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可以看到一個有趣的現象，在不同宗教、教派互相攻擊和排斥的古代，儒、釋、道卻走向了融合。

這種現象可以稱為“中國特色”。在中國的土壤裡，不同思想和宗教可以互相交融。而在歐洲大地，基督教徒和伊斯蘭教徒視彼此為異端和敵人，并出現了一次又一次流血事件，乃至大規模的戰争。

中國的哲學的指向是“生命”本身，它重視人，重視人際關系，重視社會的和諧，強調人與自然的協同共生。

在這種基礎上，中國人對于宗教，進行了一定的改造。無論是本土産生的道教，還是外來的佛教，都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繁文缛節，而更好地服務于現實世界的人類社會。

儒釋道三家在某些方面是殊途同歸的，換句話說，它們的落腳點有共同之處。下面，我談一談我的粗淺的認識。

它們都注重“修心”。儒家提倡通過“修心”提高個人修養，以實現“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人生追求。儒家的修心，強調建立和諧的人際關系和社會秩序。道家提倡通過“修心”來順應自然，以“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準則來達到“不治之治”的境界。道家的修心，強調人與世界的和諧。佛家提倡通過“修心”實現覺悟，以減少人類内心、人與外部環境的不必要的鬥争或沖突。佛家的修心，強調的是以修心的方式達到“超脫”“救世”的目的。

因此，盡管儒釋道的指向不同，但修心是儒釋道所共同注重的方法。

它們都通過對人們的思想和行動的指導來實現身心的和諧和人與外部世界的和諧。在儒家的思想指引下，“仁”“義”“禮”“智”“信”成為人們普遍認同的價值遵循，人與人之間友好往來、和睦相處。這促進了社會和諧。在民族危難之際，仁人志士以“舍生取義”為信念，無私奉獻。這使得國家更有凝聚力，從而走向獨立與振興之路。在道家思想的指引下，“順應自然”“抱樸歸真”成為人們的重要觀念。這使得人類意識到應尊重自然、遵循客觀規律，而不可“妄為”。在佛家的思想指引下，人們“懷入世之心，行出世之道”.佛家懷有一顆悲憫的、普度衆生的熱忱之心，但他們卻不像儒家一樣，通過直接參與政事來改善世态。它們從人的心靈入手，以因果、輪回的思想警示世人，以“超脫”之心行善意之事。“問渠那得清如許，唯有源頭活水來。”佛家從心靈的源頭改變世人，使世界更加溫暖。

儒、釋、道，從某種意義上說，都具有“生命哲學”的特征。儒、佛、道，都關注人、體察人、熱愛人。它們都重視人本身與人類的命運走向。因而，它們不像世界上的一些其他哲學思想或宗教信仰。它們絕不用冷冰冰的教條去給人戴上枷鎖，它們直入人的心靈，改造人的心靈，使人“心服口服”，并進而形成一些行為準則。它們使人自覺地接受、信服一些價值觀念。從這一點上說，它們都蘊含着“生命哲學”的觀念與思維方式。

由于側重點各有不同，儒、釋、道各有其獨特的應用領域。它們中沒有一方，能完全囊括其他兩方。而正相反，每一方，都要靠其他兩方作為支撐。他們分别解答了人生活在世界上如何對待三種重要的關系的問題。這三種關系即：人與自身的關系、人與他人（社會）的關系、人與自然（不僅包括自然界，更指一切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存在）的關系。人活于世，都要處理這三種基本關系。因此，這三種思想各有其應用領域，他們都是不可或缺的。在時間的長河中它們必然會相互吸收，而更趨向于完善。

從外因來看，儒釋道的融合與政治局勢、社會形勢等息息相關。

漢初，黃老思想一度成為官方執政思想。但在漢武帝時，國力強盛。之前在黃老思想的指導下實施的休養生息政策不再執行。為了加強中央集權、凝聚國力、抗擊匈奴，儒家思想顯然更有效。于是，在皇權支持下，儒家思想成為了正統思想。但，此時漢武帝所采納的儒家思想，與先秦時的孔孟之道已有不同。它俨然是糅合了道家思想及其他幾種學派思想的産物。

魏晉南北朝時，政局動蕩，士人和民衆皆惶恐不安。在這種環境下，相比于漢朝時，儒學的地位有所下降。而道家思想與佛家思想，由于更能安撫人破碎的心靈、給人帶來精神的慰藉，而更加興盛。

唐朝時，由于結束了幾百年的割據紛争局面，建立了大一統王朝，儒家的地位再一次超越佛道。在唐朝，儒家與佛道兩家之間的沖突不斷。甚至發生了很多次滅佛滅道行動。但由于經曆千年的碰撞，儒佛道思想已經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因此，盡管發生了大規模的滅佛滅道行動，但依然無法清除佛道的根基。

唐以後的宋元明清，儒佛道思想進一步融合。南宋以後作為正統思想的宋明理學，兼備儒佛道三家思想。三教合一深深地影響着中國人的思想與生活方式。直到當代，對現代中國人來說，儒佛道思想依然是缺一不可的。

儒佛道在相互發展中，吸收了各自的合理成分，從而促進了各自的發展。這是儒佛道得以融合的内因。在漫長的曆史中，政局更疊，使得儒佛道此消彼長，在相互碰撞中相互融合。這是儒佛道得以融合的外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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