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人全名?　　—隋唐時期胡人族屬的自認與他認—，現在小編就來說說關于胡人全名?下面内容希望能幫助到你，我們來一起看看吧!

胡人全名

　　—隋唐時期胡人族屬的自認與他認—

　　關于隋唐時期文獻中的“胡人”所指，前人已經做過非常多的研究，看法雖然仍有不同，但大體上已經接近完善。有關的研究論著，不勝枚舉，這裡隻舉最有代表性、最有影響以及最新的看法如下：

　　 陳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中指出，所謂“雜種胡”，大多數情況下是指九姓粟特胡人[1]。薛愛華（Edward H．Schafer）在《薩馬爾罕的金桃》一書中指出，廣義的胡人是指西北地區的外國人，狹義的主要是指伊朗系統的胡人[2]。森安孝夫教授在最近發表的《唐代的胡與佛教的世界地理》一文中，根據《梵語雜名》、日本所存有藏文漢文對照題名的西域地圖等材料中，強調“胡”指的就是粟特人，“胡姬”就是年輕的粟特女子[3]。

　　這個問題，實際上是一個民族認同（Ethnic identity）問題。最近班茂森（Marc S．Abramson）出版《唐代中國的民族認同》一書[4]，就是對唐代胡人和漢人民族認同的詳細論說，值得參考。

　　過去學者在考慮隋唐史籍文獻中的“胡人”所指的時候，沒有注意民族認同中的“自認”（Ethnic Self）和“他認”（Ethnic Others）的區别和意義。其實，“胡人”的概念所指，我們首先應當注意的是胡人自己的說法，同時也要參考其他民族的認知，最後得出一個比較圓滿的結論。以下就是筆者從唐朝時期不同民族自己的視角，來觀察一下“胡人”所指為何。

　　 1．西域粟特人的看法

　　 我們首先應當看看粟特人自己對于“胡”的認識。中唐人姚汝能所撰《安祿山事迹》卷上記載了一個著名的對話：

[哥舒]翰母尉遲氏，于阗女也。……[安祿山]謂翰曰：“我父是胡，母是突厥女。爾父是突厥，母是胡，與公族類頗同，何得不相親乎?”[5]

　　我們知道，哥舒翰是突厥族突騎施部下的哥舒部落人，其父親哥舒道元曾任唐朝的安西副都護，駐守于阗，娶于阗王女為妻，所以其母親出自于阗王族的尉遲氏[6]。安祿山一家的來源史書沒有明确記載，從天寶八載（749）所立《大唐博陵郡北嶽恒山封安天王之銘》上安祿山以常樂為自家的郡望和邵說《代郭令公請雪安思順表》所雲安祿山“本實姓康”來看，其家原本可能是從河西走廊的常樂郡(瓜州)遷徙到突厥地區的康姓粟特人，其父親娶突厥阿史德氏為妻，生安祿山，并為他娶了個地道的粟特名字，叫“軋荦山”，是粟特語roxsan (rwxsn，rwγsn)的音譯，意為“光明、明亮”[7]。其“母後嫁胡将軍安波注兄延偃”，所以又冒姓安氏[8]。因此安祿山說，他的父親是粟特胡人，母親是突厥人。

　　可見，在唐朝的粟特人眼中，西域地區的于阗人和粟特人都是“胡人”。20世紀初葉以來，敦煌及中亞一些地區出土的于阗語和粟特語文獻表明，二者都屬于印歐語系伊朗語族的東伊朗語分支，于阗人和粟特人也即伊朗種的胡人。在安祿山的概念裡，突厥不是“胡”，粟特人、于阗人才是真正的胡人。

　　 應當也是粟特人的天寶時期的名僧不空[9]，其所翻譯的《宿曜經》中，有七曜日的三種名稱，即“胡名”、“波斯名”、“天竺名”，其中的“胡名”據粟特語言學家的考證，實際就是粟特文的音譯名[10]。由此或許可以說，在粟特出身的不空的眼裡，胡即粟特。

　　 2．西域龜茲人的看法

　　天寶十三載（754）再度來到中原的龜茲僧人利言，中唐時在長安光宅寺住，以翻經大德、翰林待诏的身份，編寫了《梵語雜名》。在《梵語雜名》中，“胡”字對應的漢字音譯作“蘇哩”，而“蘇哩”應當就是梵文sulī的音譯[11]，即玄奘《大唐西域記》的“窣利”。玄奘把從羯霜那延伸到碎葉城(Sūyāb)，包括烏浒水和藥殺水之間的昭武九姓諸國地區總稱之為窣利(即粟特)。同一梵文詞，義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玄照傳》作“速利”，義淨《梵語千字文》作“孫鄰”，《大智度論》卷二五作“修利”。Sulī來自粟特語的suγδik，意為“粟特地區的人”或“說粟特語者”，是地名suγδa的形容詞形式。Suγδa在《後漢書·西域傳》、《晉書·西戎傳》作“粟弋”，《魏書·西域傳》、《周書·異域傳》作“粟特”[12]。

　　利言和玄奘一樣，采用梵文化的名稱來指稱粟特，其實“蘇哩”就是“粟特”，那麼他眼裡的“胡”也就是粟特了。利言雖然是龜茲人，但他的說法應當代表了西域佛教化國家的普遍看法，也可能代表了印度人的看法，盡管目前我們找不到印度人或其他西域佛教徒談到漢文“胡”與粟特對應的材料。

　　 3．西域于阗人的看法

　　 我們有幸在和田地區古代遺址發現的文書中，見到唐代文獻中的“胡”字。

　　英國圖書館藏和田丹丹烏裡克遺址出土漢文文書D．V，6(S.5864)《唐大曆十六年(781)二月六城傑謝百姓思略牒》雲“阿磨支師子下胡書典阿施捺”[13]；又英藏霍恩雷收集品M1号文書《唐大曆三年(768)毗沙都督府六城質邏典成銑牒》稱：“*(外□内右)被鎮守軍牒稱：得傑謝百姓胡書，翻稱”雲雲[14]；俄羅斯聖彼得堡東方學研究所藏Dx.18921《唐于阗傑謝鎮牒為傑謝百姓攤征事》有“牒得胡書狀稱”[15]；吐魯番地區博物館藏征集文書2006TZJI：036a《唐于阗某鎮案卷為家畜事》有“被問見在百姓，今得破沙蘇越門胡書狀稱”[16]。第一件文書的作者思略，又寫作“斯略”，于阗文作Si□aka，是傑謝當地于阗人的首領；後三件文書應當是傑謝鎮的文書，作者有的是唐朝鎮守當地的漢軍官吏，有的因為殘缺而不明作者是誰。但可以肯定的是，不論是當地的于阗人還是漢人，都用“胡書”這個詞來指當地通行的于阗語文書，這不僅僅可以從這些漢文文書的上下文中明顯地讀出來，而且與這些漢文文書同出的大量于阗語文書也是最好的證明。因此，在于阗當地，“胡”指于阗，胡書指于阗語文書，胡人應當就是于阗人，這是和《安祿山事迹》相同的。推而廣之，如果有當地的粟特人的話，恐怕也會被稱作胡人。

　　順便提一下，于阗人大概也是受梵文的影響，把“粟特”譯作sulī，複數為Sūlya，按照利言的說法，就是“胡”。sulī這個詞的詞義後來演變為“商人”[17]，因為在于阗，粟特人最初就是以商人形象出現的。

　　 4．印度人的看法

　　《宋高僧傳》卷一《金剛智傳》記載：

(金剛智)開元已未歲，達于廣府，敕迎就慈恩寺，尋徙薦福寺。所住之刹，必建大曼拏羅灌頂道場，度于四衆。大智、大慧二禅師、不空三藏皆行弟子之禮焉。後随駕洛陽，其年自正月不雨，迨于五月，嶽渎靈祠，禱之無應。乃诏智結壇祈請。于是用不空鈎、依菩薩法，在所住處起壇，深四肘，躬繪七俱胝菩薩像，立期以開光，明日定随雨焉。帝使一行禅師謹密候之。至第七日，炎氣爞爞，天無浮翳。午後，方開眉眼，實時西北風生，飛瓦拔樹，崩雲洩雨，遠近驚駭。而結壇之地，穿穴其屋，洪注道場。質明，京城士庶皆雲：“智獲一龍，穿屋飛去。”求觀其處，日千萬人，斯乃壇法之神驗也。于時，帝留心玄牝，未重空門，所司希旨，奏外國蕃僧遣令歸國，行有日矣。侍者聞智，智曰：“吾是梵僧，且非蕃、胡，不幹明敕，吾終不去。”數日，忽乘傳将之雁門，奉辭，帝大驚，下手诏留住[18]。

　　唐開元二十八年(740)，唐朝下令驅逐所有外國蕃僧返回故國。當時在洛陽傳法的印度密教大師金剛智拒絕領命，他說：我是印度沙門，不是蕃，也不是胡，所以我不必離去。在印度僧人金剛智的眼裡，梵和蕃、胡有别，“胡”包括在印度之外的外國蕃僧中。

　　 5．突厥人的看法

　　 對于漢文史料中的“胡”，突厥文材料給我們提供了一個絕好的例證。突厥文《毗伽可汗碑》記載：“我在十八歲時率軍攻alt〖i〗 〖c〗ub soγdaq，在那裡打敗了他們。唐王都督(Ong tutuq)的五萬軍隊到來，我和它厮殺于〖i〗duq－bashe，在那裡消滅了這支軍隊……”《阙特勤碑》大銘文也說：“……生年十六歲，他建立了如下功勳以壯大我叔父可汗(默啜)的國家和權勢：我們率軍攻alti cub soγdaq，戰而勝之。唐王都督的五萬軍隊到來，我們迎擊。阙特勤徒步而戰，以執武器之手抓獲王都督的joric，連同其武器獻于可汗。我們在那裡消滅了這支軍隊。”據蘇聯的突厥學家克裡雅施托爾内(S，G.Kljastornyj)的考證，alti cub soγdaq指“六胡州”，alti突厥語意為“六”，Soγdaq(粟特)對應于“胡”，cub即“州”的對音[19]。我們從唐朝史籍知道，“調露元年(679)于靈州南界置魯、麗、含、塞、依、契等六州，以處突厥降戶，時人謂之‘六胡州’”[20]。實際上，這些突厥降戶是指随突厥降唐的粟特胡人，這可以從以下事實得到證明：敦煌出土《唐景雲二年(711)張君義勳告》，記錄了與張君義同在景雲二年受勳的二百餘人，其中有含州安神慶、依州曹飯陀、魯州康口、契州康醜胡[21]；史籍記載開元九年(721)四月至八月反叛唐朝的六胡州首領康待賓、安慕容、何黑奴、石神奴、康鐵頭、康願子等人，均為昭武九姓粟特人；考古發現的墓志，即洛陽出土《唐故陸胡州大首領安君(菩)墓志》[22]和甯夏鹽池縣西北約48公裡處六胡州故地所出土《魯州如魯縣人何府君墓志》[23]，都證明從首領到一般民衆，六胡州都是粟特人；還可以參考8世紀中葉至9世紀初詩人李益的詩篇《登夏州城觀送行人賦得六州胡兒歌》、《從軍夜次六胡北飲馬磨劍石為祝殇辭》[24]。突厥文碑銘用Soγdaq(粟特)來對應“胡”，可見在突厥人眼裡，胡就是粟特。

　　 6．唐前期漢人的看法

　　 史籍中的相關材料前人都有舉證，這裡舉敦煌寫本中唐人的用法。S.367《沙州伊州地志》雲：

石城鎮，本漢樓蘭國。隋置鄯善鎮，隋亂，其城遂廢。貞觀中(627—649)，康國大首領康豔典東來，居此城，胡人随之，因成聚落，亦曰典合城。上元二年(675)改為石城鎮，隸沙州。屯城，西去石城鎮一百八十裡。胡以西有鄯善大城，遂為小鄯善，今屯城也。新城，東去石城鎮二百卅裡。康豔典之居鄯善，先修此城，因名新城，漢為弩之城。蒲桃城，南去石城鎮四裡。康豔典所築，種蒲桃于此城中，因号蒲桃城。薩毗城，西北去石城鎮四百八十裡。康豔典所築。其城近薩毗澤[25]。

　　《沙州伊州地志》雖然是晚唐光啟元年(885)的抄本，但所據原本應是唐高宗時成書，武後、開元時略有增補的官修《沙州圖經》。這裡随康豔典而來，應當就是粟特康國的胡人，所以這裡明顯的用“胡人”來指粟特人。而“新城”又作“弩之城”，實際上，“弩之”就是粟特文nwc(意為“新”)的音譯。

　　 7．唐後期漢人的看法

　　敦煌出土的一件藏文—漢文對照書寫的詞彙表(P.2762=P.t.1263)，因為背面是《張淮深碑》的抄本，結合詞彙表的内容，可以推斷應當是吐蕃統治以後(848年以後)歸義軍時期的寫本，藏文在前、後附漢文對應詞，表明應當是漢人所用的文本。其中記有[26]：

　　 Bod特蕃

　　Sog—po胡

　　 ’A—zha退渾

　　 Dru—gu回鹘

　　 Lung rje龍王

　　這裡的Sog—po就是古藏文的“粟特”一詞[27]，可見晚唐敦煌人把粟特作為“胡”看待，而其他回鹘、退渾、吐蕃，甚至西域焉耆出身的龍家，都不被看作是胡。

　　 通過上述觀察，可以認同前人對于唐代胡人的下述定義，即廣義的胡人是指西北地區的所有外蕃人，而狹義的胡人主要是指伊朗系統的胡人，具體來說，狹義的胡人主要指的是操伊朗語的波斯胡、粟特胡、西域胡（塔裡木盆地綠洲王國之人）。現在，我們還可以在此基礎上更進一步的認為，胡人更狹窄的意思才是指粟特人，這或許不是一個原本就有的定義，而是因為粟特人在西域、中原、北方遊牧民族政權當中存在的人數最多的緣故，是約定俗成的結果，因為這些地區的人們看到的胡人主要是粟特人，所以慢慢就把“胡人”越來越多地放在粟特人身上，甚至一些文獻就把“胡”和“栗特”劃等号了。

　　在唐朝文獻中出現的帶有“胡”字的下述名詞，如胡部、胡戶、胡人、雜胡、雜種胡、羯胡，興胡、興生胡、商胡、賈胡，胡王、胡将軍、胡酋、胡客，胡騎、胡馬、胡馬客，胡婦、胡兒、胡姬、細胡，胡店、胡食，胡妝、胡服、胡帽、胡錦，胡語、胡音、胡樂、胡曲、胡部新聲，胡旋、胡旋女、胡旋舞、胡騰、胡騰兒、胡騰舞，胡天、胡神、胡祅、胡祝、胡律……等等，絕大多數，應當是指粟特胡人。

　　注釋：

[1]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上海商務印書館1947年版，第21—23頁。

[2]Edward H．Schafer，The Golden Peaches of Samarkand．A Study of T’ang Exotics，Berkeley l963，pp．4—5；吳玉貴漢譯本《唐代的外來文明》，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8頁。

[3]森安孝夫《唐代にぉける胡と佛教的世界地理》，《東洋史研究》第66卷第3号，2007年版，第1—33頁。

[4]Mare S．Abramson，Ethnic ldentity in Tang China，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2008.

[5]上海古籍出版社标點本，1983年版，第14頁。Cf．E.G.Pulleyblank，The Background of theRebellion of An Lu—shan，London，1955，p.11；Robert des Rotours标點譯注本Histoire de Ngan Lou chan(Ngan Lou chan che tsi),Paris，1962,p.120．

[6]《舊唐書》卷一○四《哥舒翰傳》；《新唐書》卷一三五《哥舒翰傳》；參看榮新江《關于唐宋時期中原文化對于阗影響的幾個問題》，北京大學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編《國學研究》第1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416頁。

[7]這是伊朗語專家恒甯(W.B.Henning)的看法，說見Pulleyblank，The Background of the Rebellion of An Lu—shan，pp.15—16。

[8]《安祿山事迹》标點本，1頁；Robert des Rotours标點譯注本P，2和Pulleyblank上引書p．7。

[9]關于不空的粟特出身，最新的看法參見中田美繪《不空の長安佛教界台頭とソクド人》，《東洋學報》第89卷第3号，2007年版，第33—34頁。

[10]F.W．K.Mǚller，“Die‘persischen’Kalenderausdrucke im Chinesische Tripi□aka”，SPAW，XXV，1907，PP.458—465；吉田豐《ソクド文字で表記された漢字音》，《東方學報》(京都)第66冊，1994年版，第329—330頁，注89。

[11)馬迦特(J，Marquart)認為是缽羅婆語中的Sūlik的對音，參看馬迦特(古突厥碑銘年代考》(Die Chronologie des Altturkisechen Inschriften)，萊比錫，1898年，56頁。

[12]關于《梵語雜名》以下的對證，論者頗多，本文主要依據張廣達《唐代六胡州等地的昭武九姓》，《北京大學學報》1986年第2期，71頁，注1；收入作者《文本、圖像與文化流傳)，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75頁，注1。參看森安孝夫《唐代にぉける胡と佛教的世界地理》，第4—7頁。

[13]沙知、吳芳思編《斯坦因第三次中亞考古所獲漢文文獻(非佛經部分)》②，上海辭書出版社2005年版，第313頁。

[14]Hoemle“A Report on the British Collection of Antiquities from Central Asia，part Ⅱ”、Journal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LXX.1 (1901)，Extra No.1，1902，pl.Ⅲ；張廣達、榮新江：《唐大曆三年三月典成銑牒跋》，原載《新疆社會科學》1988年第1期；此據作者《于阗史叢考》(增訂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107頁。

[15]張廣達、榮新江：《聖彼得堡藏和田出土漢文文書考釋》，《敦煌吐魯番研究》第6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229頁；又《于阗史叢考》(增訂本)，277頁。

[16]榮新江、李肖、孟憲實主編《新獲吐魯番出土文獻》下，中華書局2008年版，第359頁。

[17]榮新江：《西域粟特移民考》，馬大正等編《西域考察與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8—161頁；又作者《中古中國與外來文明》，三聯書店2001年版，第21—26頁。

[18]贊甯：《宋高僧傳》卷一《唐洛陽廣福寺金剛智傳》，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4—5頁。

[19]S．C．Kljastornyj，“Sur les colonies sogdiennes de la Haute Asie”，Ural—Altaische Jahrbucher.33，1961，pp，95—97；張廣達：《唐代六胡州等地的昭武九姓》，作者《文本、圖像與文化流傳》，第83—84頁；參看森安孝夫上引文，5頁。

[20]《元和郡縣圖志》卷四“關内道新宥州”條，中華書局，點校本上冊，1983年版，第106頁。

[21]朱雷：《跋敦煌所出<唐景雲二年張君義勳告>》，《中國古代史論叢》1982年第3輯，第331—341頁。

[22]趙振華、朱亮：《安菩墓志初探》，《中原文物》1982年第3期，第37—40頁。

[23]《文物》1988年第9期，第56頁。

[24]《全唐詩》卷二八二，中華書局1960年版，第3211頁。

[25]池田溫：《沙州圖經略考》，《榎博士還曆記念東洋史論叢》，東京山川出版社1975年版，第91－93頁。

[26]A.Spanien et Y.Imaeda(eds．)，Choix de documents tib6étains，Ⅱ，Paris，1979 pL.525；森安孝夫《チベツト語史料中に現すれゐ北方民族——DRU—GUとHOR》，《アジア·アフリ力言語文化研究》第14号，1977年版，第39頁；榮新江《龍家考》，《中亞學刊》第4輯，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147頁。

[27]Li Fang—Kuei，“Notes on the Tibetan Sog”，Central Asian Journal，vol．Ⅲ，n°2，1957—58，pp．139—142；楊銘：《古藏文文書Sog—po一詞再探》，《西藏研究》1988年第1期，第100—103頁；又《Sog—po源流考》，《中國藏學》1994年第1期，第88—98頁。

附記：本文原文提交2008年10月11—12日乾陵博物館在西安舉辦的“絲路胡人暨唐代文化交流學術讨論會”的發言稿，現略加整理，提交給會議論文集，請讀者多多指正。2008年11月9日完稿

（來源： 在土星的标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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