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對财富有許多獨到而精辟的見解。他肯定财富對人生和社會的意義，也指出了臨财所應有的公平和正當性原則。其間的“微言大義”，或許仍可作為我們今天對待财富問題的座右銘。

孔子财富觀的一個重要主張就是肯定财富，認為财富是好東西。首先，孔子認為财富是生存或者說生活的基礎，用他的話說就是人“焉能系而不食”！有一年，身為晉國中牟主官的佛肸造反，他邀請孔子前來議事。孔子聞訊後準備前往，子路很不高興，他認為佛肸為非作歹，孔子不應與其同流合污。孔子為自己辯解說，他不會受佛肸行為影響，自己會保持高尚品節，出淤泥而不染。值得注意的是，孔子還給出了另外一個自己欲成行的理由，即生存說——“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論語·陽貨》）言下之意人不是“匏瓜”，人要吃飯，就要掙錢過日子，他是不得不赴佛肸之約的。這裡孔子說的“匏瓜”雖然隻為一種借喻，但所表白的“焉能不食”，則也非常清楚地表明，在孔子看來人的生存欲求，是不證自明的，也是天然合理的。

其次，孔子認為合義的财富是可欲可求的。孔子曾近乎發狠地說過一句頗為有名的話：“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論語·述而》）文中“執鞭之士”，據楊伯峻先生的研究，指的是市場守門人。過去偏重于強調其間的限制性意義，即财富是不可以恣意求取的，而忽視了其間關鍵性的肯定含意，亦即如果是正當的财富，那麼再不體面的活我也不推辭。從此角度這樣來理解，這句話表明孔子不僅不排斥财富，而且主張财富是可求的。孔子甚至還說過“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論語·泰伯》）。如果是太平盛世，你還發不了家，富不起來，那是太不應該了，其旨意分明是鼓勵發家緻富。所以孔子斷定：“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論語·裡仁》）

其三，孔子指出财富也是人的發展和享受的必然要求。其實，孔子不僅認為“食”是天經地義的，而且他還強調“美食”也是符合人性要求的。上引所謂的“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裡的“富與貴”，顯然是指比“足食”更好的、更為富裕的生活；而孔子承認這也是“人之所欲”，實即強調追求美好生活是人的合理要求。冉有與孔子之間的這樣一段對話，正顯示了孔子對富裕生活的肯定：“子适衛，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論語·子路》）雖然我們不清楚孔子“富之”的具體指标，但可以推斷它應該比“足食”的狀态要好些；換句話說，在孔子看來，人光吃飽是不夠的，還應該吃好，過上豐衣足食的幸福生活。孔子自己的生活起居也表明，他是頗為享受生活的。從《論語》一書的記載來看，孔子有自己的馬車，在吃的問題上講究“食不厭精，脍不厭細”；而且菜肴做得不好，做得不美，不值時令，沒有适當的佐料，他都不吃；史稱孔子也不從市場上買酒喝和買腌肉吃。可見孔子是很注重生活的口味的，他不僅不願做“匏瓜”，相反是主張享受生活，在意生活品質的。

其四，孔子還主張财富是赢得民心的重要物質保障。孔子在和弟子讨論如何治理國家時，時時強調要“利民”“足食”和“富民”。如當子張問孔子如何施政時，子答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論語·堯曰》）又如，“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論語·顔淵》）。

财富應共享。這是孔子财富觀中的又一項重要内容。最能表現孔子共享觀的，是他提出的兩個著名論斷。其一是“周急不繼富”說，其二是“不患寡而患不均”說。所謂“周急不繼富”，本意是說救濟的輕重緩急，但其間卻深含了社會财富的均衡分配與生存資源的共享主張。有一次弟子公西赤出使齊國，冉有擔心公西赤的母親在家餓着，就向孔子要一些糧食給她，“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子曰：赤之适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論語·雍也》）。文意表明，孔子雖然答應支援公西赤母親一些糧食，但不同意多給，這是因為“乘肥馬，衣輕裘”上路的公西赤，顯然家境不錯，而孔子深信社會救助的基本原則是“周急不繼富”，即強調雪中送炭而不是錦上添花，亦即将社會資源分配給那些最為需要的人，實即關注處境困難的人群，使他們能擺脫困境，分享生活的快樂與幸福。

而充滿共享色彩的“不患寡而患不均”說，則是孔子提出的另一大财富政治觀。“孔子曰：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論語·季氏》）按其文意，“不患寡而患不均”是說治理國家不怕财富少，就怕财富占有不公而導緻貧富嚴重兩極分化。我們固然不能就此認定孔子是在主張平均主義，要求統治者和普通百姓都過一樣的生活，但顯然孔子是憂慮甚至擔心“不均”的，他所希望的是“均無貧”，即更為公平和均衡地分配社會财富，讓人人各得其所，大家共享，而不是由少數人獨占和獨享。

君子愛财，應取之有道。首先是看符合不符合“道”，要求謀财不得害道。“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論語·裡仁》）這裡的“道”，按宋代大哲學家朱熹的注解，即為正當性，“不以其道得之，謂不當得而得之。然于富貴則不處，于貧賤則不去，君子之審富貴而安貧賤也如此”（《四書章句集注·論語·裡仁》）。

其次是看符合不符合“義”，亦即取财不能傷“義”，有違“義”的“富且貴”，孔子是毫不動心、毫不措意的。“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雲。”（《論語·述而》）孔子還告誡學生說，君子有“九思”，其中一思就是“見得思義”（《論語·季氏》），其本質與“浮雲”說一樣，突出臨财必有思，取财必問義。“義”的本義有适宜、恰當的意思，孔子所謂的“義”，則含有當然的準則和合乎社會美德的意涵，朱熹以“天理”的至善性釋之：“義者，天理之所宜。”顯然，“義”與“道”有相通、相近的地方，都是強調獲取财富的正當性，即必須合乎“禮”（理），也必須合乎社會道德。（作者：胡發貴，系江蘇省社會科學院哲學與文化研究所研究員）

來源：光明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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