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時代，是中國早期學術發達興旺的時代。究其原因，大概有以下幾點：

1. 當時貴族的繁衍，庶孽降為平民，原有貴族互相傳授學術，随之傳入民間，因此民間學術大興，智慧日啟。
2. 其次，春秋時期已經進入鐵器時代，鐵器有助于改善文字書寫工具，書寫文字的工作越來越便利。古代學術，個人經驗，以及思想言行等，此時都可以記錄在書中。故而春秋戰國時代，自古流傳的口授學術，變得可以書寫傳授。
3. 孔子說，"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盜比於我老彭"，就是此類事情的證明。其他各家的學術，從内容來看，都有引述古人的事迹，道理也與此類同。不過在他們寫定之際，難免加入自己的見解，成一家之言。所以在春秋戰國時代，百家并作，各守師門，互相辯駁。

學術的興旺，促進了文化進步；因此對于當時的政治和軍事，産生了巨大影響。如法家之學說，就是春秋戰國時代各國政治改革的動力；兵家之學說，促進各國軍事進步；縱橫家之學說，符合當時外交需要；而儒家之學說，有助于當時的教育。

現将主要學說介紹如下：

順應當時社會變革的要求，首創者為管仲。管仲生時，西周淪亡，王室衰微，戎狄南侵，荊楚北漸，各國諸侯篡弑不斷，人欲橫流，紀綱廢弛，舊有的封建制度已經崩潰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管仲為齊國相，提出禮義廉恥為立國之四維；但是管仲并不片面的要求人做到禮義廉恥，他說“倉廪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管仲遵太公利民便俗的古訓，興工商漁盬[gǔ]。一方面明法整紀，一方面改革内政軍令以強軍資，北征山戎，南抑荊蠻，舉衰振頹，所以齊桓公能九合諸侯，為諸侯之霸主。

管仲不但是法家創始人，也是有學問有作為的政治家。

後世的法家代表有鄭國的子産，魏國的李悝，楚國的吳起，韓國的申不害、韓非，秦國的商鞅。最終商鞅改革了秦國的政治，使得秦國吞并六國，結束了上古以來部落氏族與封建割據的局面。

源于兵家用兵的經驗。我國曆史上自黃帝以來，都是以武力平定中原，功業顯赫。

周代有設有大司馬的官職，專管軍政。姜太公在齊國口授兵法，被司馬穰苴記錄在書上，稱為司馬兵法。司馬遷評價其“闳廓深遠，雖三代征伐，未能竟其義，如其文也,若夫穰苴,區區為小國行師,何暇及《司馬兵法》之揖讓乎?”。司馬遷的意思是說司馬穰苴所寫的是古代流傳下來的兵家學術，而非司馬穰苴一人之學術。

後世學到太公兵法學術的還有孫武、孫膑、吳起等人。孫武著有巨作《孫子兵法》十三篇，為後世兵法家所推崇，被譽為“兵學聖典”。吳起著作有《吳子兵法》，傳于世，與兵聖孫武并稱“孫吳”。

太公以謀略起家助周室推翻殷商，孫武得其遺意，首重伐謀伐交，由此發展成了縱橫家之學。

其實春秋初期，管仲以“尊王攘夷”為政治口号，團結中原諸侯而孤立楚國，已經具備了外交戰的雛形，曰不戰而屈人之兵。

縱橫家之學，至戰國時期而盛行，奇謀百出。張儀、魏冉、範雎、呂不韋等反複使用縱橫之術，幫助秦國完成了統一中國的偉業。

儒家之學，承襲于周公。周公治周，在推翻商朝的軍事結束之後，當時中原地廣人稀，而中央周

王室權威顯赫，封建制度嚴密，井田制度分配均勻，故而着重于禮教典章于制度。孔子孟子繼承了周公的學術，成為儒家的二聖。

不過到了春秋時代，西周被犬戎所滅，周平王倉皇東奔，如喪家之犬，王室威信衰敗，之後又接連庸主，所以中原地區成了無政府的狀态，諸侯的紛争不可避免。

諸侯為求自保，不得不富國強兵，而禮樂制度不是當務之急。正如孟子所說“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所以儒家之學在春秋戰國時期不受重視。但是儒家重道德、崇仁義、勵忠孝、正是非，為中國人立下了道德準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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