衆的急難愁盼感同身受，對他們的所思所想更多了一份理解。與鄉裡鄉親同吃同住同勞動，提高了這些年輕幹部做群衆工作的“軟能力”。

　　李廣丞告訴記者，起初，不少村民對他的到來議論紛紛：“一個外地來的娃能幹啥？”當看到李廣丞沒日沒夜地為村裡發展奔波，遇到村民家裡有大事小情總是第一時間上門解決，村民們被感動了。

　　選任為甯河區廉莊鎮西嶽村“一肩挑”後，因與少數村民談不攏補償問題，村裡的燃氣管道建設工期一再拖延。李廣丞挨門逐戶做工作，西嶽村很快就在甯河區第一個完成了煤改氣工程。村裡的主路年久失修，但由于占地問題久久不能開工。他積極與交通部門對接，又做村民們的思想工作，新街路終于開工。

　　“一天晚上，我發現有人往我門縫下塞小紙條，上面寫着：孩子，每天睡覺前用熱毛巾敷敷眼睛。别太累了，村裡人就是你的家人。”那一刻，李廣丞的心頭有種說不出的溫暖。

　　這些“毛孩子”的努力，村民們看在眼裡、記在心上。寶坻區黃莊鎮小辛碼頭村村民李全海說，農村專職黨務工作者來到村裡後，建微信群活躍氣氛、搞鄉村遊宣傳，村裡一下子熱鬧了起來，大家感到未來的生活充滿了希望。

　　“這些幹部紮根基層，對農村有更深的理解。跟老鄉們一起摸爬滾打，他們對群衆的感情更加深切。進入鄉鎮班子後，他們工作勤勉務實，心裡時刻想着老百姓。”寶坻區委組織部副部長王振華說。

　　多位專家和基層幹部表示，這支經過農村基層一線曆練成長，懂農業、知農村、愛農民的幹部隊伍，在以後的工作中，無論是制定涉農政策還是處理“三農”問題，都會更符合基層實際、更貼近群衆需求、更看重真抓實幹。

　　“農村專職黨務工作者制度從招才引智入手，為鄉村振興吸納人才，從源頭上解了鄉村帶頭人緊缺的燃眉之急，是新時代推進‘三農’工作的一步好棋。”中共天津市委黨校黨建研究所研究員謝忠平說。

　　受訪專家表示，天津市下轄3500多個村莊，與全國其他地區相比，既有農村總量不大、距離城市較近、财政保障較充足等特殊性，也面臨夯實農村基層黨組織建設、全面推進鄉村振興的共性任務。當地探索的農村專職黨務工作者制度的經驗，對于其他地區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具有一定的借鑒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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