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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厚照在“南征”途中接到王陽明的捷報,但他一再阻止王陽明獻俘，仍然繼續“南征”。這時,宦官張忠等人乘機誣陷王陽明“先與（朱宸濠）通謀,慮事不成，乃起兵”,幸好有一位曾反對過劉瑾的宦官張永從中回護。在張永的啟示下,王陽明把朱宸濠交由張永帶去,再重新報捷,在捷報中表示“奉威武大将軍方略，讨平叛亂”,并将那些曾經接受過朱宸濠賄賂的宦官、朝臣都列人征讨朱宸濠有功人員名單,這才得以保全了身家性命。直到明世宗朱厚熄即位之後,才給王陽明“論功封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新建伯”。王陽明去世後,又因朝臣的異議而奪爵,到明穆宗朱載堂即位，“廷臣多頌其功”，才又“诏贈新建侯“ ,谥文成。清代著名學者王士鎮在評論王陽明時曾說:“王文成公為明第一流人物，立德、立功、立言，皆踞絕頂。”

朱厚照畫像

其實，王陽明對後世影響最大的還在“立言”方面,即他所闡發的心學體系。王陽明原是程朱理學的信奉者,他在弘治五年中舉後,住在父親的任所，曾系統研讀過朱熹的著作。這時，發生了事雖不大但卻很有名的“格竹子”事件。人們普遍認為，就是因為這件事，使王陽明對程朱理學發生懷疑,走上了自創學派的路。王陽明自己曾經談到過他這次“格竹子”的經曆,他說:“衆人隻說格物要依晦翁，何曾把他的說去用?我着實曾用來。初年與錢友同論做聖賢,要格天下之物。如今安得這等大的力量?因指亭前竹子,令去格看。錢子早夜去窮格竹子的道理,竭其心思,至于三日,便緻勞神成疾。當初說他這是精力不足,某因自去窮格。早夜不得其理，到七日，亦以勞思緻疾。

王陽明雕像

遂相與歎聖賢是做不得的,無他大力量去格物了”。王陽明這段自述,很難使我們得出他就是因此而對程朱思想産生懷疑的結論。他的自述隻能表明,他對人們講程朱理學卻不能身體力行非常不滿，也表明他深感自己的功力還不足以通過“格物”而“緻知”,以達到“聖賢”的地步。真正埋下使王陽明走出程朱理學的根子,早在“格竹子”的3年之前（1489） ,他迎親經過廣信（今江西上饒）時曾拜見婁諒。18歲的王陽明聽婁諒談“宋儒格物之學”,對婁諒所說的“聖人必可學而至”，“深契之”。王陽明在平定朱宸濠叛亂之後,曾厚禮安葬了婁諒的孫女、朱宸濠的妃子婁素珍 ,或許就是出于對婁諒的敬意。婁諒雖然聲稱信奉程朱理學,但他師從吳與弼（1391一1469）也接受了吳與弼的心學思想。

婁諒畫像

王陽明與婁諒的見面,便在他的思想上打開了一扇通向心學的窗戶。所以黃宗羲認為，王陽明與婁諒的這次會面，是他學術變化的發端。由婁諒最早埋進王陽明思想中的心學種子，在王陽明被貶谪到龍場期間終于萌發。明正德元年（1506）,宦官劉瑾專權，排斥打擊大學士劉鍵、謝遷等,激起士人共憤,南京戶科給事中戴銑等21人或獨自、或聯名上疏聲援,劉瑾逮捕戴銑等21人。時任兵部主事的王陽明不顧劉瑾權勢的煊赫，上疏救援,并提出“宥言官，去權奸”，“有政事得失,許諸人直言無隐”的建議，請求明武宗朱厚照“開忠谠之路”。結果觸犯了劉瑾，被廷杖四十，貶為龍場（今貴州修文縣）驿丞。龍場是一個十分偏僻的驿站。正德三年春,王陽明趕到龍場後，便自築草棚栖身,自種菜蔬自給。

朱厚照劇照

因為地處窮荒,餘暇無書可讀，就日繹舊聞。在對學術思想的回顧與思考中,他“忽悟格物緻知,當自求諸心,不當求諸事物。喟然曰:‘道在是矣!’遂笃信不疑”。這就是中國學術史、哲學史上著名的“龍場悟道”。“龍場悟道”使他悟出了“心即理”的觀點，為他的思想找到了新的支點。第二年,王陽明在貴州府城的文明書院闡發了他的“知行合一”論。正德十五年（1520）,在江西南昌又提出“緻良知”論。至此，王陽明由“心即理”論、“緻良知”論和“知行合一”論所建構的心學體系，就最後完成了。在王陽明看來，“吾心”是宇宙萬物的本源。認識了存在于“吾心“中的理,就是認識了事物之理。王陽明以這種“心即理”的觀點為出發點,提出了他的“緻良知”論和“知行合一”論。

王陽明與心派弟子

他認為，“良知”是不問聖愚,不論古今,人人都具有的 ,連天地鬼神都是從“良知“而來的。這個“良知”就是“真己”,是人的真實的本質,也是人和萬物的生命所系,“有之即生,無之即死‘”。王陽明的“知行合一”論則是針對朱熹的“知先行後”說而提出來的，他認為“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聖學隻一個工夫,知、行不可分作兩事”。他說，如果“待知得真了，方去做行的工夫,故遂終身不行，亦遂終身不知”，但他又認為，所謂“知行合一”,實質上就是“心”、“理”合一。所以說:“求理于吾心,此聖門知行合一之教。”王陽明有兩句名言:“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的他主張“緻良知”，主張“知行合一”。

知行合一石雕

其學術動機可能是想重振儒學的政治功能，從根本上“滅心中賊”,以維護封建秩序。但是，王陽明所說的“良知”,實際上是人的主觀精神的升華和膨脹,是一種超越了時間也超越了空間的主觀精神。按照他的“緻良知”學說，邏輯的結論隻能是張揚人的個性和人的主體性，重視人的生命價值和人的主觀能動精神。沿着這樣的思路,就可能使王陽明的心學與程朱理學的“存天理、滅人欲“道德目标背道而馳。他也确實就得出肯定“人欲”的合理性的結論，認為人的“喜怒哀懼愛惡欲”等“七情”都是“人心合有的”。他還從“良知之在人心，無間于聖愚”的觀點出發,得出“滿街人都是聖人”這樣蘊含着人格平等的結論。這都表明，王陽明心學的出現,必然會對程朱理學産生沖擊。

參考資料《中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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