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松齡（1640-1715）字留仙，一字劍臣，号柳泉居士，世稱聊齋先生。明崇祯十三年（1640）生于淄川縣（今山東淄博)。蒲氏雖非名門大族，卻世代多讀書人。父親蒲槃，自幼習舉子業，鄉裡稱博學洽聞，但科舉失意，遂棄儒經商，積二十馀年，赢得家資頗豐實。待經過明清易代之際的戰亂，年紀漸老，無心經營，加以子女較多，食指日繁，家道便衰落下來。他無力延師，便親自教子讀書，将科舉功名的希望寄托在兒子們身上。

蒲松齡

蒲松齡兄弟4人，惟他勤于攻讀，文思敏捷，19歲初應童子試，便以縣、府、道三試第一進學，受到當時做山東學道的文學家施閏章的獎譽，“名藉藉諸生間”（乾隆《淄川縣志》卷六《人物志》）。此後卻屢應鄉試不中。他在科舉道路上掙紮了大半生，直到年逾古稀，方才援例取得了個歲貢生的科名，不數年也就與世長辭了。

蒲松齡一生位卑家貧。他25歲前後與兄弟分居，隻分得幾畝薄田和三間老屋。他志在博得一第，銳意攻讀、常與同學研讨時藝，聯吟唱酬，無暇顧及家計，子女接連出生，生活便陷人艱窘。31歲時，曾應聘南遊做幕僚，在做江蘇寶應縣令的同鄉孫蕙衙門裡幫辦文牍。他極不甘心為人做幕僚，僅一年便辭幕返家。此後數年間，他輾轉于本縣紳之家，做童蒙師，或代拟、替抄文稿，以養家糊口。康熙十八年（1679）進入本縣畢家坐館。畢氏在明末是顯赫的大官宦之家，與當地世家大族皆連絡有親。館東畢際有在清初曾任南通州知州，罷職歸田，為本縣的一大鄉紳。蒲松齡在畢家一面教畢際有的幾個孫子讀書，研習舉業，一面代畢際有寫書劄，應酬賀吊往來。蒲松齡詩文俱佳，畢際有一派風雅名士氣度，賓主相處十分融洽。在畢家，蒲松齡生活安适，受到禮遇，有東家豐富的藏書可讀，還可以繼續寫《聊齋志異》，按期去濟南應試。所以，他盡管時有寄人籬下之感，有不得親自教子孫讀書之歎，但也别無更佳處境，何況與東家老少有了感情，乃至感到“居齋信有家庭樂”(《聊齋詩集·贈畢子偉仲》)。如此，他在畢家足足待了30個年頭，70歲方才撤帳歸家，終其馀年。

聊齋志異

蒲松齡困于場屋，大半生在缙紳人家坐館，生活的内容主要是讀書、教書、著書，可謂一位标準的窮書生。這種身世地位，使他一生徘徊于兩種社會之間：一方面，他雖非農家子，但身居農村，家境貧寒，一度徑直是貧窮大衆中的一員，經受過生活的困苦和科舉失意的折磨，也受過催租吏的逼迫、恫吓；另一方面，他長期與科舉中人交往，特别是進入畢家後，經常接觸當地的缙紳名流、地方官員，以能文赢得他們的青睐，待之以禮，乃至承山東按察使喻成龍慕名相邀，做了一次桌台署中的座上客，還曾結識身為朝中高官兼詩壇領袖的王士鎮，并有二十馀年的文字之交）。

王祖賢版聶小倩

這種身世地位便規定了蒲松齡一生的文學生涯，也是搖擺于文士的雅文學和民衆的俗文學之間。他生長于農村，幼年受到鄉村農民文化的熏陶，會唱俗曲，也曾自撰新詞。隻是近世傳抄的“聊齋小曲”，已難辨其真僞。他以能文為鄉裡稱道，所寫文章多是驕散結合，文采斐然，惜乎現存《聊齋文集》中多是代人歌哭的應酬文字，隻有幾篇賦事狀物的四六文，才是屬于他自己的文學作品。他也曾染指于詞，作品較少，僅存百馀首，顯然是出于一時的興緻或交往之需要，方才偶爾操筆。他的詩作甚豐，進學伊始，意氣風發，曾與學友張笃慶、李堯臣等人，結為“郢中社”，“以宴集之馀暑，作寄興之生涯”(《聊齋文集·郢中社序》）。然其社集唱酬詩不存，存詩起自康熙九年（1670)秋南遊登程經青石關之作，最後一首為康熙五十三年（1714）除夕所作絕句，距其壽終僅22日，凡千馀首，可謂終身不廢吟詠。其詩如其人，大抵皆率性抒發，質樸平實，熨帖自然，可見其平生苦樂辛酸，其中頗有些傷時機世之作，更看出其優直磊落的性情。他身為塾師，中年曾寫過《省身語錄》《懷刑錄》等教人修身的書，晚年《聊齋志異》基本辍筆，更轉而熱心為民衆寫作，一方面用當地民間曲調和方言土語創作出《婦姑曲》《翻魔殃》《鑲妒咒》《牆頭記》等反映家庭倫理問題的俚曲，寓教于樂；一方面又為方便民衆識字、耕桑、醫病，編寫了《日用俗字》《農桑經》《藥祟書》等文化普及讀物。這各類著作都收入近人編輯的《蒲松齡集》中。

蒲松齡自謂“喜人談鬼”“雅愛搜神”。其執友張笃慶康熙三年(1664)有《和留仙韻》，詩雲：“司空博物本風流，溶水神刀不可求。”自注：“張華官至司空，著《博物志》，多記神怪事。”後來，張笃慶寫給蒲松齡的詩中屢有“聊齋且莫盡談空”“談空談鬼計尚違”一類的句子，表明他這裡自注張華作《博物志》事，說“涪水神刀不可求”，也是寓規勸之意，意思是說“神怪事”既虛幻不實，寫來也沒有實際意義[。這也表明蒲松齡從青年時期便熱衷記述奇聞異事、寫作狐鬼故事了。他在康熙十八年（1679）春，将已作成的篇章結集成冊，定名為《聊齋志異》，并且撰寫了情辭凄婉、意蘊深沉的序文—《聊齋自志》，自述創作的苦衷，期待為人理解。此後，他在畢家坐館的日子裡仍然執著地寫作，直到年逾花甲，方才逐漸擱筆（。《聊齋志異》是蒲松齡大半生陸續寫作出來的。

蒲松齡生前無資刻印這部卷快甚巨的作品，然而早在他創作之際，便有人傳抄；他逝世後抄本流傳愈廣（。半個世紀後，即乾隆三十一年(1766），《聊齋志異》終于經趙起果、鮑廷博據抄本編成16卷本刊刻行世，世稱青柯亭本。嗣後近二百年間刊印的各種本子，都由之而出。青柯亭本并非全本，除删掉了數十篇，還改動了一些有礙時忌的字句。20世紀60年代初，張友鶴彙集包括近世發現的作者半部原稿在内的多種本子，整理出一部會校會注會評本，簡稱“三會本”。《聊齋志異》的原有篇章可謂囊括無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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