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士作為國家授予科研人員的最高終身榮譽，是無數科研工作者的畢生奮鬥目标。也正是由于院士所擁有的巨大含金量，兩院院士增選每兩年一次，每次增選總人數不超過150人。因此，各高校都把院士增選作為學校發展史上的一件大事來抓，力争取得突破。但由于名額稀少，競争激烈，絕大多數高校很難擁有自己的全職院士。

倪光南院士

加之新科院士是由院士投票選出，因此這在某種程度上加劇了馬太效應，院士在我國高校中的分布極不均衡。以清華北大為代表的頂尖高校動辄擁有近百位全職院士，而數量衆多的地方高校則至多擁有幾位全職院士，許多高校甚至沒有自己的全職院士。因此，“雙聘院士”和“特聘院士”便應運而生。而所謂的“雙聘院士”則是指：

當一名院士同時被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單位聘用時，該院士的原工作單位稱其為“院士”，而聘請該院士的其他院校稱他為“雙聘院士”。

而特聘院士則同理，是兼職教授的一種。院士的人事關系仍在原單位，作為“特聘教授”的院士則要為其受聘高校的學科建設、科研團隊建設、青年人才培養和人才引進做出貢獻。因此，從某種意義上來看，“雙聘院士”和“特聘院士”對院士和高校來說是一種雙赢的局面。

曾經熱衷雙聘院士的華南理工大學

首先，聘請院士作為兼職教授的高校可以得到院士團隊的學術和人才資源，有利于學校的學科建設和科研團隊建設。例如，華南理工大學于2001年聘請校友姜中宏院士擔任學校的雙聘院士，并大手筆投入1100多萬（2001年）為其建設科研團隊，招聘青年教師。這種雙聘院士的思路，是不求為我所有，但求為我所用。

其次，院士去其他高校兼職，出任兼職教授和雙聘院士，有利于擴大其本人的學術影響力。作為科研領域的泰山北鬥，其對高校的學科建設發展方向的建議是非常有效的。此外，院士和其兼職的高校通常有某種學術聯系或者其他聯系，通過擔任“雙聘院士”和“特聘院士”可以加強這種學術上的和其他方面的聯系。

西安交通大學

最後，在完成本職工作的同時，去其他高校兼職也是一種增收的方式。如華南理工大學在2004年時就為雙聘院士開出了每月1萬元的工資，比2021年許多高校青年教師的工資還要高。

“雙聘院士”和“特聘院士”在誕生之初，為促進相關高校的學科發展确實做出了一定的貢獻。但由于近年來高校越來越唯帽子，所以有許多院士開始走馬燈似的兼任其他高校的“雙聘院士”和“特聘教授”，并設立許多院士工作站。

盡管如此，聘任這種“雙聘院士”并不會使自己的學科實力得到實質提升，許多高校卻仍然樂此不疲。歸根結底是因為，擁有“雙聘院士”和“特聘院士”會使自己的面子更加好看。在學校形象，人才引進和招生等方面依靠“雙聘院士”和“特聘院士”來進行宣傳。

盧秉恒院士

如西安交通大學的盧秉恒教授，作為我國先進制造技術領域的傑出科學家，為我國增材制造等相關學科的發展做出了傑出貢獻，被譽為我國“3D打印之父”。憑借在相關領域做出的傑出貢獻，盧秉恒教授于2005年當選為工程院院士。但就是這樣一位科學巨匠，據不完全統計，其自2018年至今的三年時間内就至少受聘擔任4所高校的“特聘教授”和“雙聘院士”。

2018年4月份，青島理工大學的書記校長親自帶隊，遠赴西安交大聘請盧秉恒教授出任學校的“雙聘院士”（為續聘）。而在2018年年底，上海理工大學則聘任盧秉恒教授出任學校的“特聘教授”。而在2021年，盧院士則先後被聘任為山東理工大學和合肥工業大學的“特聘教授”和“雙聘院士”。這也意味着，盧秉恒院士在不到三年的時間裡，已經擔任了4所高校的兼職教授。

青島理工大學

而除了以上四所高校外，盧院士還曾經出任家鄉高校亳州職業技術學院的“特聘教授”和東莞理工學院、華僑大學和華南理工大學等高校的“雙聘教授”。

由2020年底通過的《工程院院士行為規範》可知，工程院對“雙聘院士”是持負面态度的：

院士應把主要精力用于本職工作，在保證本職工作時間、完成本職任務的前提下，按照幹部人事管理權限經批準後，可從事本專業領域的兼職工作，杜絕無實質性工作内容的各種兼職和挂名。院士是榮譽稱号，不是職稱或職務。

院士不得接受所謂“雙聘院士”等類似稱謂。

華僑大學

因此，工程院是不認可“雙聘院士”等稱謂的，且無實質性工作内容的兼職也是不被工程院接受的。

歸根到底來看，這還是許多高校對院士的盲目崇拜導緻的。他們拿着本就不多的建設資金，去追求所謂的“雙聘院士”數量，而忽視了真正為學校發展做出貢獻的其他沒有帽子的教授。此外，許多院士也并不想“身兼多職”，但奈何各大高校“求賢若渴”，書記校長輪番來請，院士也很難說不。

上海理工大學

如亳州職業技術學院，能聘請到院士出任“特聘教授”，不正是因為院士對故鄉的深厚感情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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