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哲學家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一1626年）曾說過一句家喻戶曉的名言“Histories make men wise（讀史使人明智）”我們古人對“以史為鑒”也深有體悟，如唐太宗曾有名言“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北宋神宗為司馬光等編撰的編年體史學巨著取名《資治通鑒》，就有“鑒于往事，有資于治道”的評價。然而，“以史為鑒”是否是一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就周秦漢魏晉曆代統治者對分封制的認識、鑒戒和反複的史實而言，此斷言尚有值得商榷之處。

西周原是僻居西北一隅的姬姓周族建立的朝代。原本弱小的周族戰勝了強大的商朝，取而代之，成為中原大地新的統治者。如何有效的實行統治？西周初統治者周武王、周公、周成王選擇了建立在血親、姻親等親緣關系基礎上的分封制。

西周初分封的諸侯國，受封者或為周王兄弟子侄，《荀子•儒效》：“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焉，周之子孫苟不狂惑者，莫不為天下之顯諸侯。”或為異姓功臣姻親，如呂尚封于齊；或為古代聖賢後裔，如舜後封于陳，禹後封于杞；或為臣服西周的方國首領，如南方的荊楚等。

西周分封制要有效的運轉，一是宗法血緣親緣倫理關系的強化，《左傳•僖公二十四年》：“昔周公吊二叔之不鹹，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一是西周中央政府要擁有強大的力量，尤其是武力，對分封的諸國，才會擁有控制力和威懾力。

西周覆滅，周室東遷。周天子雖名義上為天下共主，然其對諸侯國的控制，幾乎喪失殆盡。争權奪利的諸侯國遂彼此攻伐，割據混戰達五百餘年，即中國曆史上的春秋戰國時期。

周代分封制的經驗教訓，給秦朝統治者以深刻的鑒戒。故秦朝統一伊始，統治集團在地方行政體制問題上，就分成以丞相王绾等所持的沿襲周代分封制，和以廷尉李斯為首的否定分封制，力主推行郡縣制兩派，并展開激烈争辯。

《史記·秦始皇本紀》：“丞相绾等言：‘諸侯初破，燕、齊、荊地遠，不為置王，毋以填之。請立諸子，唯上幸許。’始皇下其議于群臣，群臣皆以為便。廷尉李斯議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衆，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雠，諸侯更相誅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為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甯之術也。置諸侯不便。’”

秦始皇最終采納李斯建議，廢除分封制，分天下為36郡。

秦末暴政，激爆陳勝、吳廣領導的大澤鄉起義。天下紛紛響應。多地反抗秦朝起義的武裝力量的領導權，都掌握在六國舊貴族或其後裔手中。國家體制，有回歸六國割據并立的趨勢。在秦末農民起義中，最終取得實際領導地位的項羽，在率領諸路義軍滅亡秦朝後，重新實行分封制，既有對六國割據體制的沿襲，也是對當時各地方實力派事實割據的一種無奈默認。

楚漢相争，最終劉邦勝出。劉邦稱帝，建立漢朝，史稱西漢。劉邦實行分封制，據分封主體和分封意願的不同，可分為前後兩個階段。

一是劉邦被迫分封楚漢戰争中隐然割據一方的将領，如韓信、彭越等為諸侯王，即所謂“異姓王”。

劉邦統治逐漸穩定後，逐步鏟除“異姓王”。

鑒于秦不實行分封制，皇室孤立無援，迅速滅亡的曆史教訓，“以史為鑒”的劉邦在鏟除“異姓王”後，不但沒有象秦始皇那樣廢除分封制，唯行郡縣制，而是大肆分封宗室子弟為諸侯王，即所謂“同姓王”。

劉邦還賦予這些“同姓王”巨大的權力：如其封國職官，官名與職責，均與中央政府相同；除丞相由皇帝任命外，其餘職官，均由諸侯王自行選任；諸侯王職掌本國财政、司法、軍權等權力。

劉氏宗王在惠帝、呂後時期，确實承擔起維護劉氏皇室的重任。如呂氏欲篡奪皇位，改朝換代；全賴劉氏宗王攻于外，元老功臣政變于内，始未得逞。

漢文帝時，若幹諸侯王，已有不臣觊觎皇位之野心。零星的謀反叛亂，開始發生。賈誼曾給文帝上《治安策》，痛陳諸侯王權力過重，對皇權構成嚴重威脅，提出“衆建諸侯少其力”的對策，即将一個大諸侯國，肢解為若幹小國，削弱其勢力。

漢景帝時，鑒于諸侯國勢力嚴重威脅皇權，采納晁錯“削藩”建議，激爆吳王劉濞（漢高帝劉邦侄）為首的“七國之亂”。

“七國之亂”被漢朝中央政府武力鎮壓後，漢景帝即憑借戰勝之威，大規模剝奪諸侯王的權力。如将王國丞相改稱相，王國職官均由中央任命等；剝奪或削弱諸侯王治國治民的各項權力。

漢武帝即位後，繼續采取諸如“推恩令”、“左官律”、“附益法”、“阿黨法”等手段，肢解諸侯國，禁止或防範諸侯王招納賢才，與王國官吏沆瀣一氣，結黨營私等。他更是巧妙地利用漢文帝時頒行的《酎金律》，剝奪了大量王、侯的封土或爵位。王國對皇權的威脅，在漢武帝時代，基本解決。

漢武帝雖比較徹底的解決了王國對皇權的威脅，但王國勢力虛弱，卻導緻漢末外戚王莽篡奪皇位時，近10餘萬人的劉氏宗室，除少數人奮起反抗外，大多沉默、旁觀，甚至不乏助纣為虐者。

東漢建國後，始終對王國有嚴厲的控制、防範措施。因而，東漢一代，幾無諸侯王謀反篡位事發生。

建安中後期，曹魏雖未正式立國，但随着曹操地位的上升與鞏固，他開始謀劃篡漢。其中一個重要步驟，便是借漢獻帝之名，策封諸子。《三國志·武帝紀》裴松之《注》引《魏書》記載，(建安)十六年正月，封曹植為平原侯，曹據為範陽侯，曹豹為饒陽侯，食邑各五千戶。

黃初元年（220年），曹丕稱帝，即令封侯諸弟皆離開京師，居于封國。黃初三年三月，魏文帝诏曰：“立齊公叡為平原王，帝弟鄢陵侯彰十一人皆為王。”

曹魏雖有分封制，但對受封宗室諸王，百般防範。魏晉之際人袁準論述道：“封建侯王，皆使寄地，空名而無其實。王國使有老兵百餘人，以衛其國。雖有王侯之号，而乃侪為匹夫。……諸侯遊獵不得過三十裡，又為設防輔監國之官以伺察之。王侯皆思為布衣而不能得。”司馬氏奪權之前，曹芳在位，曹爽執政時，宗室曹冏對此深感憂慮，因此上奏，大聲疾呼“今魏尊尊之法雖明，親親之道未備”。他遍引秦漢曆代廢除，或削弱諸侯王權勢，弊端無窮，“今陛下君有海内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而無輔弼，何以相救？”司馬懿父子發動政變，奪取政權時，卒如曹冏所憂。

西晉開國皇帝晉武帝司馬炎對曹氏速滅，宗室諸王束手無策，束手待斃的曆史教訓，深有體悟，故晉朝建國，大行分封之制。《晉書·宗室傳》：“有晉思改覆車，複隆磐石，或出擁旄節，莅嶽牧之榮，入踐台階，居端揆之重。”

出乎晉武帝意料的是，當他去世後，司馬亮等八個諸侯王，為争奪最高統治權，而展開長達16年的激烈混戰，史稱“八王之亂”。導緻統一三國，一度繁榮富庶的西晉帝國，國力虛弱不堪，在異族攻擊下，墜入萬劫不複的亡國深淵。

對于周秦漢魏晉曆代最高統治者而言，分封制可謂一把雙刃劍：控馭得當，分封的宗室諸王，可以成為皇室的堅強屏障，畢竟“血濃于水”，“兄弟同心，其利斷金”。若過度削弱，嚴厲防範，則異姓權臣擅政、篡位時，宗室子弟隻能束手無策，毫無作為。若失馭，受封諸王則赤裸裸地暴露出他們對權利、财富的貪婪和渴求，為使自己利益最大化，而不惜弱肉強食，割據混戰，嚴重者，甚或将整個帝國推向滅國深淵。這個“度”，無論是雄才大略之君如秦皇、漢武，還是平庸之君魏明、晉武，都難以精準拿捏。因而，在分封制存廢問題上，周秦漢魏晉曆代統治者雖重視“以史為鑒”，以為隻要反前朝之道而行，即可避覆車之險，但結果卻往往背離初衷，甚或給最高統治者，乃至國家和社會，造成緻命傷害。

1.（西漢）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

2.（東漢）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

3.（西晉）陳壽：《三國志》，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

4.（唐）房玄齡等：《晉書》，北京：中華書局，195年。

（作者：浩然文史·投稿作者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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