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室，尼爾遜》 2020年

《空（氣）》 2021年

◎剀弟

展覽：阿岱爾·阿德斯梅：禦旨

展期：2022.7.6-9.11

地點：上海外灘美術館

阿岱爾·阿德斯梅，一個永遠在出擊、在行動的藝術家。

概念藝術家、“貧窮藝術”運動的代表人物雅尼斯·庫奈裡斯在1999年說過：“阿岱爾·阿德斯梅的創作成熟且具有必要的暴力性，直觀地告訴我們他引以為傲的正直文化宇宙是當前标準化趨勢的一種替代方案。”

這一段描述好像阿岱爾·阿德斯梅的行動指南，貼在他個人網頁自我介紹的最開頭。我們從中看出藝術家創作的幾個非常重要的元素：作品背後的沖突和暴力性、基于圖像的方法、改變世界的沖動。

阿岱爾·阿德斯梅在上海外灘美術館的個展“禦旨”是上海疫情後我個人最喜歡的展覽。關于這個藝術家，此前我并不知道他，跟他屬于“擦肩而過”，2012年我在巴黎錯過了他在蓬皮杜藝術中心的個展，事實上，這個1971年出生的藝術家在當時的國際藝壇已經相當活躍，又頗具争議。

如上海外灘美術館館長拉瑞斯·弗洛喬所說，他的獨特性“既在于藝術家對粗粝、簡單材料和文字的獨到處理，加之對圖像直接而微妙的再造，也在于作品對當代藝術的一些曆史和理論假設的重新審視”。要解讀阿岱爾·阿德斯梅的作品，往往需要了解作品背後的信息，包括材料、标題、曆史事件、藝術家的個人經曆等，但是這些并不妨礙人們“無知”地欣賞他的作品，體會觀看的愉悅，直觀地感受……藝術家善于利用沖突，提煉并表現出普世的問題。

流亡的作品底色

“我沒有選擇藝術，是藝術選擇了我。……我出生在君士坦丁，母親是穆斯林，出生的房子是猶太人的，幾位助産士是基督教修女，我想那一天彙集了諸神。我的第一聲啼哭，我将它看作世界詩篇的一句，這個世界沒有邊界，沒有膚色，也沒有國家，但向着未來。”

詩意的自我描述透露了出生的文化背景，藝術家為自己賦予意義，創造神話般的叙事。

阿岱爾·阿德斯梅出生于阿爾及利亞君士坦丁，家庭環境并不富裕，但是他在19歲考入了巴特納國立藝術學校，進入了阿爾及利亞的上層精英環境，“他們都講高貴的法語”。

作為阿爾及利亞東北部本地柏柏爾人，阿岱爾·阿德斯梅從小經曆了戰争和宗教的恐怖，他對語言格外敏感，他出生于殖民時期，法語作為官方語言替代柏柏爾語，後來輪到了阿拉伯伊斯蘭主義，他經曆了宗教狂熱和上世紀九十年代的暴力時期。對政治敏感的美院成為風暴的中心，這裡醞釀着學生運動，鬥争精神的實踐充斥藝術家的青年時期。

美院院長和22歲的兒子被原教旨主義者殺害，作家塔哈爾·賈特因為支持世俗化、反對宗教狂熱被伊斯蘭武裝組織暗殺，阿岱爾·阿德斯梅記住他在被行刑前的話語：“沉默就是死亡，你沉默，會死，你說話，會死，所以說話吧，死去吧。”面對死亡威脅，藝術家做出了自己第一步行動：流亡。

他先是到了法國，後來又去了紐約、柏林，最後回到巴黎定居，雖然現在成為法國公民，組建了幸福的家庭，但阿岱爾·阿德斯梅的内在首先是一個流亡者，過往的經曆給他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成為帶有自傳性質的作品底色。

“流亡于我是一種永恒的狀态，是一條望不到盡頭的道路。舍棄是流亡的先決條件，是所有流亡的先決條件……我不是移民。你可以說我更像是當今世界的一名遠行者，遊曆于一切延展和複雜之間，超越所有仍然存在的壓迫和歧視的邊界……”

流亡也意味着成為世界公民，藝術家不屬于任何流派，也不局限于特定材料和風格，他将自己定義為行動者，在沉默與行動中選擇後者。

在巴特納美院的學院派教育下，他發出“魔鬼的笑”，畫裸體畫，發現了抽象主義，在裡昂美術學院實驗性機制裡，他又是僅有的具有造型藝術背景的學生，閱讀哲學幫助他找到自我定位，那就是不進入任何團體，不擁抱任何意識形态。

你總可以選擇行動

在外灘美術館我按照從下到上的順序，最先面對的作品就是占據一面牆的影像作品《工作室，尼爾遜》（2020），一頭體型巨大的白色公牛在藝術家工作室裡踱步，這頭牛是否是藝術家的化身，它又是否被“囚禁”于此，一個不屬于它的地方，在尋找位置，而人與動物一樣，都天生擁有血性與靈性。

在它兩側牆上的作品看似是平面的抽象繪畫，但其實是用廢棄的金屬罐——包括藝術家從各處以及海洋裡收集來的垃圾，經過處理後編織、焊接而成的，是對人類消費過的廢棄物的“紀念”。這一系列被命名為《可可麗可繪畫》，可可麗可是音譯，借用了一部“真實電影”的名字，藝術家給每幅畫又取了似乎随意的标題，文字與畫面産生沖突，讓人不得其解。

越是觀看，越發現無法根據媒介來定義風格，繪畫、雕塑、影像，好像對于藝術家來說沒有本質區别，都是在行動中“創作圖像”。

展覽中有一層呈現了兩件影像作品，它們由循環的視頻構成，我們越過門口正好看見《一隻黑貓從我們之間穿過》（2018），一隻黑貓眼睛直視着你，不斷地重複下樓梯的動作，它是一個無傷大雅的神秘觀察者。繞到背後，會發現第二個作品，也是整個樓層回蕩的短促腳踏聲的來源，《工作室，短促的燭光》（2020）裡一隻腳在微弱的燭光後面，随着“噔”的一聲，畫面進入黑暗，作品在不斷循環蓄勢和踩滅蠟燭的動作。“短促的燭光”來自《麥克白》中主角對生命短暫飛逝的感歎，藝術家則選擇用腳踩滅燭光。

阿岱爾·阿德斯梅的作品總能關聯到暴力和死亡，比如展覽中兩件雕塑作品《所有時鐘顯示五點》（2018），它們的形态像是兩個鍘刀，一個被塗成黃色，一個被塗成藍色。作品标題來自西班牙著名詩人費德裡科·加西亞·洛爾迦悼念朋友的挽歌，這位詩人的朋友是一個退休的鬥牛士，在面對衰老時，選擇死在鬥牛場上，而詩人洛爾迦則在38歲的某日淩晨被法西斯軍隊殺害，這兩件輕盈的雕塑作品并不讓人感到恐怖，反而具有明快的詩意。

阿岱爾·阿德斯梅以往展覽作品中常見對圖像的引用我們其實并不陌生，比如他用象牙做成的雕塑包括戰争中着火奔跑的小女孩，名字叫《呐喊》（2013），以及從華沙猶太區中跑出來的一個舉起雙手的小男孩，叫《我的孩子》（2014）。其他還包括《頭球》（2012），再現了2006年世界杯中法國隊隊員齊達内因被言語侮辱而頭撞對手的瞬間。

在藝術家更具争議性的作品中，他以一種寓言式的暴力圖像撼動觀看者，比如《禅》（2000）中用牛奶沖洗黑色皮膚到精疲力盡，《上帝是設計》（2005）中變幻的符号最終表現為屏障，《春天》（2013）裡一排倒吊的“燃燒着”的雞，《誰怕大灰狼》（2011-2012）裡被燒焦的标本狼，包括最新的攝影作品《戰鬥的描述》（2020）藝術家本人托舉一顆着火的地球儀，以及上海外灘美術館委托創作的影像《在燃燒，最後的視頻》（2021）裡着火的船隻。

但是阿岱爾·阿德斯梅的作品又具有某種超越政治的暧昧，在展覽三樓的作品《阿爾及爾阿爾及爾》（2021）中，9米巨幅畫布上由紅色顔料滴落而成乍看血腥的畫面，紅色“血塊”凝結的圖案之上，還可以隐約看見黑色的五線譜，正是對阿爾及利亞歌手莉莉·博切尼的緻敬。紅色的液體和五線譜背後的音樂也包含着生命的張揚、酒神精神和詩意。

藝術家作品呈現的情境并非指向一種答案，而我更覺得這是刺激觀衆做出反應，展覽題目“禦旨”——來自卡夫卡的短篇小說，在小說裡信使背負着皇帝的口谕，但是永遠走不出皇宮，而你一直在等待這個消息。卡夫卡的荒誕叙事描述了一個個人難以逃離的系統，這是一種絕境，而藝術家則一再強調，處于其中，我們還有死亡和行動兩種選項。

展覽最為觸動我的瞬間，是在五層的展廳環形走廊，四周是阿岱爾·阿德斯梅的炭筆畫《空（氣）》（2021）——墜落的人體，藍色線條的波浪，耳邊傳來精細悅耳、讓人平靜的聲音，這是藝術家另一件作品《信鴿》（2021）裡的音樂：來自舒伯特的同名歌曲。在展廳漫步，伴随着音樂，我的胳膊不自覺地開始伸展下墜，如果可能，我當然也想疾步行走，或者快跑，然後身體随着音樂律動，跌落，這些動作并不是要講述什麼，而純粹回歸一種物理運動，阿岱爾·阿德斯梅讓我的身體萌生出了行動的情緒。

這種情緒是逐層積蓄的結果，也是作為圖像的消費者——觀衆的我，一種被迫沉默在場的回應方式，我無比确信，好的藝術家，激起的正是行動。

供圖/上海外灘美術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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