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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禹錫江南百景圖

生活 更新时间:2024-07-22 15:15:56

劉禹錫江南百景圖(省圖藏柳河東集背後有故事)1

省圖藏《柳河東集》封皮。

劉禹錫江南百景圖(省圖藏柳河東集背後有故事)2

《柳河東集》内頁。

提要

遼甯省圖書館藏有明刻唐代著名文學家、哲學家、散文家、詩人柳宗元著《柳河東集》,此集是在宋代刻本基礎上翻刻而來,并且增加了明代學者的集注。書中收錄柳宗元600餘篇詩文,對後世産生深遠影響。同時,此書也見證了劉禹錫、柳宗元兩位文豪之間生死相托的真摯友情。

寓言成為獨立文學始自柳宗元

吳 限

提起柳宗元,人們就會想起他寫的那些生動有趣的寓言故事,比如《黔之驢》《捕蛇者說》《永某氏之鼠》等,它們都出自《柳河東集》。遼甯大學文學院教授李東指出,柳宗元一生的文學創作極其豐富,而寓言小品是其最具特色的一類作品。柳宗元開創了寓言獨立的文學作品形式,開拓了寓言諷刺文學的創作方向。

首先,柳宗元促成了寓言文學的獨立性。

中國早期寓言多是以諸子百家為代表的哲學著作和曆史散文。他們的創作無一出于純文學的體裁,多是以一種具有故事情節的比喻形式出現在散文中,是散文裡的一個有機部分,并沒有獨立成篇。

“隻有到了唐代柳宗元這裡,中國古代寓言文體才實現了真正的獨立。”李東說,柳宗元的寓言每篇都是單獨命名,獨立成篇,每篇都有着全新和完整的故事情節、典型化的形象、十分講究的語言表達形式,成為一種有意識的創作行為,使寓言成為文學創作的一種獨立樣式。像《黔之驢》,即成語“黔驢技窮”的出處,還有《蝜蝂傳》《罵屍蟲文》《哀溺文》等,都是極為出色的短篇文學作品。它們集說明、記叙、描寫、議論于一體,全文一氣呵成,文已盡而意未盡,成為短小精悍的文學經典。

其次,柳宗元促進了寓言創作方向的轉化。

在先秦寓言裡,說理是第一位的,如《莊子》《孟子》《韓非子》等,都是政治哲理寓言,諷刺的特色沒有能夠充分地展示出來,往往隻是闡理說教的手段而已。

柳宗元深入社會實踐,結合自身對封建社會的深入觀察和對人民生活的體驗,“發之以激憤”,創造出具有現實主義精神和獨特風格的寓言文學,促進了中國古代寓言創作由政治哲理寓言向社會諷刺寓言的轉化。

柳宗元的寓言以犀利的諷刺藝術,鋒利的筆觸勾勒了唐末各種猥瑣人物的臉譜:《黔之驢》是對外強中幹的小人物的寫照,嘲諷他們“形之龐也類有德,聲之宏也類有能”,而其實是無德無能;《大鲸》諷刺和警告唐朝那些專橫跋扈的藩鎮與世家大族;《永某人之鼠》抨擊那些自為“飽食而無禍”的人作老鼠,指出他們“為态如故”,以“飽食無禍為可恒”,那他們一定會遭到徹底被消滅的慘禍……這些寓言,深刻有力地諷刺了封建剝削階級醜惡的嘴臉,是當時現實生活的組畫。

“總之,柳宗元寓言題材廣泛,體裁多樣,内容豐富,思想深刻,形象生動,結構完整,語言凝練,體現出其獨有的藝術魅力,使中國古代寓言産生了質的飛躍,完成了曆史性的跨越。”李東說。

壹 明代刻本翻印宋代版本

在遼甯省圖書館古籍善本庫房,明刻本《柳河東集》靜靜地躺在一個精巧的楠木書匣裡。眼前的這本“集子”,用藍布函套裝幀,保存完整,書簽題有“柳河東集”字樣,字體隽秀舒朗。

遼甯省圖書館古籍文獻中心主任劉冰介紹,《柳河東集》原名《唐柳先生集》,又稱《河東先生集》,是柳宗元去世後,好友劉禹錫遵其遺囑為其編的詩文集。劉禹錫在《柳河東集》序言中寫道:“(柳宗元)病且革,留書抵其友中山劉禹錫曰:‘我不幸,卒以谪死,以遺草累故人。’禹錫執書以泣,遂編次為三十通,行于世。”從中可知,柳宗元知道自己不行了,把遺作留給劉禹錫。劉禹錫當時編次的柳宗元文集(以下簡稱“柳集”)為30卷本,可惜的是,到宋代時劉禹錫的編本已經散失,後經北宋文學家穆修多方訪求,得一“柳集”傳抄本,他以此為底本開始編修《唐柳先生集》。

穆修編修《唐柳先生集》為天聖元年(1023年)。這個時間距離劉禹錫首編“柳集”已經過去了200多年。這200多年間,“柳集”在傳抄過程中,由原先劉禹錫編撰的30卷增加到45卷。劉冰說,因劉禹錫編輯的“柳集”已經散失,所以宋代穆修編校的45卷本便成了後世“柳集”的祖本。

“可以說,宋代的柳學研究就是從穆修開始的。”對此,清代四庫館給予他很高的評價。“正是由于穆修對柳宗元文章的全面校勘,我們今天才得以見到柳宗元流傳下來的諸多作品。”劉冰說。

從宋代以後的刊刻情況看,元代未見有新的刊本,直到明代才有新的刻本出現。“省圖藏《柳河東集》是明朝的蔣之翹在宋代刻本基礎上進行翻印的。”劉冰說,明朝晚期,國勢衰退,但書籍出版業卻極為盛行,彙編翻刻前人詩文集的風氣十分盛行。正是這樣的背景之下,明崇祯六年(1633年),蔣之翹輯注刊刻《韓柳合集》。這裡的韓指的是唐朝文學家韓愈。由此可見,蔣之翹将韓柳二人的文章合并刊刻,省圖收藏的是柳宗元的文集。

在劉冰的指導下,記者小心揭開一頁頁泛黃的紙張,蠅頭小字字硬如骨,密密匝匝。劉冰介紹,省圖藏的這套《柳河東集》為明代“三徑草堂”刻本,全書共45卷。每頁9列,每列17字。版心上題“柳河東集”,下署“三徑藏書”。

劉冰介紹,國内除遼甯省圖書館外,尚有上海圖書館、北京故宮博物院等部門藏有明代刻本。

貳 被貶十年是柳宗元創作高峰期

《柳河東集》因柳宗元為河東(今山西省永濟市)人而得名。全書共收集柳宗元作品600餘篇,其中詩140餘首,還有其他文體。全書按文體分類編次,包括雅詩歌曲一卷、賦一卷、文39卷、詩2卷、《非國語》2卷,外集收文21篇。卷首有劉禹錫所作的序一篇,“凡例”一篇,介紹此書的由來。《柳河東集》确立了柳宗元在文學史上的地位。

在遼甯大學文學院教授李東看來,《柳河東集》中的詩文展現了柳宗元多方面的才華,其中詩歌語言樸素自然,風格淡雅而意味深長;政論文章說理透徹、論證嚴密,體現了作者進步的思想;山水遊記言語簡練、文筆優美,描繪了豐富多彩的山水風光;而寓言生動有趣、富有哲理和現實意義,對後世産生深刻影響。近代梁啟超和胡适都将《柳河東集》作為國學入門必讀書進行推薦。直至今天,書中仍有多篇文章,如《捕蛇者說》《小石潭記》《黔之驢》等入選中學教科書。

李東認為,柳宗元在散文上的成就大于詩歌。柳宗元的散文内容豐富,寓言和山水遊記是其中最富有創造性的兩類。在寓言方面,他把《莊子》以來僅作設譬(打比方)之用的片斷寓言,發展為完整的、更富于文學意味的獨立短篇,而且直接用來諷刺現實生活中的醜惡現象,如《三戒》《蝜蝂傳》《罴說》等;山水遊記方面,柳宗元更是在中國文學史上占據獨特地位。如《永州八記》等一批遊記文章,在細緻入微的情景刻畫中,滲透着作者深刻的人生感悟和家國情懷,是對前代遊記隻進行客觀描畫的跨越式發展,對後世影響深遠。

“柳宗元在文學史上最大的成就,莫過于和韓愈一起在文壇上發起領導了‘古文運動’。”李東說,柳宗元和韓愈針對當時流行的骈文矯揉造作,不重内容、空洞無物的弊病,提出“文者以明道”的口号,強調文章的創作要有作者個人内在情感、内在意識的表達,要反映出作者的個人品性,不能成為盲目跟從的傀儡。除此之外,柳宗元還強調文章要“經世緻用”,關注于現實,避免“假大空”的現象産生,從而對社會産生推動作用。

“從公元805年到公元815年,柳宗元被貶永州長達10年。這10年,埋葬了柳宗元的政治理想,卻開啟了他文學與哲學的新路。”李東告訴記者,柳宗元現存的作品大多作于貶谪永州之後。如果沒有這10年,我們看不到唐代文學上如此重要的一位文學家、哲學家。柳宗元被貶的永州當時還是一個人口稀少、信息閉塞、民生凋敝的地區。在這裡,柳宗元留下了許多清麗隽秀、寓意深刻的遊記、寓言等。其中《永州八記》成為我國古代山水遊記中不朽的經典篇章。這些優美的山水遊記,是柳宗元的人格寫照,代表了古代中國人對自然之美的經典感覺,它們開拓了古代散文反映生活的新領域,從而确立了山水遊記作為獨立的文學體裁在文學史上的地位。

叁 見證兩位文豪生死相托的友情

“今天我們能夠讀到《柳河東集》,一定要感謝他的朋友劉禹錫。如果沒有劉禹錫的努力與多方籌措,柳宗元文集很難刊行于世。”劉冰告訴記者,如果沒有劉禹錫,我們今天可能讀不到《江雪》《漁翁》《捕蛇者說》等這樣的千古美文。

劉冰由此展開,為記者講述了這部書的“前世今生”。

劉禹錫與柳宗元有着共同的命運。政治上,兩人一起參與“永貞革新”,有着同樣的政治理想與抱負。創作上,兩人詩文俱佳,情趣相投,詩文往來,相互唱和。甚至在人生經曆上,二人也不謀而合。當年他們一起進京應試,同登進士第。接下來,劉禹錫在貞元十九年(803年)被提拔為監察禦史,而柳宗元也在這一年閏十月自藍田縣尉入為監察禦史。二人同朝為官,一起共事。“永貞革新”失敗後,二人同遭貶谪,一人被貶連州,一人被貶永州。

共同的志向,共同的趣味,共同的遭遇,使他們結下了深厚的友誼。他們不僅在順境時相互支持,在天涯淪落、生死未蔔的逆境中,二人的友誼依然牢固持久,成就了一段文壇佳話。

政治上的打擊和長期貶谪生活的摧殘,柳宗元的身體受到極大的損害,到元和十四年(819年),當皇帝終于決定召柳宗元回京城時,他已于這年10月5日與世長辭,年僅47歲。

此時,劉禹錫年近九旬的母親在這年冬天去世,他強忍喪母之痛,從貶谪之地連州返回洛陽。就在他抵達衡陽時,好友柳宗元的信使突然到來,他原本以為是好友回複先前的約定,不想得到的卻是一紙訃告。驚聞好友去世的噩耗,劉禹錫悲痛萬分,“如得狂病”。劉禹錫自幼身體不好,原本以為自己會比柳宗元先行離世,因此曾經囑托柳宗元幫他寫墓志銘,可是柳宗元卻先走一步,對他而言不啻為重大的打擊。柳宗元臨死前,遺書劉禹錫:“我不幸,卒以谪死,以遺草累故人。”并将孩子和自己的全部遺稿托付給他。

劉禹錫親自護送柳宗元靈柩回歸故裡,并三寫《祭柳員外文》以抒發想念之情。不僅如此,劉禹錫還花了20多年的時間為柳宗元整理遺稿,将柳宗元的詩文編撰成集,并撰寫序文,介紹他的生平和成就,即我們今天所看到的《柳河東集》都是在此基礎上刊刻的。

作為中唐時期有名的詩文巨子,柳宗元的文字數量之大,涉及之廣,使整理遺稿的工作成了一項艱巨的工程。但在《柳河東集》前序中,劉禹錫除追述了柳宗元的生平過往,以及臨終時對自己的托付,對自己拖着病體整理遺作的艱辛困苦隻字未提,仿佛他隻是幫朋友了卻了一件未盡之事,并沒有絲毫值得顯耀之處。

柳宗元的長子柳周六被劉禹錫視如己出,細心教導。唐鹹通四年(863年),柳周六進士登第。就在劉禹錫編訂柳宗元文集的同時,他們共同的好友韓愈撰寫了一篇題為“柳州羅池廟碑”的碑文。在碑文中,韓愈以一貫史家筆法,記述柳宗元在柳州頗有德政,深受士民愛戴的事迹。後來,此碑文經蘇轼書寫,立于柳州柳侯祠中,即大名鼎鼎的“荔子碑”。

(本版圖片由省圖書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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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辨别明刻本

明刻本是指明代刻印的圖書。這一時期,無論是在刻書地區,還是在刻書形式、刻書範圍等方面都遠遠超過前代。

明朝刻本在早、中、晚期的風格和特點均不相同。大緻上說,明朝初年,刻書沿襲元朝的風格,是黑口趙字,與宋、元版書沒有多少差異;至嘉靖年間,文壇複古主義風潮盛行,在版式風格、款式、字體上全面仿宋,而且紙白墨黑,行格疏朗,白口,左右雙邊,頗有宋版書的遺韻;萬曆後期,明朝的統治已日薄西山。經濟的衰退,使得刻書業也捉襟見肘,字體由方變長,行格也由疏變密,這是社會财力拮據的反映。

明朝的刻書對後世産生了很大的影響:一是出現了非常适合于印書的仿宋字,二是用更為合理的線裝取代了包背裝。明代雕版書籍之普遍,刻書量之龐大,是前所未有的。版畫藝術、銅活字版及彩色套印,是明代雕印技術發展的輝煌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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