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 于丹，北京師範大學教授，中國古代文學碩士、影視學博士。 　　北京師範大學藝術與傳媒學院院長助理、影視傳媒系系主任。教授“中國古典文學”、“影視學概論”、“電視理論思潮”等課程，參加“北京師範大學影視藝術學科基礎教程系列”教材和“中國影視美學叢書”等大型理論工程的編著工作。曾獲得1996年度北京市優秀教學獎、2001年度中國寶鋼教育基金優秀教師獎、2001年度北京師範大學勵耘獎、北京師範大學十佳優秀教師獎等多項獎勵。出版《形象品牌競争力》等專著多部，在《中國社會科學》《文藝研究》《現代傳播》等重要學術刊物發表專業論文十餘萬字。知名影視策劃人和撰稿人。為中央電視台《東方時空》《今日說法》《藝術人生》等50個電視欄目進行策劃，現任中央電視台新聞頻道、科教頻道總顧問，北京電視台首席策劃顧問。 　　古典文化研究者和傳播者。2006年“十一”黃金假日在央視百家講壇連續七天解讀《論語》心得，受到觀衆的熱烈歡迎。版權由作者所有，轉載請注明出處。

　大家讀《論語》會發現，這裡面經常出現一個詞：君子。我們直到今天還常常将其作為做人的一個标準，說某某人非常君子。但是究竟什麼是君子呢？

“君子”是孔夫子心目中理想的人格标準，一部短短兩萬多字的《論語》，“君子”這個詞就出現了一百多次。

我們把孔子對于君子所有的言語、界定、描述總結在一起，會發現，大概做一個君子要有幾個層次上的要求。

做一個善良的人。這是君子的第一個标準。

君子的力量始自于人格與内心。他的内心完滿、富足，先修繕了自我修養，而後表現出來一種從容不迫的風度。

司馬牛曾經問過孔夫子，什麼樣的人才能夠稱為君子呢？

孔子答：“君子不憂不懼。”

司馬牛又問：“不憂不懼，就可以叫君子嗎？”

他可能覺得這個标準太低了。

孔子說：“反躬自省，無所愧疚，當然沒有什麼可憂可懼的。”

我們把孔夫子的意思轉換成老百姓的話來說，就是“不做虧心事，半夜敲門心不驚”。

一個人反省自己的行為，而能夠不後悔、不愧疚，這個标準說低也低，我們每個人都可以做到；說高就是個至高無上的标準，大家想想，要使自己做過的每件事都禁得住推敲，實在又是極不容易的事。所以孔子才把它作為君子的人格标準。

孔子在給學生講課的時候曾經很認真地跟他們讨論過君子的問題，他說：“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論語·憲問》）

孔子一上來很謙虛，說“不憂”、“不惑”、“不懼”這三點自己做不到。

什麼叫“仁者不憂”？

就是說，一個人有了一種仁義的大胸懷，他的内心無比仁厚、寬和，所以可以忽略很多細節不計較，可以不糾纏于小的得失。隻有這樣的人，才能真正做到内心安靜、坦然。

什麼叫“知（智）者不惑”？

在區區半個世紀之前，一個人一生可能就在一個單位，婚姻基本上不會有任何變動，從小到老可能就住在一個大雜院裡。人們的煩惱可能是生活的或然性和可選擇性太小。

但在當今社會，我們的痛苦不是沒有選擇，而是選擇太多。這是一個繁榮時代帶給我們的迷惑。

我們無法左右外在的世界，隻有讓内心的選擇能力更強大。當我們很明白如何取舍，那麼那些煩惱也就沒有了，這就是孔夫子所說的“知者不惑”。

什麼叫“勇者不懼”？

用老百姓的話來說就是“兩強相遇勇者勝”，也就是說，當你的内心足夠勇敢，足夠開闊，你就有了一種勇往直前的力量，自然就不再害怕了。

一個真君子做到了内心的仁、知、勇，從而就少了憂、惑、懼。

孔子說這三條我做不到。子貢說“夫子自道也”，您說的不就是您自己嘛！

大家看，孔子告訴我們的做人标準，不是苛責外在世界，而是把有限的時間、精力，用來“苛責”内心。

一個人内心對自己要求更嚴格一點，對别人就會厚道一點。我們今天老說做人要厚道，厚道并不是窩囊，而是他可以包容和悲憫别人很多的過錯，可以設身處地站在别人立場上想問題。

因此，隻有真君子才能做到“不怨天，不尤人”，既不抱怨老天爺不給我機會，也不抱怨這個世界上沒有人了解我。

一個人内心沒有了“憂”、“惑”、“懼”，自然就減少了對外界的抱怨和指責，也就增強了把握幸福的能力。

而增強把握幸福的能力，正是學習的終極目的。

孔子說：“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論語·憲問》）古人學習是為了提高自己，今人學習是為了炫耀于人、取悅于人。

真正尊崇學問的人，他的學習是為了人心靈的建樹。從書本上學，從社會上學，從小學到老，無非是學習一種把握幸福的能力。

讓自己成為一個有知識，有教養，而且内心忠誠的公民，然後以此在社會上安身立命，學習的目的就是完成這麼一個自我角色的建立和提升。

而“為人之學”又是什麼呢？

它是把學到的知識當成工具，當成一種技能，以之謀一份職業，為自己謀一份福利。

孔子曾經直截了當地跟他的學生子夏說：“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論語·雍也》）。就是說，要想着提高修養，不要老惦記眼前的一點點私利。

孔子從來不說做君子就要像誰誰誰那樣，在孔子看來，做君子就是做一個最好的你自己，按照自己的社會定位，從身邊做起，從今天做起，讓自己成為内心完善的人。因為隻有你的内心真正有了一種從容淡定，才能不被人生的起伏得失所左右。

這使我想起了一個小故事：

在一條小街上，三個裁縫開了三家裁縫店，每一家都想招攬最多的客人。

第一個裁縫挂出一塊大牌子，上寫：我是本省最好的裁縫。

第二個裁縫一看，覺得我要比他更高一點啊，于是做了一塊更大的牌子，上面寫着：我是全國最好的裁縫。

第三個裁縫想了想，難道我還能寫是全世界最好的裁縫嗎？想了半天，最後他做了一塊很小的牌子挂出去，結果這條街上的客人都來了第三家，前兩家變得冷冷清清。

第三個裁縫的牌子寫的是什麼？上面寫道：我是這條街上最好的裁縫。

也就是說，他把視線收回到眼前，從當下做起，反而得到了人們的認可。

做好自己的事，當一個善良的人，這是《論語》對于君子的第一條界定。但是不是做一個善良的人就可以稱之為君子了呢？還不是。

做一個内心完善的善良的人，是成為君子的前提。但僅有這個是不夠的，孔夫子心目中的君子，不僅是一個好人，還要是偉大和高尚的人，他要胸懷天下，奮發有為。

孔子曾經說過，“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論語·憲問》)。就是說，一個人如果成天想的都是自己的小家，自己的小日子，那麼這個人就不能夠成為一個真正的君子。

孔子的學生曾子曾經說過：“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論語·泰伯》)”

這樣一份擔當，後來就演化成了中國儒家人格中所謂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

中國人的人格理想很有意思，儒家和道家從來不是徹底分離的，而是人格理想的兩端。用林語堂先生的話來講，中國每一個人的社會理想都是儒家，而每一個人的自然人格理想都是道家。

這就是我們經常的一種表述，叫做“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孟子·盡心上》)。一個人在顯達的時候能以天下為己任，而在困窘之時還不放棄個人修養，還能心懷天下，這就是君子了。

在孔子之後，中國古代有許多名士當自己窮極潦倒的時候，還念念不忘蒼生黎民。

詩聖杜甫在自己的茅屋僅能容身、破敗漏雨之時，他想的卻是“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顔”（《茅屋為秋風所破歌》），想讓更多的人住上好房子。我們不會感到杜甫是在說大話，而是會被那博大的胸襟和熾烈的感情所震撼！

再比如範仲淹，他認為一個士人不論是“居廟堂之高”還是“處江湖之遠”，都應該系念天下君民，都應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嶽陽樓記》）。

這樣博大的胸懷，這樣高遠的志向，不難看到孔子和《論語》的影響。

讀到這裡，大家也許會有一種疑問：儒家講“天下己任”是要以犧牲個人利益為前提的嗎？

其實孔夫子并不否認個人利益的存在，相反，他所倡導的這樣一種笃定、實用而溫暖的人際理論是以保障每個人利益權利最大化為前提的。他讓你在此基礎上盡量為社會做更多的事情。

但孔子認為謀求個人利益的時候不能不走正路，一心想走捷徑，一心想貪小便宜。孔夫子認為，走正路還是走捷徑，是君子和小人的區别。

他說：“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論語·裡仁》）“義”就是“宜”，也就是說，君子走的始終是一條适宜的正路。而小人則一心看重私利，在一己私利驅使下很容易走上邪路。

那麼，君子和小人有哪些不同的表現呢？

孔子說：“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論語·裡仁》）就是說，君子和小人每天心中惦記的事情是不同的。

君子每天牽挂的是自己的道德修繕，小人則記惦的是自己的家鄉；君子心中始終有一份規矩、法度，不得超越，小人則滿腦子想的是些小恩小惠，小便宜。

一個人他每天就惦記自己家的事情，比如我怎麼樣能夠多買一套房，我怎麼樣利用一下福利分房政策，每天算計着自家的衣食居住，這就是孔夫子說的小人的心思。當然這也沒有太大的過錯，但是如果一個人的心就拘囿在這麼一點點利益上，為了維護和擴大這一點點利益而不顧道德和法律的約束的話，那就很危險了。

君子從來是尊重道德法制的，就像我們每一個人，走過街天橋，走人行橫道，等待紅燈，這些看起來都會給我們生活多多少少帶來一點限制，但是當這點限制成為彼此尊重、社會默契的時候，卻保障了自己的安全。

而小人則貪圖眼前的利益，喜歡鑽小空子，占小便宜，一次兩次可能得手，但這裡面潛藏着危機，肯定遲早要吃大虧。還是拿走路來說，一看紅燈、綠燈中間閃着黃燈，趕緊跑過去吧，覺得這個事情沾了個小便宜，久而久之，這裡面有多大的隐患大家都心知肚明。

所以什麼是小人呢？就是沒有大眼界，搶占眼前小便宜的人。

那麼在今天這個社會，怎樣成為一個君子？我想不妨從倡導“恒心”開始。

我們現在這個社會有了多元選擇，我們在興奮、激情的驅使下，在衆多選擇中搖來擺去，難以決定。這是缺乏“恒心”的表現。

每一個人走上社會的時候，都會懷抱一種理想和憧憬，希望能夠有所作為。但是為什麼這些理想在現實中會一一破滅？一個重要的原因也是我們的“恒心”不夠。

如果我們真正有一番定力，有一個宏闊的境界，即使沒有達到“無恒産而有恒心”那麼高的境界，起碼離君子已經不是很遠了。

這是君子的第二個标準。

君子還有第三個标準，就是“矜而不争，群而不黨”（《論語·衛靈公》）。

就是說：君子是合群的，雖然他内心裡莊重、莊嚴不可侵犯，但他在一大群人裡頭卻從來不争。同時，他也決不拉幫結派，謀取私利。

這也就是孔子所說的“君子和而不同”（《論語·子路》）。

舉個例子，許多人在一起，大家的觀點肯定會不完全一樣，當各自說出自己的觀點時，一個真君子是會認真傾聽的，他能夠理解和尊重每一個人觀點的合理性，同時又能夠堅持自己的觀點。這樣就既保證了整體的和諧，又保留了不同的聲音。我們今天說要構建和諧社會，就是要把每一個人的不同的聲音和諧地融入到大的集體的聲音中。

小人則剛好相反，他是“同而不和”（《論語·子路》）。

生活中經常會看見這樣的場面：大家讨論一件事情的時候，領導的話還沒說完，馬上就會有人跳出來說，對對對，領導說得真好，什麼高屋建瓴、深謀遠慮之類的溢美之詞說了一大籮筐；可是到會後他轉臉就會對别人說，哎，這個領導說的都是什麼啊？我一點都不同意他的觀點！

關于君子和小人行事的不同，孔子還有一個表述，叫做“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論語·為政》）。

“周”就是能夠團結照顧到很多人，他以道義為準則與人交往，所以有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一個真君子不管他有多少朋友，他都會像空氣裡的氧氣一樣，讓朋友們感覺到很歡欣，感到受到照應。

“比”這個字形，象兩個人緊挨着站在一起，意思是說，小人喜歡結成小圈子，他不會融入大集體。

比如說開一個Party，一個君子會讓這裡面遠近親疏所有人都覺得很舒服；但是小人呢，他會和他最要好的人躲到一個角落去嘀嘀咕咕，好像他們兩個人好得不得了。

為什麼會有這種不同呢？還是因為君子和小人的道德境界不同。

孔子說：“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論語·述而》），小人之所以喜歡互相勾結，是因為他的心裡有鬼，想通過這種勾結謀取私利和維護既得利益。所謂“結黨營私”，正是這個意思。而君子則胸懷坦蕩，因為他坦然無私，所以能夠平和，能夠以善意跟所有人走到一起。

中國一直以和諧為美，而真正的和諧是什麼？就是在堅持不同聲音、不同觀點的前提下，對于他人的一種寬容，一種融入。其實這就是君子之道。

因為君子和小人有這許多不同，因而同君子相處和同小人相處，情形會很不一樣。

孔夫子說：“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論語·子路》）

《論語》的叙事方式特别容易懂，就是因為它老把君子和小人放在一起比較。

說，同“悅”，高興。一個君子你很容易與他相處，但是你又難以取悅他。假如你想以不正當的手段取悅他，他反而會不高興。決不會說你給他一個小恩小惠，他就給你大開綠燈、大開後門。等到他真正使用你的時候，他會根據你的才幹，給你安排一個合适的位子。這就叫“器之”。

小人的特點是你很容易取悅他，但是你很難與他相處。生活中這樣的人不在少數。比如說你給他施一點小恩小惠，幫他一個小忙，甚至你請他喝一頓酒，這個人就會很高興了。即便你取悅他的方式是不合乎道義的，是不正當的，他也還是會很高興。但這樣的人又是很不容易共事的。你千萬不要以為取得了他一時的歡心，他以後就會非常忠誠地一路給你開綠燈，雖然你費了很多力氣，花了很多錢财，打通了關節，但等到他真要用人的時候，他不會根據你的才幹給你安排工作。而是求全責備，覺得你這兒也不夠格，那兒也不達标，你以前所做的一切都算白費。他會想法刁難你，讓你覺得很尴尬。所以這樣的人你很難與他相處。

這就是小人和君子的區别。

《論語》中為我們描述的君子，除了要是一個善良的人，一個高尚的人，一個很好相處的人外，還有一個重要的标準，就是說話和做事的标準。

一個君子的言行，應該是怎樣的呢？

一個君子不會把自己要做的事、要達到的目标先說出來；而往往是等把事都做完了，目标達到了，才淡淡地說出來。這叫“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論語·為政》）。

孔子十分讨厭那些誇誇其談的人，他說：“巧言令色，鮮矣仁！”（《論語·學而》）他認為，真正的君子應該“讷于言而敏于行”（《論語·裡仁》），表面上可能是木讷的，少言寡語，但他的内心無比堅定、剛毅。

《聖經》說世上最追不回來的有三件事：射出的箭、說出的話和失去的機會。說出去的話有時候就像覆水難收，所以一個真君子，總是先把事情做到，然後再去說。

孔子說：“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論語·憲問》）這在今天成為一個成語，叫“言過其行”。一個人說的多于他做的，是君子之恥。

君子的力量永遠是行動的力量，而不是語言的力量。

君子崇尚實幹，那麼，一個真君子應當在社會中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從事什麼樣的職業？

在孔子看來，君子所承擔的社會責任是比職業主義更高一層的理想主義。君子從來不是固定在某個職業中，他說：“君子不器。”（《論語·為政》）君子在這個世界上不是作為一個容器存在的。容器是什麼呢？就是你合格地中規矩地擺在那兒做一份職業而已。

所以，君子的社會角色是變通的、與時俱進的。一個君子重要的不在于他的所為，而在于他所為背後的動機。他們是社會的良心。

人很奇怪，我們是思維決定行動，也就是态度決定一切。我們在這個社會上每天做的事情大體相同，但對這些事情的解釋各有不同。

我曾經看過十五世紀一個宗教改革家寫的一本書，在這本書中他講了自己青年時代的一個小故事，而這個故事改變了他的一生：

他說有一天他路過一個烈日炎炎下巨大的工地，所有人都在汗流浃背地搬磚。

他去問第一個人說，你在幹什麼呢？

那個人特别沒好氣地告訴他，你看不見啊，我這不是服苦役——搬磚嗎？

他又把這個問題去問第二個人。這個人的态度比第一個人要平和很多，他先把手裡的磚碼齊，看了看說，我在砌堵牆啊。

後來他又去問第三個人。那個人臉上一直有一種祥和的光彩，他把手裡的磚放下，擡頭擦了一把汗，很驕傲地跟這個人說，你是在問我嗎？我在蓋一座教堂啊。

大家看一看，這三個人做的事情是一模一樣的，但是他們給出來的解讀卻是三個層次：

第一種人的态度我稱為悲觀主義的态度。他可以把我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看作是生活強加給的一份苦役，他關注的是當下的辛苦，當然這也是确實存在的。

第二種人的态度我稱為職業主義的态度。他知道自己在砌一堵牆，這堵牆是一個局部成品，他知道要對得起今天的崗位，要對得起他的一份薪水、一個職務和職稱，所以他的态度不低于職業化的底線。這就是孔子所說的“器”的境界，作為一個容器的存在他合格了。但是他沒有更高的追求。

而第三種人的态度我稱為理想主義的态度。也就是說，他看到眼前的每一塊磚，每一滴汗，他都知道這是在通往一座聖殿和教堂。他知道，他的每一步路都是有價值的，他的付出一定會得到最終的成全。此時，他所做的事情絕不僅僅作為一個器皿，而是關系到我們的生命，我們的夢想，關系到我們最終能不能建築起一座教堂。而同時，因為有了這個教堂夢想的籠罩，也成就了這樣一個超出平凡的個體。

由此可見，“君子”這個《論語》中出現最多的字眼，他的道理永遠是樸素的，是溫暖的，是和諧的，是每一個人可以從當下做的；而那個夢想，那個目标，既是高遠的，又不是遙不可及，它其實就存在于當下，也存在于我們每一個人的内心。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每一個人都可以成為一個真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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