租地農場有哪些特點?3月底，吳瑞瑞位于安徽蚌埠的600多畝小麥，高度基本上都沒過小腿了，去年的秋汛對這裡的影響不大，小麥長勢不錯今年，吳瑞瑞又多租了幾塊地，價格比往年都高，夫妻倆的壓力也更大了在黑龍江哈爾濱，苗加上租的5000多畝地，正在進行春耕前的準備，今年的地租漲了100元，每畝租金達到了1100元，下面我們就來聊聊關于租地農場有哪些特點?接下來我們就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租地農場有哪些特點

3月底，吳瑞瑞位于安徽蚌埠的600多畝小麥，高度基本上都沒過小腿了，去年的秋汛對這裡的影響不大，小麥長勢不錯。今年，吳瑞瑞又多租了幾塊地，價格比往年都高，夫妻倆的壓力也更大了。在黑龍江哈爾濱，苗加上租的5000多畝地，正在進行春耕前的準備，今年的地租漲了100元，每畝租金達到了1100元。

3月25日，農業農村部發布《關于實施新型農業經濟主體提升行動的通知》，鼓勵有長期穩定務農意願的農戶适度擴大經營規模，成長為“家庭農場”。并在将來為家庭農場統一賦碼，提供産品銷售、品牌推廣、貸款保險等提供便利服務。

到2021年，全國家庭農場數量已經超過390萬家，他們大多像吳瑞瑞一樣，以家庭為單位，通過流轉土地實現規模經營。然而，在快速發展的同時，這些家庭農場，也面臨着土地不穩定、風險不确定、成本過高等種種困境。專家指出，“讓真正種地的人得到土地，家庭農場才能更好地發展。”

黑龍江哈爾濱，進入4月，苗加上的農場裡開始整地備耕，資料圖片。新京報記者 王穎 攝

“租地種田太不穩定了”

家庭農場并非中國本土的産物，而是農業現代化之後的舶來品。最早開始研究家庭農場的中國農業大學教授朱啟臻介紹，改革開放以後，逐漸有了一些承包大戶，在實踐中漸漸形成了幾個特點，第一是家庭勞動力為主，區别于雇工農場，第二是适度規模，區别于傳統小農戶，第三是農業為主業，主要收入來源于農業，區别于兼業農民，第四是穩定性，可以實現代際繼承，區别于短期承租。

“改革開放後，家庭農場這個詞就一直在用，但真正寫入中央文件是在2013年，最近幾年，作為新型經營主體，已經引起了廣泛的重視，多次出現在中央文件中。”朱啟臻說。

吳瑞瑞家的地是夫妻一起打理，最接近家庭農場定義的經營者案例，但和真正的家庭農場仍有距離，最關鍵的問題還是土地。“穩定性是基礎，土地承包關系長久不變是基本條件，唯有長久不變，才能給農民以長遠預期，農業經驗和對土地的感情才能形成，并在代際之間傳承。”朱啟臻說。

4月1日，吳瑞瑞在農場裡進行飛防作業。受訪者供圖

但穩定性，恰恰是吳瑞瑞他們所面臨的最大困境，吳瑞瑞的600多畝地，分散在幾個不同的村莊，都是零散的地塊，而且時常有變動。“有的剛租幾年，忽然就不給租了，剛種熟的地，又不能種了，隻能再找地方。”他說。

“太不穩定了”，位于河北省邯鄲市的郝科向說，他和父親、妻子、兒子一起租地種糧，目前有1300畝地，種了十多年，經曆了太多波折，“1300多畝，都是從農民手裡，一小塊一小塊租來的，有些能連成片，但經常有一家人或者幾家人忽然不租了，因為别人給的價格更高，最多的一次，300多畝地說不租就不租了。”

同樣租地種田的苗加上也告訴記者，他的農場在黑龍江哈爾濱，現在有大約5000畝地是每年一簽合同，沒有農戶願意簽長期合約，“因為租金每年都在漲，2019年的時候，一畝地還是400元，2020年漲到了600元，2021年1000元，今年1100元。這個價格，實際上已經沒什麼利潤空間了。”

“最怕的就是遊資進來”

對家庭農場的經營者來說，不穩定的土地關系，帶來了高昂的成本。

“有時候，合同也沒用，說不租就不租，還沒法兒追究對方的違約責任。”郝科向說。郝科向在河北邯鄲種地，他告訴記者，今年最高的租金已經達到1050元了，最低的也有800元。

“最怕的就是遊資進來。”郝科向說，“這些年，經常有遊資來租地種植，他們不懂農業，也不了解農業的收益，願意付出更高的價格流轉土地。比如說忽然有一個企業，以比市場價高150元的價格租地，農民立刻就把地租給他們了，我們跟不跟呢？不跟沒地可種，跟了賠錢，遊資賺不到錢，第二年就走了，可價格卻下不來了。”

十多年的種地生涯中，郝科向經曆最多的，就是不可預知的價格，這讓他不敢在土地上投入資金。“比如打井，打一眼井，除了政府補貼之外，自己還要掏1萬多元。但有時候，剛打好井，農民忽然就不租給你了，等于白投入，也沒辦法追回投資。”郝科向說，他經曆過三次同樣的事情，三眼井白白給别人打了，“一點兒辦法都沒有。”

即便要投資，也缺乏資金來源，苗加上告訴記者，“流轉的土地，肯定不能作為抵押物，對農民來說，農機、房子也不能抵押，隻能通過信用貸款獲得小額資金，遠遠不夠改造土地的投入。事實上，因為地不是自己的，也沒法兒投入過多的資金去改造。”

家庭農場如何“傳家”

“土地不穩定，是家庭農場發展最大的難題，也是制度瓶頸。”朱啟臻說。“家庭農場面臨的困境，是很多因素造成的，比如認識問題，有些基層的管理者，不懂什麼叫家庭農場，一味地追求大戶引入資本，結果經營情況并不好，反而擾亂了市場。還有的地方，把土地收回來，劃成規模化的地塊，5年一承包，認為這就是家庭農場，其實也不是。”

土地的不穩定，給家庭農場的經營者帶來了高昂的成本，也間接助推了短期行為的普遍化，“不能穩定獲得土地的經營權，誰會真正去保護土地，在土地上投入呢？”朱啟臻說。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着重強調，“堅持農民的主體地位”，朱啟臻認為，這也是為家庭農場這樣的新興經營主體提供了保障，“家庭農場和其他的農場、商業化種植不一樣，是農民自己為自己勞動。”朱啟臻說，“都說農民是土地的保護神，事實上，隻有在家庭農場的環境下，才最容易實現。無論是藏糧于地，還是藏糧于技，家庭農場都是最有效的實現路徑。”

隻是，這條路還不夠暢通和平坦，“其實，不管是中央文件，還是各種政策，都是非常好的，對家庭農場的發展很有幫助，但在具體的執行中，有些還很難落實。主要還是觀念問題，沒有真正理解現代農業發展的機制。因此，在具體實施的時候，經營者隻能通過流轉獲得不穩定的土地，面對不确定的未來。而事實上，理想的家庭農場，應該可以支撐起一個家庭長久的收入和生活，唯有如此，才能在土地上實現充分就業，才能讓農業經營後繼有人。如果都是小農戶經營，年輕人都出去打工了，農業勞動自然後繼乏人，以後誰來種地呢？”

“土地碎片化，勞動力短缺，農機成本很高，所以，沒有年輕人願意繼續務農。”苗加上說，他的農場規模不算小，但他的孩子，也都不願意繼續從事農業。

相同的問題，郝科向也在考慮。目前，郝科向的兒子和他一起經營農場，但流轉來的1300畝土地，并不能給兒子帶來足夠的吸引力，“他還是不想幹農業，我自己也很難确定，這份事業能不能持續下去，”郝科向覺得，穩定和規模是一個家庭農場能否傳遞到下一代的基礎，而其中，穩定尤其重要，卻恰恰是最缺乏的。

“迫切需要建立土地退出機制”

“讓真正種地的人得到土地，家庭農場才能更好地發展。”朱啟臻說，而要實現這一點，最迫切的，是建立土地退出機制。

家庭農場不但需要适度的規模，也需要穩定的土地經營權，而短期租賃，顯然無法實現。而要讓願意種地的人，獲得更多的土地，并非不可能。幾十年來，數以億計的農民進入城市，大量勞動力離開土地，朱啟臻認為，有條件建立土地退出機制，“當一個農民離開土地，有了穩定的非農收入，并被納入到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中，又無力耕種土地時，就應該無償退出耕地。”

朱啟臻認為，進入老年的農民，也應該通過完善社會保障體系等，建立土地退出機制，“老年或失去勞動能力的農民，通過社會保障體系獲得了合适的保障，是可以退出土地的。”

此外，已有的退出機制，同樣也可以達到“讓種地的人得到土地”的目的。朱啟臻介紹，“我國《土地管理法》中規定，耕地撂荒兩年就可以收回，但在現實中，這一規定極少執行，更有一些地方，通過政府進行規模化流轉後，卻因為難以經營，而出現了規模化的撂荒，同樣沒有被收回。如果能夠嚴格執行，這些撂荒的地，可以通過承包的形式，讓願意種地的人來承包。”

土地承包權的轉變，是否和“三十年不變”的政策相悖？朱啟臻認為并非如此，“土地承包三十年不變，是保護農民的利益，那些已經不再是農民，或者有了穩定的非農收入、納入到社會和保障體系中的人，是可以退出的。比如說，我們的土地承包制度，是以家庭為單位的承包，如果一個家庭，全家人都已經進城了，有穩定收入，且有各種社會保障，他們是否可以退出呢？顯然是可以的。而他們退出的土地，就可以通過各種方式，将承包權轉給那些真正願意種地的家庭。”

新京報記者 周懷宗

編輯 張樹婧 校對 趙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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