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個老師,教的是同一個道理,但每個人學到的就不一定一樣,而行出來,可能就千差萬别了。由教到弟子成才,其中經曆四個階段,每個階段,各有不同規律,而教授者,需有教無類,言傳身教,因材施教,相機說法,對于四個階段,不可不知。
人與人本不同,根器、天性各不相同,境遇、基礎、環境、動力也各不同,對自身的了解、智力的高低、理解力的差異,都會構成影響一個人仁學實踐的影響因素,因此,同是從事仁學,實踐仁學,其所得到的效果也各不相同。正如春秋時期,諸子同宗,百家同源,皆說一也,一者易也。然所針對的群體不同,關注點各異,興趣愛好禀賦差異,所得出的結論也各不相同。即便是儒學,同宗孔子,然仍分八家,正應此理。
9.30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适道;可與适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
[參考譯文]孔子說:“可以同他一道學習的人,未必可以同他一道取得某種成就;可以同他一道取得某種成就的人,未必可以同他一道事事依禮而行;可以同他一道事事依禮而行的人,未必可以同他一道通權達變。”
此章中的共學、适道、立、權應采用整體解釋的方法,否則,易生分歧。何謂學者,《學而篇》對其下過定義,當采用此定義,即“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矣”。何謂“适道”,即行進于仁學之道中,即采取适宜于自身的内外一緻、文質彬彬的方法,從共學到适道,是個飛躍,正所謂:“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而從知仁适道,到能夠安身立命者,又是一個飛躍,正如本篇所講,仁學實踐有兩大陷井,:“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并非能夠行君子之道者,即能實現仁。“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而能夠志于道、據于德、立于禮者,能夠恰當地依據大變動社會的特點進行權變,則又是一個飛躍。權是仁學的精華和核心,恰如仁學實踐好比登堂,仁學權變好比入室,此飛躍是從登堂到入室的飛躍,才算真正掌握了仁學的精華。子曰:“由之瑟奚為于丘之門?”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
對于此章所表述的仁學三大進階,曆來學者均無疑異。
此章講的是敏于行的四大進階和三大飛躍:“可以一起學習的人,未必都能學到道;能夠學到道的人,未必都能夠堅守道;能夠堅守道的人,未必都能夠随機應變。” 這種飛躍并非人人都可實現。對于這種仁學實踐的飛躍的分析,則較為單薄。
第一次飛躍:從“共學”到“适道”
第一次飛躍是從“共學”到“适道”,即一道學仁習道;适道:适,往赴義。同一向學,或志不在道,如學以求祿之類。故可與共學,未必可與共适道。仁學理解容易,但實踐難,難在不可須臾離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仁學之難,在于其藐視貧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雲。”能夠做到此兩點者,世間能有幾人?
錢穆在《論語新解》講,“同一向學,或志不在道,如學以求祿之類。故可與共學,未必可與共适道”,共同向學的人,有些人其志不是在于對真理的追求,比方說有些人隻是想通過學習,用以求取榮華富貴,所以說可以共同向學,但未必能共同向道。如古時管甯和華歆本是同窗好友,經常在一起讀書學習,但是他們兩人一個是真心為學,而另一個卻是為了功名利祿。兩人雖是共學,但不适道。後來,管甯成了一名德高望重的學者,而華歆則踏上了仕途。
其實, 仁學的理解并非難事,但仁學的實踐卻非易事。即便孔子在世,諸弟子中也隻有顔回能夠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之矣。可見仁學實踐之難。多才多藝如冉求者,也以力不足以由而不求仁道。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勇猛如子路者,也隻是登堂,而未入室 。子曰:“由之瑟奚為于丘之門?”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而有着瑚琏之才的子貢,則不受命。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由此,孔子自己的感歎,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可見,仁學實踐之難。
因此,從好學中對仁學的認同,到實踐中立于禮對仁的遵循,其實實現了仁學實踐的一大飛躍,即實現了生活方式徹底革新,實現了“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第二次飛躍:從“适道”到“安身立命”
第二次飛躍是從“适道”到“安身立命”,成為自己生命的基礎。立:強立而不反義。知向道,亦有中途見奪者。以“可與共學,未可與适道”,大家雖然可以在一起學習,但卻未必會朝着同一個志向而努力。既然大家的志向各異,無論如何都是無法走到一起的。
從仁學中對日常生活之禮的遵循,依照仁學的要素來進行實踐,但是,産出是什麼,卻受到諸多因素的影響。适道者,謂之君子,但是,君子能否成就仁者,卻是未知。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君子要達到“安身立命”的仁者狀态,确實不易。
能夠立于春秋時期禮崩樂壞的大變動社會之中,僅僅是适道是不足夠的,還需要有相應的生存智慧。如強大的行動能力,即敏于行,這是安身立命的基礎,沒有強大的行動能力,美德并不能自行抵抗大變動社會所帶來的扭曲和壓力,因此,敏于行是仁學的基本要素,不僅僅包含在好學中,也包括在君子的人格要素中,成為了大變動社會應對禮崩樂壞的基本法則。
要以美德安身立命,仁學還需要實現以友輔仁,即尋找志同道合的朋友來共同應對禮崩樂壞的大變動社會的挑戰。将禮樂和仁學從原先的貴族社會引入到庶民社會中,很大的原因是在貴族社會中無法實現輔于友,而在庶民社會中,這種仁者抱團共渡危機的可能性大大提升了。
沒有相應的、有效的克服美德所産生的高昂的生存成本的生存策略,要讓美德存續于禮崩樂壞之中,天下無人講禮樂,而仁者獨自講禮樂,這種孤獨的狀态是不能維持多久的。
第三次飛躍:“與立”到“權變”
第三次飛躍 是“與立”到“權變”,即一道事事依禮而行,能夠在大變動社會中便宜行事。權:稱物之錘名權。權然後知輕重。“可與立”中的“立”字的意思,就是“三十而立”的“立”字,并不是成家立業的意思,而是立志于追求道,也就是立志通過學習追求真理,信念堅定,不動搖、不違背。即使是知道求學的最高境界是什麼,也有些人并不能持之以恒,正如錢穆所注“知向道,亦有中途見奪者”。孟子曰:“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權也。”《論語》曰:“立于禮”,然處非常變局,則待權其事之輕重,而後始得道義之正。但非義精仁熟者,亦不能權。借口适時達變,自謂能權,而或近于小人之無忌憚,故必能立乃始能權。
最終也是最難達成的階段是“與權”,即一道通權達變。“與權”,始能知輕重。對于“未可與權”一句曆來有很多不同的解釋,比方說也有将這句話解釋為“未必能夠随機應變”或“未必能采取同樣的權宜之計”,朱熹在《論語集注》中引用程頤的話,“漢儒以反經合道為權,故有權變權術之論,皆非也。權隻是經也。自漢以下,無人識權字”,明确了反經合道并不是權。
反經合權(合道、合義)的争論
“權變”的概念在孔子乃仁學思想體系中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當一個人面臨危機情形卻又不得不做出取舍的時候,則需權其事之輕重,始能悟得道義之正。但是“權”的正确運用并非人人皆可做到,“非義精仁熟者,亦不能權”,否則就會淪為小人肆意行事的借口。
對于何謂“權”者,曆來争議不斷,漢儒以反經合道為權,近世解經者多以為非,這些論述以程子影響為巨。程子曰:“漢儒以反經合道為權,故有權變權術之論,皆非也。權隻是經也。自漢以下,無人識權字。”
焦循《說權》:說者疑于經不可反。夫經者,法也。法久不變則弊生,故反其法以通之。不變則不善,故反而後有善;不變則道不順,故反而後至于大順。故反寒為暑,反暑為寒,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乃為順行,恒寒恒燠,則為咎征,禮減而不進則消,樂盈而不反則放,禮有報而樂有反,此反經所以為權。又曰:權之于稱也,随物之輕重以轉移之,得其平而止。物增損而稱則長平,轉移之力也。不轉移則随物為低昂,而不得其平。故變而不失常,權而後經正。
漢儒以“反”通“返”,意為遵循,宋儒以下以“反”為“違反”,由此,何謂“反經合權”,莫宗一是。何謂權者,也是曆來衆說紛纭,其實,這在《論語》編輯之時業已出現,而這正是《論語》在後面諸篇中需要着力解決的。
仁學來解釋經典,可以填補《論語》篇章間的空隙,讓我們了解到完整的仁學,同時也能夠見識到仁學的強大解釋力,同時,也可以豐富仁學的内涵。如果需要進一步了解仁學的内涵,敬請加入視頻慕課《論語啟蒙:論語的法典化解讀》,或參考《仁者無敵:仁的力量——大變動社會的生存之道》(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中人人格論:論的法典化解讀》(光明日報社,2020)。以下是《論語啟蒙》的課程簡介。
現代世界被認為史上罕見之大變局,當今中國也處于快速的現代化進程之中。身處大變動社會之中,需要有相應的生存與發展之道,與中國傳統大一統社會的生存方式相異。中國傳統以儒家為中心,而仁學是儒家的核心,是孔門弟子為全面闡述仁學編纂而成。它是處于春秋禮樂崩壞大變動社會條件下的“仁魂義行”的生存智慧,提出在禮崩樂壞之下,遵循真理其實是可行的(“志于道”),但需要遵循仁學的生存和發展之道,其要點為尊重人的自然屬性(“興于詩”),關注日常生活細節(“立于禮”),需要有遵循美德的技巧(“據于德”),能夠克服遵循美德所帶來的高昂成本(“依于仁”),強大的行動力是根本應對之道(“敏于行”),這樣,就能夠化解禮崩樂壞帶來的懼、憂、慮(“成于樂”),這對于身處目前改革開放的中國也同樣适用。本課程通過法典化解讀《論語》闡述大變動社會生存智慧,即“志于道、據于德、立于禮、依于仁、敏于行、成于樂”,以此作為安身立命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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