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南京信息工程大學國别與區域文化研究院 李建波、河海大學外國語學院 李霄垅

摘 要：關于外國文學研究和國别與區域研究的交叉問題，外國的情報分析專家、國際關系理論專家和戰略文化研究專家均有所論述。這些論述一是對外國文學研究可否參與國别與區域研究的問題給予了肯定的回答；二是說明了外國文學研究通過内容研究和方法延伸介入國别與區域研究的途徑；三是闡述了外國文學内容和方法研究在國别與區域研究中所扮演的獨到的、不可替代的角色。

一、引言

國别與區域研究（又稱“國别和區域研究”，本文統一為“國别與區域研究”）作為外國語言文學學科的一個分支是由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第六屆學科評議組提出和确定的，并在此屆學科評議組編撰的《學位授予和人才培養一級學科簡介》（2013，以下簡稱《簡介》）中進行了發布。《外國語言文學類教學質量國家标準》（教育部高等學校教學指導委員會2018）也将“區域與國别知識”列為外語類本科的知識要求，将“國别與區域研究”列為專業核心課程。然而，對于将國别與區域研究納入外國語言文學學科的舉措，外語界認識不同，反應不一，主要有兩種不同的見解：其一，外國語言文學學科原本就是國别與區域研究，隻不過研究的是國别與區域的語言、文學、文化等而已；其二，國别與區域研究跟外國語言文學學科無關，是國際政治、國際經濟等學科的研究話題。

對這個問題的認識需要從國别與區域研究的定義說起。對于國别與區域研究，《簡介》是這樣定義的：“借助曆史學、哲學、人類學、社會學、政治學、法學、經濟學等學科的理論和方法，探讨語言對象國家和區域的曆史文化、政治經濟社會制度和中外關系，注重全球與區域發展進程的理論和實踐，提倡與國際政治、國際經濟、國際法等相關學科的交叉滲透。”（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第六屆學科評議組2013：51）在這個定義中，國别與區域研究無論是借助的理論和方法，還是探讨的問題，似乎都與語言文學關系不大，那麼，為什麼将其列入外國語言文學學科之中呢？

我們注意到，在這個定義裡，提到了借用的理論和方法，提到了探讨的問題，但是并沒有規定以什麼為研究對象（objects）。研究對象是什麼呢？既然屬于外國語言文學學科，自然包括外國語言和文學。這一點從定義中的“提倡與國際政治、國際經濟、國際法等相關學科的交叉滲透”也可看出。在借助的理論和方法中就有政治學、經濟學和法學等相關學科的理論和方法，且又提倡與這些學科交叉和滲透，這就說明這裡所說的國别與區域研究并不完全是政治學、經濟學和法學等學科的研究，而是包括外國語言文學的交叉研究。在外交上，當表示要進一步了解某國的時候，我們會說要“聽其言，觀其行”，由此足見語言文學研究在國别與區域研究中所占的比重。

鑒于語言學也是文學批評的一個視角，我們在這裡集中讨論外國文學研究和國别與區域研究的不解之緣。文學即人學，文學反映人類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文學研究所借助的理論不僅包括語言學、美學等，也包括上文所列國别與區域研究定義中所借助的理論和方法，其探讨的問題也可以涉及上文所列國别與區域研究定義中所述問題。這樣的研究既可以通過将作家思想和文學文本作為研究對象來進行，也可以将文學分析的理論和方法用于政治、經濟、軍事等文本的研究和分析。關于外國文學研究和國别與區域研究的關聯性，單談外國文學界的觀點，難免有王婆賣瓜之嫌，聽聽外國文學界以外的專家的觀點似乎很有必要，而從與國情研究關聯密切的專家的視角來加以考察，則更有說服力和啟發意義。

二、情報分析專家看外國文學和國别與區域的交叉研究

文學與國别研究的親緣關系從跨界的情報分析專家的著作裡可以得到印證。情報分析既與文學批評相似，是一種有特别目的的批判性閱讀，往往也是一種國情研究。美國聯合軍事情報學院的傑弗裡·懷特（Jeffrey White）所著的《莎士比亞對于情報分析者的意義：文學與情報》（以下簡稱《文學與情報》）是一部少有的論及文學與情報分析關系的著作。這部著作以莎士比亞作品分析為例，提出了不少關于文學及文學研究之于情報分析意義的見解。從内容上來說，懷特認為莎士比亞作品中關于重大問題的描寫值得情報分析界注意。馬克斯·格羅斯（Max Gross）在這部著作的序中總結道：“莎士比亞的興趣點在很多方面與情報分析人員日思夜想的事件相重合：政變（《理查德二世》）、政治暗殺（《裘裡斯·凱撒》）、内戰和國際戰争（《亨利五世》《亨利六世》等）、政治獨裁（《理查德三世》）、政治/軍事領袖的性格與領導方式（以上所有作品都有所涉及）等。”（Gross 2003：v）這對從外國文學入手開展國别與區域研究的學者來說，主要的啟示似乎在研究對象的選擇方面：應當注意研判研究對象所蘊含意義與咨詢意義的相關性，注意選取具有服務國家戰略需求、有益深化國别與區域研究意義的研究對象；研究所要解決的問題則是揭示國别與區域重大問題；所做分析當于對外政策決策或者開展國别與區域研究有較重要的參考意義。

對于情報分析專家來說，他們或許認為隻有涉及政治、軍事事件和領袖人物的作品才有情報價值，才值得研究。實際上對于國别與區域研究而言，蘊含有用信息的作品很多。帕特裡克·帕倫德（Patrick Parrender）在《國家與小說》的開篇寫道：“英國小說——像法國小說、俄國小說和美國小說一樣——在全世界都有讀者，這些小說能表達并幫助界定某一國家的特性是吸引讀者閱讀的部分原因。小說的叙事給我們提供一個社會或者一個國家的内幕，正如小說叙事能讓我們接觸到不同于自身的個人經曆一樣。”（Parrender 2006：1）

另外，《文學與情報》對莎士比亞作品揭示人性之深刻大加贊賞，并充分肯定了了解人性本質（the essence of human nature）在不同文化中的運作方式對于情報分析的重要意義：“情報分析往往被界定為基于少量證據進行可信性預判的‘藝術’，而理解人性本質，特别是其在與我們迥異的文化中的運作方式，對于彌補證據不足扮演着十分重要的（a most important）角色。”（Gross 2003：vi）理解人性本質在語言對象國文化中的運作方式顯然也是國别與區域研究的核心課題。不過，人性本質是個深層次的問題，人們對人性本質的諸方面可能都意識不到，遑論其在特定文化中的運作方式。因為概念是在意識基礎上形成的，意識不到的東西則形不成概念，因此概念性語言（propositional language）對其呈現無能為力。蘇珊·朗格（Sussane Langer）認為，藝術可以将感情客體化，是揭示無意識内涵的重要手段。她将符号（symbols）分為兩類：一類是話語符号（discursive symbols），一類是表現符号（presentational symbols）。藝術符号屬于後者，它能以抽象的方式表現或曰呈現人類情感，如朗格給藝術下定義時所說：“藝術是創造能夠象征人類情感的形式的過程。”（Langer 1953：40）朗格關于藝術可以象征情感的論述與弗洛伊德關于夢可以揭示無意識的論述相仿。在講到藝術呈現情感時，朗格也借重夢的類比。她的學生亞瑟·丹圖（Arthur Danto）寫道：“借鑒笛卡爾和柏拉圖的觀點，我想将藝術定義為‘清醒時做的夢’。夢是由形象組成的，而且是夢的世界裡的事物形象。”（Danto 2013：48-49）在朗格看來，文學是語言藝術，“文學作品，盡管是以語言為材料構成的，但卻不為話語邏輯所局限，這一事實使文學的解析與所有其他藝術類别的解析相似”（Innis 2009：98）。作為情報分析專家，懷特認識到文學作為藝術對于人性本質及其在不同文化語境中的運作方式具有深度揭示作用，可以說是從不同的研究與實踐領域得出了與朗格相似的見解。

此外，懷特在《文學與情報》中頗為欣賞文學研究者的人文關懷和闡釋能力。懷特認為人文方面的研究對于準确的情報分析十分重要，而美國的情報工作則缺失這一重要方面：“這一缺失使我們丢掉了一個重要方面……人文方面的研究，尤其是文學研究，有助于解決情報的難題。閱讀和研究文學能夠開闊想象空間，而情報分析員需要想象力來進行推斷、填補信息缺空，找到模式，換言之，獲取發現。文學研究者要學會闡釋（interpret），這恰是‘制造意義’（sense making）的精髓所在。”（White 2003：1-2）懷特認為情報分析的重要能力不僅在于發現意義，而且在于“制造意義”，這是緣于情報界對于情報分析本質的認知。之所以需要對情報進行分析，是因為擁有的信息往往是有所缺失的。就像拼圖，你隻擁有數量有限的拼圖塊，要完成拼圖，就必須具備非凡的想象力，通過“制造意義”來補足拼圖形象的缺失部分。“想象力”“闡釋”能力和“制造意義”能力是作為情報分析專家的懷特認為文學家和文學批評家所具備的特長。

三、國際關系理論專家基于文學類作品的研究

辛西娅·韋伯（Cynthia Weber）是美國人，先後在英國的不同大學教授國際研究，現為薩塞克斯大學國際關系教授。在她的《國際關系理論：批評導論》（以下簡稱《導論》）中，韋伯稱國際政治涉及面廣，所以需要國際關系理論加以歸攏，而國際關系理論就是“一組關于國際政治的故事”，不同的國際關系理論實際上在給我們講述不同的國際政治故事。那麼我們為什麼會感覺某種國際關系理論是成立的，或者說某種國際關系理論所講述的故事是真實的？韋伯借用神話研究的術語說，“我的回答是國際關系理論——關于國際政治的一組故事——借重國際關系神話（myth）以使自己講述的故事顯得真實。那麼什麼是國際關系神話呢？國際關系神話是一種通常以口号形式表達的顯現的真實，國際關系理論正是借重這樣的神話以使其講述的故事聽上去真實”，因為國際關系神話“是故事的一部分，這一部分故事對我們來說是如此熟悉，以至于我們對其真實性從不置疑”（Weber 2005：2）。

值得注意的是，韋伯在這裡借用的神話概念來自也是文學批評家的羅蘭·巴特（ibid.：10）。韋伯将國際關系理論視若故事，将國際關系理論的诠釋視若故事的解讀，這就讓人感覺她是在從國際政治視角進行文學批評。文學批評可以诠釋國際關系理論，可以分析國際關系理論的可信性成因，這對于文學研究和國别與區域研究關聯度的探讨，可謂打開了一扇窗戶。

韋伯的研究對象是文學研究範疇内的電影。在《導論》裡，韋伯分别通過對不同電影的分析，诠釋了現實主義、理想主義、建構主義和性别理論等七種國際關系理論。在這裡，我們不妨了解一下她是怎樣诠釋現實主義理論的。韋伯選取了改編自威廉·戈爾丁小說《蠅王》的同名電影為研究對象。她注重電影改編版本對原著的忠實度，選擇的是1963年上映的英國版同名影片，因為它“嚴格遵循原著，可以說是小說故事的更有效的講述”，而1999年上映的美國版本則有多處關鍵情節改動，給國際關系理論诠釋制造了困難（ibid.：23）。至于國際關系的現實主義理論，韋伯主要借用的是肯尼思·華爾茲（Kenneth Waltz）的《人、國家與戰争》（1959）中的觀點。巧合的是，華爾茲的這部著作與戈爾丁的《蠅王》同年出版。借用華爾茲的觀點，韋伯稱現實主義理論中的國際關系神話就是口号性的一句話：“國際的無政府狀态是導緻戰争的誘因。”（ibid.：23）

《蠅王》主要講述的是一群未成年孩子在躲避戰火途中因飛機失事而流落到荒島後的經曆。在荒島上，由于沒有成年人可以維持秩序，這群孩子很快進入了無政府狀态。這種無政府狀态最終導緻了數人喪生的“戰争”。韋伯從華爾茲的現實主義理論視角來分析《蠅王》，對電影中所揭示的現實主義理論的要素（如人性、社會環境和人的行為選擇等）進行研究。她發現《蠅王》不僅有血有肉地反映了現實主義理論的“神話”——“國際的無政府狀态是導緻戰争的誘因”，而且對促使人們脫離秩序、陷入無政府狀态并進而選擇戰争的要素——恐懼——給出了獨到的解釋（ibid.：32）。

國際關系理論是一組故事，國際關系神話也是故事的一部分。在韋伯看來，故事是國際關系理論的本質，國際關系神話是國際關系理論獲得認同的根由。《蠅王》的故事就是對現實主義理論的生動講述。不同的故事講述不同的國際關系理論并使後者聽上去可信；不同的國際關系理論指導不同的戰略選擇，因此對于不同國家所青睐的故事從政治文化角度進行分析，便可了解這個國家所青睐的國際關系理論，進而也能更深刻地理解這個國家的對外政策選擇。顯然，這本身也是國别與區域研究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丹·P.麥克亞當斯（Dan P. McAdams）對故事的意義也十分重視，他稱故事是美國身份的唯一載體：“從心理學角度講，美國身份不存在于我們的人格特質、行為、性情和情結，甚至也不存在于我們最根深蒂固的政治和宗教價值觀。如果有美國身份這一物事的話，它在哪裡呢？它就在我們的故事裡。”（McAdams 2008：20）

在解釋為什麼将國際關系理論與通俗電影相提并論時，韋伯列出了五條理由：1）電影突顯國際關系理論的故事性質；2）電影呈現内容包含全面、幾乎與國際政治世界相平行的世界，在這樣的世界裡，可以對國際關系理論進行批判性的重新審視；3）國際關系神話和通俗電影制造并傳播的是相似的神話，因此我們必須對通俗性作品進行分析，以理解國際關系神話和國際政治；4）将通俗電影與嚴肅的國際關系理論相提并論揭示了國際關系理論是神話化的事實與虛構的混合體；5）通俗電影用戲劇化的方式表現國際關系理論中的神話作用以及不言自明的觀念是如何被延指（deferred）和移位（displaced）的（Weber 2005：187）。韋伯所羅列的這些理由也是外國文學研究和國别與區域研究諸關聯維度的表述。作為國際關系教授，韋伯甚至與朗格一樣，也注意到了文學作品揭示國際關系中無意識内容的獨到作用。她稱國際關系神話即不可名狀的無意識的思想觀念，因其處于無意識層面，所以是最有能量的，而且恰因其難以辨認，也就難以對其進行批判性審視（ibid.：183）。從全書的立意來看，韋伯似乎認為文學批評是克服這種困難的一條重要路徑。

四、戰略文化研究專家所采用的文學分析方法

戰略文化應該是國情研究的一個重要話題。這個概念由傑克·斯納德（Jack Snyder）在1977年的一份蘭德研究報告中提出，而後引起了美國國别與區域研究者的普遍關注。在斯納德給出戰略文化定義之後，不少學者也各有側重地給戰略文化下過定義。如勞倫斯·桑德豪斯（Lawrence Sondhaus）曾用圖表方式列出了從1977年到2004年不同學者給出的五種定義（Sondhaus 2006：124）。各種定義對于戰略文化作用的見解是基本一緻的，即戰略文化是決定一個戰略群體是否使用或威脅使用武力的文化因素，但是不同學者對文化因素構成的見解有所不同。

對戰略文化研究比較深入的學者之一是美國哈佛大學教授阿拉斯泰爾·I.約翰斯頓（Alastair I. Johnston），他的教育背景是國際關系、區域研究和政治學。然而他給戰略文化下的定義，讓人感覺他是位語言文學學者，因為他所用的詞彙與語言文學有更高的關聯度。根據約翰斯頓的定義，戰略文化“是符号的綜合體系（如論辯結構、語言、類比、隐喻），這一體系對确立普遍存在且恒久不變的戰略取向起作用，這樣的作用是通過下列方式實現的：闡明軍事力量在國際事務中的角色和效能等概念；為此類認知穿上真實性外衣，以使上述戰略取向顯得是唯一現實可行的”（Johnston 1995：46）。

約翰斯頓長于中國研究和東亞國際關系研究，他的中國研究著述頗豐，并以我國的學術會議和期刊為平台，較積極地參與我國相關學術活動。他的《文化現實主義：中國曆史中的戰略文化與大戰略》（1995）時常被相關研究者提及和引用。暫且抛開他這本書的觀點不論，他對戰略文化進行研究時所用的文學批評方法引人注目。在這本書裡，約翰斯頓專用一節闡述他研究中國戰略文化的兩種分析方法：一是認知地圖繪制（cognitive mapping），二是象征分析（symbolic analysis）。

認知地圖與朗格所謂的表現符号有類似之處，強調呈現，是個人或群體對特定事物過程或概念的可視化呈現。認知地圖繪制無一定之規。侯維瑞先生在他編著的《文學文體學》中所引用的傑弗裡·裡奇（Geoffrey Leech）關于文學欣賞和語言特征之間關系的圖示（侯維瑞2008：4）便可被稱作認知地圖（見圖1）。就戰略文化而言，約翰斯頓也給認知地圖繪制下了定義，他的定義增強了認知地圖要素與戰略文化的關聯性：“認知地圖繪制是一種發現相關‘政策論點’或某種因果公理與行為效果之間聯系的技術。”（Johnston 1995：50）

圖1 文學欣賞和語言特征的關系

從原理上來說，約翰斯頓所用的認知地圖類似文學課上所用的小說情節因果關系或人物關系的圖示，屬于内容研究的範疇。從實際操作方法來看，則有較濃的文學文體分析的色彩。在講到他是如何進行認知地圖繪制時，約翰斯頓說，他首先将《武經七書》中所有與為鞏固國家安全而使用武力相關的詞語（statements）标記出來，然後對其所呈現的戰略文化意義進行分析（ibid.：50）。他所用的方法與文學研究中的内容分析無本質不同，可以說是一種基于“文本自身邏輯性”（ibid.：50）的主題分析。結合圖1，我們可以發現約翰斯頓所用的認知地圖繪制方法是從語言描述（Linguistic Description）入手來向上尋找語言所能表現的意義。隻不過約翰斯頓所尋找的不是語言的審美（aesthetic）意義，其最終目的也不是文學欣賞（Literary Appreciation），而是在尋找語言的戰略文化（Strategic Culture）意義，從而獲得關于戰略文化的可視化呈現，即認知地圖（見圖2）。

圖2 戰略文化與語言特征的關系

至于象征分析，它原本就是文學分析的方法。“象征即人們用來指代意義的任何物事，這些物事本身并不具備或從中看不出所指代的意義。可以說，任何物事都可以是象征：一個詞、一個短語、一個姿态、一個事件、一個人、一個地方或者一樣東西。當人們賦予其意義、價值或意思的時候，這一物事便變成了象征。”約翰斯頓所使用的定義，愛爾德（C. D. Elder）和科布（R. W. Cobb）在其著作《象征的政治用途》（1983）中采用過，迪特默（L. Dittmer）在其文章《政治文化與政治象征》（1977）中亦采用過。應該說，這是一個較為廣義上的象征的定義，也似乎是政治學家喜歡引用的定義。落實到戰略文化研究領域，研究者自然會重視象征對于戰略文化的反映，比如反映某戰略群體對于“武力在人類事務中的角色、某些戰略的效能及其衡量等”的觀點（cf. ibid.：51）。

文學研究視角下的象征定義會加上象征的文學意義，比如，象征可以使故事、詩歌或其他創作作品增加多個意義層面，作者可以通過象征在叙事中傳遞多層面的觀念或信息等。文學的視角強調象征的多層意義，關注象征意義的多元性。也許恰是這種意義的多元性才使得文學作品引人入勝，因為文學語言給讀者留下較大空間，允許讀者将自己的喜怒哀樂填充進這一空間，形成個性化強的閱讀體驗。但是在戰略文化研究中，象征既提示研究者要注意文本意義的延伸性，又必須提供較為确切的戰略文化意義。這就使得戰略文化研究者對象征的戰略文化研究意義充滿狐疑。他們注意到象征意義随時空遷移所帶來的多元性及其給戰略文化研究帶來的困難（Kertzer 1988：67-69），但是迪特默等仍然相信“有的象征可以暗示某種行為選項資源或行為選項方案，甚或揭示‘确切的行為模式’”（qtd. in Johnston 1995：51）。

在實際分析中，約翰斯頓采用的是廣義的象征，對中國兵書中隐喻、類比等修辭手段應用進行了分析。如在分析《司馬法》中的文武關系時，約翰斯頓關注到了兩種象征性表述：一是“左右”，如“故禮與法表裡也，文與武左右也”；二是“本末”，如“凡大善用本，其次用末”。約翰斯頓對于文武關系的左與右象征是這樣闡釋的：文居右而武居左，“這其中暗含非平等關系，因為在中國古文中，‘右’為尊位，而‘左’為屬下”。同理，“以仁為本”，以武為末。這類“左右”“本末”象征幫助約翰斯頓列出如下對中國戰略文化的印象：“這一文本的含義是，對于執政者來說，以用本為佳，用末其次。這與孔孟之道相似，即戰争是最後的選項。”（Johnston 1995：77）但是，美國的戰略文化研究具有實用性。這種實用性在于質疑中國“重文輕武”的例外論。約翰斯頓用“夏後氏正其德也，未用兵之刃，故其兵不雜。殷義也，始用兵之刃矣。周力也，盡用兵之刃矣”之類表述，稱中國戰略文化中的“重文輕武”是随時間變遷的。他的結論是：“總之，如同《吳子兵法》，《司馬法》所得出的論點和隐喻或類比教訓所證明的似乎不是孔孟不屑于用暴力确保國家安全的觀點。相反，它們隐含一種對于應用武力克敵制勝、維護政治現狀的強烈信心。”（ibid.：79）對于這樣一種觀點，約翰斯頓的論述單薄，呈現出巨大的跳躍性，且對《司馬法》中“三王執政”的不同手段理解也有謬誤，從中可感受到美國對中國戰略文化研究的強烈實用性傾向。

五、結語

關于外國文學研究和國别與區域研究的交叉問題，國外的情報分析專家、國際關系理論專家和戰略文化研究專家均有所論述。對這些論述加以分析，似可得出三個觀點：一是對外國文學研究可否參與國别與區域研究的問題的回答是肯定的；二是外國文學研究介入國别與區域研究至少有内容研究和方法延伸兩條路徑；三是外國文學内容和方法研究在國别與區域研究中可以扮演獨到的、不可替代的角色。這些觀點對于我國外國文學學者開展外國文學和國别與區域的交叉研究應有啟發意義。

另外，從外國的部分外國語言文學學者的研究成果看，他們不僅從事外國語言文學和國别與區域的交叉研究，而且也直接開展政治學、曆史學、經濟學、法學等領域的國别與區域研究。這種研究模式對于正在探索發揮外語優勢開展國别與區域研究、努力服務國家戰略需求路徑的我國外語學者來說，也是一個頗有意義的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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