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的消亡命運，用一句話總結就是：赫魯曉夫破壞了國家精神的支柱，勃列日涅夫沒有對其進行修複，僅僅是用紅色顔料封上裂痕，而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又在裂痕上挖出窟窿，使大廈最終坍塌殆盡。别人先按下不提，今天我們主要說說戈爾巴喬夫，他是怎麼和葉利欽一起，把顔料闆挖出窟窿的。

首先從赫魯曉夫破壞國家精神支柱說起。蘇共二十大上，赫魯曉夫義憤填膺，徹底清算了斯大林的思想和政策，随後又過度譴責、揭發斯大林。如此強烈的反轉，讓民衆陷入了無窮的思考和混亂，這導緻蘇聯人民很快形成兩個極端，斯大林主義者和反斯大林主義者。其中那一部分反斯大林主義者，恰恰造就了之後的蘇聯第四代政治骨幹。

這第四代又被稱為“機械行事”一代，其中就以戈爾巴喬夫為典型代表。為什麼叫“機械一代”呢？因為蘇聯政體的僵化。從第二代“斯大林主義”時期開始，官階等級名錄成為蘇聯選拔官員的标準，成員選拔極具保密性，黨内壟斷特權階層如日中天。到了戈爾巴喬夫這裡已經徹底制度僵化。而制度僵化的後果就是，這些黨内精英完全不會獨立地做出決定，成為被人牽着線走的“廢物”。

以戈爾巴喬夫為代表的“機械行事”一代，一旦“主上”倒戈，就會立刻跟随“主上”倒戈。于是戈爾巴喬夫跟在赫魯曉夫和勃列日涅夫屁股後面，把對自己國家的懷疑進一步延續。自他上台後，蘇聯的轉變成為他的第一要務。他背棄人民，背棄馬克思主義，直接抛棄了蘇聯很久以來的成果和根基。

首先執行了黨内大換血，短短幾年間，他便以幹部年輕化改革為名，大規模裁撤了堅持社會主義方向的主要領導，而換上并重用了一大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幹部。或許是為了能夠更明目張膽的進行政治換台，或許是為了能讓蘇聯有所起色，戈爾巴喬夫起初确實進行了經濟改革。但他本末倒置。

1986年2月蘇共第27次代表大會上，戈爾巴喬夫制定了一個新綱要：《1986—1990年和2000年前蘇聯經濟社會發展基本方針綱要》，他在這份綱要中明确提出15年計劃，即蘇聯在接下來的15年中，所達到的經濟規模将相當于蘇維埃各個時期的總和，到時蘇聯人民的生活水平将嶄新無比。然而這是不可能的，戈爾巴喬夫也知道這不可能。因為他強調把國民總體經濟搞上去，卻忘了調整經濟結構。

理所當然的，在改革的頭三年，雖說國民生産總值和國民收入在增長，但國内市場供應非但不見好轉，反而每況愈下。市場變化極大，生産者損失嚴重。到這個時候，戈爾巴喬夫終于十分理所應當地提出了一個假設，是不是我們的政治體制出問題了？于是他不由分說地将手伸向了社會主義政治，這鍋甩的可謂是精準無比。

當時蘇聯在國際上正屬于冷戰時期，蘇美兩大國正在對抗與紛争之中，整個世界都蒙上一層疑雲。以美國監聽的傳統，怎麼可能不對蘇聯有所注意？沒錯，蘇聯領導班子的一舉一動都在美國監視之下。如何監視？冷戰時期美國發起了一項研究“凱撒計劃”，“凱撒計劃”是由美國中央情報局旗下的即時情報辦公室發起的一項研究，說是研究，其實就是監視。而監視的對象，正是國際共産主義的源頭，蘇聯。

凱撒計劃的研究對象包括蘇聯領導層的所有人員、蘇聯重大事件的影響以及蘇聯領導層内的權利架構問題。凱撒計劃共35份文件，這35份文件共有3個主要領域，即蘇聯的政治情報分析、外交情報分析以及軍事情報分析。彼時凱撒計劃的重點盯梢對象——即赫魯曉夫。

斯大林時期，赫魯曉夫像個隐形人，但把持政權後，他提出了“新農業計劃”，由于在農業上的努力，他獲得了不少個人聲望。到1954年，他在黨内的政治威望已經超越莫洛托夫，成為第二号人物。到1954年4月份後，赫魯曉夫在蘇共中的地位，開始超過馬林科夫，成為蘇聯領導層第一人，“凱撒計劃”開始着重注意他。

赫魯曉夫在經濟上不停“折騰”，經濟卻不見什麼起色，而蘇聯領導層對他的批評卻絲毫沒有，說明此時赫魯曉夫的黨内威望已經相當高。令美國感到意外和心花怒放的是，在蘇聯處于領導地位的赫魯曉夫，竟然是個隐藏的“赫振美”。在蘇聯政治經濟都陷入隐形困局的時期，赫魯曉夫仍然強調應着重發展重工業，整個蘇聯政治經濟也陪着一起折騰。

赫魯曉夫确立了以核武器為中心的以戰遏戰的戰略，大力發展作為威懾力量的核武器。結果 蘇聯的經濟向軍事化方向一路滑行，錯過了改革的大好時機。随着蘇聯瘋狂追求軍事上的優勢，國防力量開始大幅向上增長。而随之導緻的後果就是，經濟結構更加畸形，人民生活水平和超級大國的地位極其不相稱，導緻人民對制度越來越不滿。

沒錯，蘇聯在軍事力量上的興盛，正是蘇聯衰落的開始。我不知道赫魯曉夫清不清楚這一點，但蘇聯随後的對外政策開始改變。随着蘇聯不斷加強外交與軍事的進攻意向，蘇聯在意識形态上卻轉為守勢，在與西方國家的競争上，蘇聯明顯失去了國際道義的支持。

舉一個最典型的例子，1962年加勒比海地區的古巴導彈危機。随着這場恥辱性的失敗事件過去，赫魯曉夫的支持率明顯下降。于是在東德問題上，赫魯曉夫的意見也明顯改變。一方面宣傳着西方世界對于柏林空中通道的利用不當，一方面急切地向西德示好。

1963年赫魯曉夫在東德發表演講，強調了要重點考慮蘇聯與聯邦德國經濟貿易的正常化。在艾哈德繼任為聯邦德國領導人後，蘇聯對艾哈德的評價由批評到贊同，僅僅在幾個月内。蘇聯之前不停宣傳的“希特勒主義者”，也在明顯減少。凱撒計劃調查顯示，蘇聯對世界道義示好的同時，民主德國感到了從未有過的不安全感。在東德的一次電台播報中，一個電台評論員用“東德被出賣了”這類詞語，來形容蘇聯如今對外政策的改變。

東德的不安和不信任感，使東德與蘇聯之間的關系愈加緊張。赫魯曉夫下台前，蘇斯洛夫公開在克裡姆林宮發表演講，稱即使把世界所有的金子給蘇聯，蘇聯也不會出賣東德，然而裂痕已經産生。到了戈爾巴喬夫時期，由于蘇聯與東歐國家關系的緊張，和前面領導人明顯改變的政治主張，他已經自亂了手腳，于是隻好将政策延續下去，力圖利用外交上的和平成果來掩蓋内政上的困境和問題。

他開始奉行“乞讨外交”。戈爾巴喬夫認為，要想改善和西方的關系，得到西方國家的貸款和技術，必須放棄在國外進行擴張，于是他改變了對東歐以及社會主義國家的政策。這種改變明顯有迎合美國的一面，而這種改變也是美國喜聞樂見的。

美國随着蘇聯政策的改變，随之也做出了改變。布什總統辦公室裡，他的安全事務顧問提出一個建議，即讓蘇聯和美國的軍隊都撤出，北約和華約的武裝力量也要撤出，但與蘇聯提出的“歐洲大廈”不同，哪怕蘇聯不幹涉東歐，美國也必須積極幹預東歐，要用财力、輿論等方面促使東歐改變。美國這手法，真是熟悉得很。

之後的1989年5月，布什果然公開提出了改善蘇美關系的一個條件，即蘇聯“支持東歐自決”，戈爾巴喬夫也果然照辦。蘇聯國内信息政策委員會主席曾說過這麼句話，戈爾巴喬夫已經走上了地緣政治的投降之路。對于東西德的統一，他本來可以提出很多條件，比如說要求統一後的德國不加入北約（保持中立）。

但與捍衛國家利益相比，他對獲得諾貝爾和平獎更有興趣。1989年末，戈爾巴喬夫同美國新任總統布什在馬耳他島會晤，見面後，戈爾巴喬夫“抵押”了東德，并聲稱蘇聯不準備把美國當作自己的主要對手。這件事是兩人秘密商議決定的，德國方面都不曉得。1990年春天，戈爾巴喬夫會見德國總理科爾時，他宣布莫斯科不反對德國統一。科爾當時都懵了，是顯而易見的懵了，他甚至當場請翻譯再重複一次戈爾巴喬夫說的話。

兩德統一前的一個月左右，1990年9月12日，東德、西德、蘇、美、英、法齊聚莫斯科，簽署了《最終解決德國問題條約》，确定了兩德統一方向。該條約是在戈爾巴喬夫單方讓步的前提下，才最終達成一緻的。蘇聯讓步之大，連做好了交易準備的美國和西德都倍感意外。

而對于北約東擴問題，在條約簽署前幾個月，戈爾巴喬夫和美國國務卿詹姆斯·貝克交談時，詹姆斯曾主動保證，如果蘇聯促成兩德統一，那麼北約絕不會向東擴張哪怕一寸。然而詹姆斯顯然想多了，人家戈爾巴喬夫非常大方，他對美國十分信任，甚至沒有用備忘錄記錄一下這句話。

現在北約已經東擴到了俄羅斯家門口了，戈爾巴喬夫還在以“民主化”推動者自居。2009年，在北約進一步東擴的情況下，戈爾巴喬夫還跑去了柏林弗裡德裡希劇院，在那裡與老布什、科爾（德國前總理）一起，慶祝柏林牆倒塌2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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