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炎夏日，人們總是感歎酷暑難耐，尤其是最近幾年，極端高溫天氣的頻繁出現，更是讓人們苦不堪言。不過，在科技發達的現代社會，人們已經有足夠多的方法來應對極端高溫天氣的影響。

可是在古代社會，極端高溫天氣的出現，無疑是降臨人間的一場災難。而曆史上就有這麼一個最熱的夏天，出現于乾隆八年，究竟熱到什麼程度，超乎你的想象。

公元1743年，也就是乾隆在位的第八個年頭，三十二歲的乾隆意氣風發，正是大展宏圖再創佳績的時候，不期而遇的極端高溫天氣，卻給他開了一個天大的玩笑。

這一年的六月下旬至七月下旬，京畿地區出現了極其罕見的高溫酷暑，涵蓋了北京、天津、直隸、山西、山東等四十八個具體地點，其酷熱的程度令人難以想象。

根據現代人的定義，所謂的高溫天氣，一般是指氣溫在35度以上，且持續數日高溫不退，就能稱之為高溫天氣。

那麼乾隆八年的酷熱，是否能稱得上史上之“最”呢？至于這個問題，很難說得清楚，畢竟溫度是近現代才有的概念。乾隆朝之前的史料中，也有過為數不多的“炎夏”記載，但苦于年代久遠，既沒有參照，又沒有事件的具體描述，所以很難斷言。

慶幸的是，乾隆八年的酷暑高溫，不僅有豐富的史料記載，還有很多早期來華傳教士們保留下來的信件，其中有酷暑情景目擊報告、天文儀器觀測數據及天氣狀況信息等等。這些寶貴的資料，為學者們掌握曆史溫度數據提供了可靠的依據。

根據資料，對曆史溫度數據進行換算得出了一個結論：乾隆八年夏天，最高溫度，竟然達到了驚人的44.4度！是曆史溫度之最，堪稱最熱的夏天。那麼，接近44.4度的極端高溫天氣，究竟是個什麼概念？又會帶來那些難以想象的災難呢？

高溫天氣給人們帶來的危害是顯而易見的。從科學的角度來說，人體适宜的溫度一般在20到30度之間，超過35度就會變得異常危險，因為那時人體内部的平衡機能就會失衡，緻使體内溫度無法散發，最終中暑，甚至危及生命。

40度的高溫，幾乎已經到了人體所能承受的臨界點，大部分人都很難承受這樣的持續高溫，情況也會變得極端兇險。那麼在44.4度的高溫下，人們面臨的境況也就可想而知了，用災難來形容一點也不為過。

根據史料中的記載，當時的極端高溫天氣帶來的影響異常恐怖。地面上的土石被烤焦，屋頂的金屬裝飾被烤化，鉛錫制品都被烤得變了形。屋内的牆壁、器具摸着都有點燙手，即使是涼陰下面依舊是炙烤難耐，甚至都能聞到樹木被烤焦的味道。

古代沒有電扇和空調，人們降溫避暑的手段極其有限，在這種極端天氣面前顯得異常無力。所以，熱死、渴死、驟斃者不計其數，就連金碧輝煌的京師都無法幸免，甚至還出現了“更甚”的局面。

當時在京城裡的法國傳教士宋君榮，是衆多見證這場災難的外籍傳教士之一。他在目擊報告這樣寫道：“自7月13日以來，酷熱的天氣已經令人無法忍受，許多窮人和胖子，在路上、街道或房屋裡突然死去，引起了人們的驚慌，許多基督徒都自發為逝去的人做禱告！”

據不完全統計，僅京城及周邊近郊地區，因酷暑而喪命的人就有1.14萬之多。這種景象，恐怕已經遠遠超出了“恐怖”一詞的修飾範圍。

在高溫酷暑面前，皇族親貴和朝廷大員的日子相對會好過一點。他們身邊畢竟有很多人伺候，而且還能從官窖裡取冰塊降溫，但身為當時的最高統治者乾隆，日子可就過得有點鬧心了。

因為極端高溫天氣的出現，除了傷人之外，還會帶來另外一個隐患，河道幹涸、大旱千裡，農糧絕收、流民遍野，進而引發疫疾橫生、社會不穩，如果處理不當，很有可能會激起民變，造成難以收拾的局面。

乾隆身為當權者，在享受避暑降溫的同時，必須考慮到有可能發生的一切，将所有的風險消滅在萌芽之中。所以，當他聽說了民間遭受的災難之後，一邊命群臣商議施赈救災的辦法并盡快落到實處，一邊親赴民間安撫臣民的情緒。

皇帝出行必須要有皇帝的威嚴，不管天氣多熱，都不能像尋常百姓那樣光個膀子。在酷暑難耐的天氣裡，乾隆身上依舊罩着厚重的龍袍，個中滋味可想而知。

為了安撫民情，乾隆力排衆議，親赴祈雨台祈求上天垂憐，普降甘霖救萬民于危難。百姓們聽說皇帝頂着烈日為民祈雨，感動得五體投地，紛紛加入到了祈雨的隊伍中來。也許是衆人的誠意感動了上天，自7月26日以後，居高不下的酷暑突然回落，并随即普降甘霖，結束了這場影響深遠的災難。

當然，所謂的感動上天，隻是封建社會人們的意識形态而已，不能當真。可匪夷所思的是，在嘉慶朝的夏天，也出現了一場始料不及的災難，不過不是“炎夏”，而是“隆冬”。公元1816年，也就是嘉慶在位的第二十一個年頭，炎炎盛夏忽然寒潮來襲，“天氣寒如冬”。

如果按照古代人的固有思維，凡有大災皆是當權者為政不力所緻。那麼，乾隆和嘉慶這對父子，先後經曆了“冰火兩重天”的洗禮，是不是真的做錯了什麼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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