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或許知道現在我們面臨着嚴重的環境問題，面對現實問題，我們國家習慣“以史為鑒”，就是所謂的銘記曆史的教訓。但是黑格爾說過，曆史給我們的教訓就是我們從不知道接受曆史的教訓，這句話不但是富有哲理的，還能深刻地戳中人的痛點。不管怎樣，我們還是會在曆史上尋求對當今環境問題的解決之策。

曆史變革，技術更新，當下的環境問題跟古代的環境問題不是一個概念，更不能适用于同一套技術措施，于是我們寄希望于古代優秀的環境保護思想上，期望古代的優秀的環境保護思想能夠給予今日迷茫的我們一個啟示。

但是，我們很容易就發現，有史以來的中國優秀的環境保護思想，比如“斧斤以時入山林”等思想，傳承由來已久，任何人都能說出一二。可是，我們也不要忘了，雖然一直以來我們嘴裡說着這樣的環保的聖賢名言，但是縱觀過去的幾千年曆史，我們生存的環境的确是在不停地、加速地步入局部惡化、全面惡化的階段。

由此一來，我們不得不問我們自己一個問題，那就是，為什麼我們有着優秀的環境保護思想，但我們的環境還是不可阻擋地惡化下去，以至于今天不得不集中精力、花大力氣去治理呢？作為一個略有想法和思考能力的人，我大概以為，可能有如下幾個原因。

不僅僅是一個人洞察到了中國曆史上環境的知行不一的情況，但是直到如今也沒有令人特别信服的結論。

美國著名的世界史學者約翰麥克尼爾對比了中國與世界的環境史後，覺得“在中國，如同在其他地方，信仰和意識形态，比其他因素，如人口、經濟結構、技術和國家行動，在塑造環境史所扮演的角色要小得多”。

英國著名的環境史學者、撰寫了《大象的退卻：一部中國環境史》名著的伊懋可在考察了3000年中國的環境觀念和環境惡化史後指出，“似乎沒有例子使人認為，中國的人為環境，是以那種因中國人特有的信仰和觀念而漫長運行了3000多年的方式發展和維護着的”。

美國著名的環境史學者、作為非中國人卻寫出了第一部真正意義上的中國環境史著作《中國環境史：從史前到現代》的馬立博集衆家所長，系統梳理了從史前到現代2500年的中國環境史，也證實了中國曆史上環境知行脫節，“存在于顯而易見的環境意識和繼續惡化的現實狀況之間的脫節，讓我們回想起2500年前的中國曆史”，“在早期中國，對森林和濕地的開發濫用催生了很多限制人類對植物和動物影響的思想觀念，但卻沒有改變中國社會更密集利用自然資源的發展方向。在唐宋時期，佛教和儒教對于動物命運和福祉的憂慮也沒有能夠制止對森林的砍伐”，并認為在2500年以前中國曆史上出現過的對于環境約束的思想觀點幾乎沒能對此後的中國曆史進程産生影響。

中國也有學者意識到了這個知行不一的問題，著名的環境史教授、長江學者王利華教授通過考察中國曆史上的優秀環境意識和環境持續惡化的後，呼應了麥克尼爾等人的認識，認為“知行脫節是我國曆史上生态環境持續遭到破壞的重要原因”，而知行脫節的表現即是，優秀的環境意識如天地人統一的自然-社會觀，“護生”“愛物”的生命意識和生态倫理，取用有節、“以時禁發”的資源利用和管理思想，“變廢為寶”和“相資以利用”的循環經濟理念等，包含于我國悠久的傳統文化中。但是，幾千年來，特别是近300年來，環境劇變，森林毀壞、水土流失、水系紊亂、沙漠化、石漠化諸問題輪番上演，不斷加劇。

盡管如此，仍然有學者提出知行不一的原因，現代環境社會學領域也熱衷于探讨環境意識與環境行為間的關系，除去方法論因素外，強調情景因素的學者認為影響二者之間是否脫節的原因是“成本”，這可稱之為“成本理論”，這裡的“成本”不僅僅指實施某一行為所帶來的經濟成本，也包括實施該行為的難易程度、方便程度及舒适程度等非經濟成本。或許這些理論可以部分揭示古人在對待周圍的環境上知行不一的原因。

通過閱讀大量的文獻材料，我們發現可能有若幹個原因導緻了，中國古代的人們在對待環境問題上，雖然有優秀的環境保護思想作為指導，但最終卻依然破壞了環境。

首先，可能是因為優秀的環境保護思想擁有者與環境行為的執行者不是同一個群體。我們不難想象的是，如果一個人有很正确的想法，但是這個人卻不是具體做事的人，那麼這個想法很難從變成實踐活動，影響到實際事情的走向。我們不用多想也知道，擁有優秀的環境意識的是知識分子、行政官員而并非普通民衆，但是直接作用于環境的是普通的民衆，普通民衆不可能具有強烈的環境保護欲望、也不可能有優秀的環境保護思想，于是我們的環境還是被一點點地惡化。因此，要保護環境，最重要的是讓普通民衆也有強烈的環境保護意識，而不是僅僅讓知識分子和行政官員擁有而已。

其次，環境被擾動後，擁有優秀環境意識的行政官員、知識分子補救不力。我們都知道，環境不可能完全不受到人們的擾動，我們也不要忘了環境本身的自我修複、自我淨化功能，如果我們的擾動在環境自我修複能力之内，那麼環境還是不會惡化的。可是，問題就在于，我們的擾動超越了限度，而同時我們的補救為時已晚。優秀的官員和知識分子，會有補救環境問題的意識和行動，但是奈何在古代并未形成一種制度性、統一性、持續性行為，而個别的行為無法産生持續性、強力性的結果。一個重要原因，是官員考核中不以環境保護為考核标準，所以，在今日，當環境保護成為官員考核标準後，地方環境略有改善了。

第三，實用主義在作祟。人類是從環境中獲取生存的資源，人類的存在是為了生命的延續，這是自然的規律，不能打破也無法打破。所以，人作用于環境多是為了實用，就是吃穿住行的實用。砍樹是為了燒柴或者架屋、作橋等用處，墾田是為了種出更多的糧食養活已有的人口，這些都是很實用的目的。但是，實用主義一味地發展，就逐漸走上超實用主義的道路上，有些就成為過度開發、過度實用，而過度實用就造成了環境資源的浪費和環境的加劇惡化。因而，我們還是要限定自身的實用主義，戒除超實用主義的不合理，從而緩解人對環境資源的壓力。

總而言之，古人在對待環境的問題上始終是知行不一、知行脫節的，這已經為多數著名的專家學者所論證清楚。我們認為優秀的環境保護思想擁有者與環境行為的執行者不是同一個群體、環境被擾動後，擁有優秀環境意識的行政官員和知識分子補救不力、超實用主義的作祟可能是古人環境上知行不一的幾個重要原因。

參考文獻：

1.[美]約翰·麥克尼爾：《由世界透視中國環境史》，劉翠溶、伊懋可主編：《積漸所至：中國環境史論文集（上）》，台北：“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2000年，第49頁。

2.[英]伊懋可著，梅雪芹、毛利霞、王玉山譯：《大象的退卻：一部中國環境史》，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480頁。

3.[美]馬立博著，關永強、高麗潔譯：《中國環境史：從史前到現代》，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441、454、460頁。

4.王利華：《從環境史研究看生态文明建設的“知”與“行”》，《人民日報》2013年10月27日第5版。

5.周志家：《環境意識研究：現狀、困境與出路》，《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4期，第2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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