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八一評論微信公衆号 作者：郝啟榮、範俊剛

“謝朝華于已披，啟夕秀于未振。”

宋人魏泰在《續湘山錄》中記載：宋太祖時，陶谷為翰林院學士，久在翰林，意欲得到重用，暗使其黨，因事薦引，不料太祖說：“頗聞翰林草制，皆檢前人舊本，改換詞語，此乃俗稱依樣畫葫蘆耳，何宣力之有？”陶谷深感失望，乃作一首自嘲詩，其中兩句就是脍炙人口的“堪笑翰林陶學士，一生依樣畫葫蘆”。

陶谷曆仕後晉、後漢、後周，晚年繼續在北宋朝廷任翰林院學士。時人評價“自五代至國初，文翰為一時之冠”；但其人品德不高，精于鑽營——陳橋兵變事出突然，後周君主來不得撰寫正式的禅讓文告，此時，事先并未參與兵變密謀的陶谷卻得意洋洋地從袖中取出了自己早已準備好的诏書。這一見風使舵的舉動讓趙匡胤忌憚不已，加之陶谷題“依樣畫葫蘆”打油詩的行為，再也沒有重用過他。

自古為文講究意新語工，向來反對“依樣畫葫蘆”，把剽竊他人文字僞為己有者叫“文抄公”，予以譏諷。明人馮夢龍在《古今譚概》寫道：惠崇和尚能詩，尤以自己所寫的“河分岡勢斷，春入燒痕青”一聯為妙，認為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無與倫比。師弟們卻作詩嘲笑：“河分岡勢司空曙，春入燒痕劉長卿。不是師兄多犯古，古人詩句犯師兄。”

其實，翻閱史書，此類情形亦有不少。秦少遊《臨江仙》詞，直抄錢起詩“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二句。宋子京詞：“問牧童，遙指孤村，道杏花深處，那裡人家有”，全取小杜詩“借問酒家何處有，牧童遙指杏花村”句意。然，雅“偷”畢竟失斯文，難怪有人感歎：“昔賢自是堪加罪，非敢言君愛竊詞；叵奈古人無意智，預先偷子一聯詩。”

“依樣畫葫蘆”也并不那麼容易，不把舊葫蘆樣仔細看好，畫出來的葫蘆也會走樣的：不是刻鹄不成尚類鹜，就是畫虎不成反類犬。朱元璋的《詠菊》詩有雲：“百花發，我不發。我若發，都駭殺。要與西風戰一場，遍身穿就黃金甲。”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其剽竊了黃巢之詩，細細品之，卻是“青”出于“藍”而又不勝于“藍”。可見，臨摹他人之作需要一些眼光和見識，沒有淘沙揀金、磨杵成針的功夫是萬萬不行的。

“天下文章一大抄，看你會抄不會抄。”将此作為至理名言的人，在抄襲他人之作時，本着像阿Q一樣的心理自我安慰，順手“拿”來全為己用：有的東找一個觀點，西摘一個例子，東拼西湊，取各家所長；有的換湯不換藥，新瓶裝舊酒，美其名曰“英雄所見略同”；有的求文心切，照搬照抄，先着力解決“有”的問題，好壞另當别論。

學文之初可借鑒，哪能一生都模仿？如果一直跟在别人的屁股後面亦步亦趨，豈不成現代版的“東施效颦”“邯鄲學步”？這既沒意思也沒意義，正如巴爾紮克所言：第一個形容姑娘像花的人是天才，而第二個照搬的則是庸才，待第三個再跟着重複的簡直是蠢才了。

文章最忌百家衣，不少先賢深明此理。魏太學博士祖瑩為文重獨創，反對模拟剽竊，常謂：“文章須自出機杼，成一家風骨，何能共人同生活也。”唐宋八大家之一韓愈厭惡抄襲，直言指斥文抄公為“賊”，在《南陽樊紹述墓志銘》中說得很幹脆：“惟古于詞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賊。”

随人作計終後人。“依樣畫葫蘆”，隻能寫一些八股文章，現實文風萬萬不可如此。一直以來，我們提倡簡潔明快、簡練生動的文風，反對生搬硬套、拾人牙慧，更不允許甘當“流俗之士”，樂為“經生之業”。

“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寫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辭脫口而出，無嬌揉妝束之态。文者皆然。”為文者隻有多讀書、多實踐，聯系實際，善于立意，取于心而注于手，才能另辟蹊徑、獨樹一幟、别開生面，言前人所未道，寫得令人點贊的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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