隻是膚淺地閱讀過儒家經籍的西方觀察者，一定贊佩儒家思想不可知論的重視現世精神，以及在倫理上重視私人關系之間應有正當行為的精神。

從儒家思想作為人生哲學這一較廣的意義講，一般認為它：重調和；主張忍耐、和平以及妥協等美德；主張中庸之道；主張守舊和知足；主張尊崇祖先、老人和飽學之士；而最主要的是主張一種溫和的人本主義——以人而非上帝作為宇宙的中心。

這一切都毋需否認。但是，如果從其社會和政治的角度來看待儒家的這種人生觀，即可發現：它的尊老抑幼、崇古貶今、重視現有權威而輕視革新，事實上就已對中國社會穩定不變的問題提供了一項偉大的曆史答案。

它是所有保守主義思想體系中最為成功的一個。在2000年的大多歲月裡，儒家思想意識成為中國這一最大國家裡的主要學習科目。單獨一套被認為源出于一個古代聖人的始終一貫的思想體系，竟能在這麼多世紀裡成為政府權力合法性的理論依據，這種現象在世界上任何别的地方是從未有過的。

孔子及其追随者發展起來的理論體系，是一種沒有宗教教條的純粹倫理學說。這種倫理學說既不會産生一個有權力的傳道者，也不會導緻因政治或宗教信仰不同而帶來的迫害。孔子學說無疑在培養整個民族高雅的舉止風度和良好禮貌方面獲得了成功。

儒教隻是教誨人們如何知足地去生活，但是畢竟不是激勵人們去生活。儒家的倫理教誨不是建立在形而上學或宗教教義的基礎上的，它純粹是世俗的。但是，在中國占支配地位的行為标準與儒教一脈相承。儒教一直是中國的官方學說，并作為考察和選拔政府機構官員的準則。這樣做的結果，緻使長期以來中國的政府掌握在文人式的宗教懷疑者手中，使政府的行政管理缺乏西方國家統治者所需要的那些充滿活力和具有破壞性的特征。所有權，維護自我和支配他人，是西方民族和個人夢寐以求的目标。中國人沒有西方民族中占支配地位的進步的觀念，并且提出了使人們行為沖動的合理化問題。

作為個人的行為準則，儒家思想力圖使每個人變成有道德的人，随時準備根據理想的理由以堅持德行，反對人類的謬誤，特别是反對昏君。有許多高風亮節的儒家士大夫曾是專制帝王的不共戴天之敵。然而，他們改革朝政的熱情以及堅守信念所産生的動力，是為了重申和維護傳統的政治形态，而不是改變它的基本前提。

儒家思想至今仍存留在中國政客的頭腦中，這是不足為奇的。儒家思想始于戰國時代，是想把當時社會秩序撥亂反正的一種手段。它是一種正明分的哲學，因此凡是官僚政治和專制政治盛行的時候都要拿它作為現成的工具。統一中國天下的人都受它無可抗拒的吸引，其原因是很明顯的。就是在現代政權的管弦樂聲中仍能聽出孔子的泛音。（參考文獻《美國與中國》費正清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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