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遊記》以邵雍的“一元之數”為開頭，講了天地萬物生成的哲理。在第九回又有一段耐人尋味的叙述，它說長安城外有一個漁翁叫張稍，一個樵夫叫李定。一天，漁樵二人各攜一瓶酒在泾河岸邊散步，漁翁說：

“李兄，我想那争名的，因名喪體；奪利的，為利亡身；受爵的，抱虎而眠；承恩的，袖蛇而走。算起來，不如我們水秀山青，逍遙自在，甘淡薄，随緣而過。”

樵夫表示認同，接着他倆就“水秀”好還是“山青”好進行了争論。漁翁說以“無榮無辱無煩惱”之樂，樵夫對以“逍遙四季無人管”之歡；漁翁又誇以“無憂慮”之幸，樵夫還以“無利害”之福。最後二人聯詩兩首，共話山水之樂。

這段文字與小說主線關系不大，在清朝版本的《西遊記》中甚至還被删掉了，一般讀者也隻是把它們當作詩詞來看，其實作者在這裡複訴了邵雍的處世哲學，要想弄懂它，就得了解《漁樵問對》。

利害關系不可分離，無處不在

《漁樵問對》的開頭，樵者問漁者，魚貪餌之利而受害，人貪釣之利為什麼卻能蒙利？既然大家都是為利而動，結果為何不同？

漁者于是進行了辨析，說：“子知其小，未知其大。”

樵者把利害關系簡單的對立了起來，故而沒有看到，對于魚來說，吃到餌是利，被釣上鈎是害。可是，假如魚整天都找不到食物吃，那麼這樣的害不是更大嗎？相比于餓死，冒險吃餌的害處不是要小些嗎？對于人來說，釣到魚是利，吃魚也是利，似乎釣魚有利而無害。可是，如果人整天都在釣魚，卻一條也釣不到，又沒時間去幹其他的營生，沒有收入，這不也是大害嗎？假如還要冒險出海捕撈的話，害就更大了。因此，釣魚就像吃餌一樣，得冒着受害的危險去釣。利害關系不可分離，無處不在。故雲：

“魚利乎水，人利乎陸，水與陸異，其利一也；魚害乎餌，人害乎财，餌與财異，其害一也。又何必分乎彼此哉！”

利與害屬于“同出而異名”者，它們既對立又統一。魚之利害寄于餌，人之利害寄于财。魚如果不與人争餌，怎麼會受害？散戶如果不與莊家争财，害又從何而來？故知，争是從利轉化為害的中介，所以《老子》說：“夫唯不争，故無尤。”财富其實是靠創造出來的，并不是靠争取而奪得的。奪得之物，豈能長保乎？

反過來，讓是從害轉化為利的中介，人相向而行，左右相讓，則暢通無阻；魚倏忽水中，先後有序，則能魚貫而行。因此，邵雍說：

“夫義者，讓之本也；利者，争之端也。讓則有仁，争則有害。仁與害，何相去之遠也！”

讓不僅将害轉化為利，而且還得仁；而争如果隻是為了利，就可能害義。孟子見梁惠王的第一句話是：“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世人皆笑其迂腐，可是義乃是利的基礎，隻有義才能讓，進而使害轉化為利。

相反，如果隻追求利，而不講義，那麼父子跟路人就沒有什麼區别，都隻是利益關系而已。更糟的情況是臣為利而弑君、子為利而弑父，故邵雍曰：“利不以義，則臣弑其君者有焉，子弑其父者有焉。”追求利益一定要基于道義。

這便是《漁樵問對》裡的義利之辨。

“有利”并不等于“有用”

樵者又問，魚得烹饪之後才能吃，這是不是說明自己的木柴對漁者有用？如果沒有木柴，魚是否因不能吃而無用？

對此，漁者回答說：“子知子之薪，能濟吾之魚，不知子之薪所以能濟吾之魚也。”木柴對于魚的用處不在于它本身，而在于火，假使木柴因淋濕而不能生火，那麼它對于烹饪也就從有用轉化成了無用。因此，木柴是“體”，火才是“用”。

火依附于燃料之上，燃料得火才有用，火得燃料才有體；水無形無狀，以浸潤為用，浸潤以水為體。因此，火屬于用，水屬于體，火可以使鄰近的水變熱，水卻不能夠使鄰近的火變冷，這是因為體用有别的緣故。所以說，有體必有用，但是體不等于用，用也不等于體。

世人都認為有利就會有用，而被人利用就是受害，因此“用生于利，體生于害。”但是我們已經論證過，利與害是不可分離的，故而體與用也不能分開。世人愚鈍，沒有弄明白有體必有用的道理，因而才執着于“有用”跟“無用”之間的對立，看不到它們的統一，故而誤以為某些事物一無是處。

《老子》曰：“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人們執着于有形有狀之物，認為它們于己有利，就如樵夫執着于木柴一樣；可是如果沒有無形無狀之物，沒有火，那麼有利的木柴也就沒有用處。盤子的外表再精緻，如果不是空心，就不能裝東西；房子的外牆再華麗，如果沒有内部空間，也不能住人。人們在盲目逐利的時候，是否也應該想一想：這對于自己有沒有用？

“名”與“實”是此消彼長的關系

樵者出柴，漁者出魚，二人烹魚而食，之後在伊水邊散步，讨論《周易》。這部分的内容與《觀物内篇》一樣，因此我們略過不談。

之後他們又談論了名實問題，漁者說：

“夫名也者，實之客也；利也者，害之主也。名生于不足，利喪于有餘，實喪不足。此理之常也。”

戰國時期，當“循名而責實”的“正名”思想在儒、墨、名、法諸家流行的時候，莊周卻獨樹一幟的說：“名者，實是賓也。”對于“實”來說，“名”是賓，實為主，名為客。主強，則客有禮，主衰，則客來欺，它們存在此消彼長的關系。可是世人惑于“名”，就像被狙公用“朝四而暮三”來戲耍的猴子一樣，真以為換了個名字就可以得到更多橡子，循着美名去，就能要求現實符合理想，幻想名實俱進。

需知，實不足才會去求名，利過多才會受害。修身是想要有利于己，貪婪之徒卻以身徇利，以至于傷身害性；立身的根本在于名聲，世俗之衆卻以身徇名，導緻名不副實。其實，修身和立身才是目的，利與名隻是手段而已。貪圖美名會讓人迷失自我，不知道真實的自己是什麼樣子；貪圖财利會讓人堆積隐患，不明白登高必跌重的道理。

名不副實者，平時唯恐人不知，當醜聞爆出時，卻反而求人不覺；貪财受賄者，往常收取時唯恐太少，等到暴露之後，又恨收得太多。

因此，漁者對樵者說：

“是知争也者，取利之端也；讓也者，趨名之本也。利至則害生，名興則實喪。利至名興，而無害生實喪之患，唯有德者能之。”

“非分之福”與“本分之福”的區别

樵者問漁者說:“子以何道而得魚?”

漁者回答要憑借竿、綸、浮、沉、鈎、餌六物，六物不具備，就必然釣不到魚。但是，六物具備也不一定能釣得到。盡人力，就是使六物都能具備，之後有無魚來食餌、釣不釣得上鈎，便是聽天命了。明白人力與天命之分，才能理解得與失之别。

人不能夠完全決定自己是否得富貴，必待時機天命然後得之；天不能夠賦予人功德，隻有自己去修行才可獲取。因此，富貴受天命的作用更大，功德受人力的影響更深。知曉了這層道理，就不會患得患失，修行在于我，是求而可得之；富貴在于天，是求而不一定得之。誰都無法決定自己能夠生在帝王家，但誰都可以修身學道做聖人。故雲：“積功累行，君子常分。”當天命不在我、修功累行而不得時，就是君子所說的“命”，明白這層意思便是“知天命”了。

“命”分為幸運與不幸，君子安于本分，修功累行而不得天命，便是不幸；小人非分，肆意妄為卻得天所助，就是幸運。所以，我們常常感覺到，不幸就是遇到了自己本不該遇到的禍事，幸運則是遇到了自己意料之外的福分。

君子安于本分而遇福，是他應得的；小人不安本分而逢禍，也是他應得的。故而，小人得福，則為非分之福，君子得禍，則是非分之禍。非分之福系于天，本分之福系于人，豈能不盡人力而坐視哉！

要怎樣去看待世間萬物？

莊周做夢變成了蝴蝶，究竟是蝴蝶變成了莊周，還是莊周變成了蝴蝶呢？從“物化”的角度來看，莊周與蝴蝶難道不都是“物”嗎？

天生萬物，人得其秀而最靈，故知人也隻是一物而已。置身于人群之中，不把自己視為人，怎麼去認識人呢？置身于萬物之間，不把自己視為物，怎麼去觀察物呢？執着于物我分别，然後“以我觀物”，則茫然而不知所得。不如從天人合一、物我一體的角度來“以物觀物”，這樣才能夠究物理、察人情。

這種哲理隻可意會，難以言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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