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河流域文明和我們中華民族的古老文明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是消亡的文明。就是說在近現代考古發掘發現這一文明之前，當地的伊斯蘭文明的居住者（阿拉伯人）由于不是兩河流域文明的直接繼承者，并不知道這一偉大文明。他們隻能把偶爾發現的古代碑銘文字當作神奇物品。當時的世界從《舊約聖經》和幾位古典作家的書中聽到過很少的關于巴比倫和亞述的記載，其中許多是神奇的傳說，真僞難分。

公元前5世紀的“曆史之父”希羅多德是現在所知的第一位提到兩河流域古代城市和傳說的古典作家，他對巴比倫的記載是不太準确的。在他之後的色諾芬于公元前401年率領萬餘希臘雇傭軍經過尼尼微廢墟時已不知道這曾是亞述帝國的首都。400年後，斯特裡波提到巴比倫城已完全廢棄。

公元299年，羅馬皇帝塞維魯從帕提亞手中奪取了兩河流域，見到了巴比倫的廢墟。此時，兩河流域文明的靈魂——“楔形文字”在近東地區完全被希臘文和阿拉美亞字母文字所代替，世上已無人能讀寫了。

古代兩河流域城市的街道由于置放廢物每年逐漸升高，因此房屋的地面在重建時也用土墊高夯實。當一個城市由于戰争和其他災害被摧毀後，泥沙不久就積滿了殘垣。當一批新居民來到廢墟重建城市時，他們将殘留泥牆和原來廢棄物一齊夯平，在其上重建新房，于是城市的地面又高很多。這樣的過程反複經曆了百年或千年，到這些城市最終被廢棄時，城市已高出周圍地面許多。

風沙塵土最後完全覆蓋了廢墟，把它變成了一個土丘。随着時間的推移和居民的變遷，附近的居民再也不知道土丘是古代的城市廢墟，更不必說它們的名字和曆史了。在兩河流域和周圍地區，有千百個這些被稱作“tell”的土丘，其中滄海桑田、百般奧秘隻有經過考古發掘才能知道。

在中世紀的歐洲，曾有二個旅行學者對其鄰近兩河流域的這些獨寂的土丘發生過興趣。最早的一個是西班牙的猶太教士、圖戴拉城的本傑明。他在書中提到，當他于1160至1173年在近東旅行時，曾看到亞述首都尼尼微的廢丘在摩蘇爾城的對面。17世紀以來，歐洲旅行家開始對一些土丘産生了興趣。意大利人彼特羅·代拉·瓦勒 （Pietro della Valle）在1625年發表了他親臨兩河流域的遊記。他不但認出了距希拉鎮60公裡的巴比倫遺址，而且把他在巴比倫和烏爾丘上發現的楔形文字銘文磚帶回了歐洲。

當然，世上無人能識這種神秘的古文字。1700年英國人湯姆斯·黑德将其定名為“楔形文字”。1761年，丹麥王派出一支考察隊前往近東收集和發掘古代文物。隊長數學家卡斯騰·尼布爾（Karsten Niebuhr）在古波斯首都遺址波斯波裡斯摹繪了一些楔形文字石刻銘文（1761—1767）。

随後，許多歐洲人都陸續來到兩河流域，勘察尼尼微和巴比倫等廢墟，收集文物、摹繪銘文。其中著名的有法國修道院長約瑟夫·德包尚（de Beauchamp，1785—1790年到兩河流域）、英國駐巴格達總領事和東印度公司的代表克勞狄·傑姆斯·瑞齊（Rich，1807—1821）、傑姆斯·白金漢爵士（1816年）、羅伯特·米格南（Mignan，1827年）、拜裡葉·弗臘舍（Fraser，1834年）以及楔形銘文的釋讀者之一的亨瑞·克來斯維克·羅林森（Rawlinson）。1835至1886年，英國底格裡斯和幼發拉底河探險隊的F．R．切斯尼（Chesney）考察了兩河的河道和地理風俗。然而，除了德包尚和米格南在巴比倫各自挖的幾個小坑外，這些考古先驅者沒有進行發掘活動。

大規模的發掘始于1842年由法國駐摩蘇爾領事保羅·埃米勒·鮑塔（Botta）挖掘霍爾薩巴德（Khorsabad），他的發現轟動了整個歐洲：一個亞述人的城市（薩爾貢堡）、宏偉王宮、數對巨形人面獅身石獸、栩栩如生的浮雕石闆、神秘的楔形文字銘文和其他古物。

緊随其後，1845年，英國的亨瑞·萊亞德在尼木如德（Nimrud，亞述的卡勒胡城）廢丘和尼尼微遺址發掘出了另兩個亞述首都的深藏地下的宮殿（1846年），獲得了同樣的價值連城的豐富收獲。1849至1854年，他和羅林森先後在尼尼微挖掘出土了亞述王大量的泥闆文書。

1877年，兩河流域南方的發掘拉開序幕，法國駐巴士拉城的副領事厄内斯特·德薩爾宅克（Ernest de Sarzec）先在泰羅丘（Telloh）得到了幾個古代石像，随後他的連續發掘使第一個蘇美爾人的城市（吉爾蘇）重見天日。1897至1912年，雅克·德莫爾根（Jacques de Morgen）帶領的法國考古隊在兩河流域鄰接的波斯境内發掘了古蘇薩城的遺址，也發現了大批古物及包括漢谟拉比法典石碑在内的阿卡德語楔形文字碑石和泥闆文書以及埃蘭語楔形文字文獻。

1843年以來，法英兩國人在兩河流域30多年的頻繁挖掘使世界突然發現了這裡與希臘和埃及的古代遺址一樣存在很多古代财富、藝術品和文獻。于是像古典傳說的大西洋城一樣神秘的巴比倫和亞述帝國突然被世界認識到是一個和中國、希臘、埃及一樣曾經繁榮興旺的偉大文明。它的突然毀滅導緻它被世界遺忘了約2 000年，它的重新發現是近代世界人文科學的一個巨大的成就。

然而，19世紀後半葉的這些發掘屬于考古的英雄時代。鮑塔、萊亞德、德薩爾宅克、羅弗圖斯（Loftus）和史密斯這樣的英雄人物從考古學的角度來看都是沒有專門訓練的業餘愛好者、探險家和探寶者。他們在兩河流域發掘的主要目的是獲得石像、浮雕闆等藝術品和文字材料（主要是石銘和泥闆文書）。這種功利性的、掠奪性的發掘使他們沒有時間去注意泥磚建築、破損的陶器，因而造成了非藝術品文物和遺址的地層被破壞。盡管有這些缺點，我們還是應該承認英、法這些不畏艱難的先驅者開拓了以考古發掘重新揭示燦爛的兩河流域文明的新道路。

當伊朗的楔形文字銘文被帶到歐洲後，許多學者試圖讀懂這一神秘文字。1778年，德國人卡斯騰·尼布爾認出他在波斯波裡斯發現的幾組簡短銘文是用三種不同類型的楔形符号寫成的三種文字對照本銘文（後知道分别是巴比倫楔文、埃蘭楔文和波斯楔文）；其中的第一組楔文是字母文字，有42個字符，最簡單；楔文的寫法和西文一緻是從左向右書寫的。

這時期，歐洲學界研究伊朗語言的學者們釋讀了“波斯古經”等古波斯語文件，知道古波斯國王的王銜格式是“某某，大王，王中王，某某之子”。1802年，在各個學者對波斯楔形文字研究的基礎上，德國哥廷根的一位27歲的希臘文教師格羅特芬德（Grotefed） 猜想三文對照銘文中的符号很少的第一組楔文應是波斯語的拼音文字，而銘文的内容是某王的名字和王銜。于是他以波斯王薛西斯的“薛西斯、王中王、國王大流士之子、某某之子”的王銜句式去套解波斯波裡斯第一組楔文中的各個楔形符号的音值，結果獲得了成功。構成三個波斯王的名字和“王、兒子”等詞的楔形符号的輔音和元音值被解讀出來了，從而确定了這種楔文是波斯語拼音文字。在11個學者的共同努力下，到1851年，波斯語楔形文字的41個音節符号的讀音和一個單詞分隔符全被學者們掌握了。

然而，由于這些王銜銘文都很短，不能解決古波斯詞彙、語法等基本問題，尤其是學術界不能利用這些信息含量極少的三文對照王銜去釋讀另外兩種非波斯語的、用更多的、更為複雜的楔文符号寫成的銘文和大批的兩河流域出土的泥闆文書。

格羅特芬德發現波斯語楔形文字破譯方法33年後的1835年，英國軍官亨瑞·羅林森被任命為波斯的庫爾迪斯坦省總督的軍事顧問。年僅25歲的羅林森不但是一個古典語言、曆史學者，而且還正在學習包括波斯語在内的各種語言。

剛到近東，對古代未知楔形文字感興趣的他在不知道格羅特芬德的工作情況下，釋讀了米底首都埃克巴塔那的一個波斯楔文寫的一個波斯王的名字。随後他走訪了伊朗西劄格羅斯山中的貝希斯敦小鎮附近的一處巨大的楔形文字岩刻銘。

岩刻所在處比小鎮高520米，而且從岩刻腳下到銘文頂端是104米高的、人工鏟平的陡立光滑的表面，讀者無法靠近銘文臨摹。由于這一個岩刻銘文長達數百行而且和波斯波裡斯的短銘一樣是也是用三種不同的楔文寫成的内容一緻的三組銘文，摹繪這三組銘文并釋讀其中最簡單的波斯文将是解開楔形文字之謎的關鍵——因為利用波斯文本可以釋讀另兩種複雜的楔形文字。

從1835年到1847年，羅林森多次到貝希斯敦摹寫和拓制岩銘的複本。他做的這項工作常常是有生命危險的，特别是銘文所在的人工平面的表面還塗有一層像清漆的保護層面，使懸壁表面十分光滑危險。曾練過田徑運動的羅林森設法爬到了銘文岩面最底部，開始臨摹銘文。對于最難達到的頂部區的銘文，他把梯子架在銘文區狹窄的底部邊緣，梯子夠不到時則在崖頂放下繩子，用繩子捆好自己，吊懸在空中。

就這樣，他曆盡艱難在1835至1837年期間完成了200行的波斯銘文摹繪，并利用熟悉的古典文獻讀出其中的幾百個地名，從而成功地釋讀了波斯語楔形文字的全部40多個音節符号。他發現這是波斯王大流士記述自己平息叛亂、成為波斯帝國國王的記功岩刻。

1844年，羅林森摹完了岩刻上的第二種楔形文字（埃蘭楔文）共263行。1847年，他再次回到貝希斯敦，摹繪了岩刻面上最難靠近的第三種楔形文字銘文（阿卡德文）共112行。有時，他不得不雇用一個本地攀山男孩幫忙。男孩小心地爬過光滑岩刻平面到達銘文區的上面，然後把随身帶的木楔錘入岩縫，綁上吊繩，懸在空中，按下面的羅林森喊出的指示用墨汁和紙逐字逐行地拓印岩刻銘文。

在對貝希斯敦岩刻的大流士銘文的研究中，羅林森利用他讀懂的波斯語楔文去逐步地對照研究另兩種楔形文字。他發現第二種楔形文字（後來稱為埃蘭語楔形文字）有100多個字符，而第三種楔形文字（阿卡德語楔形文字）有多達數百個符号。他發現阿卡德語楔文的一些奇怪的特點：一個符号可以有兩個以上的音節值，許多符号既是表意符又是表音符。

羅林森的釋讀證明了兩河流域古代居民的阿卡德語和兩河流域現代居民的阿拉伯語同屬于塞姆語系。他發表的貝希斯敦大流士的岩刻銘使許多學者可以投入釋讀楔形文字的國際研究。1851年，羅林森發表了第三種楔形文字的音讀和譯文以及246個符号的音節值和語義，基本上讀懂了塞姆語楔形文字。

在大批帶有銘文的雕像和浮雕以及數以萬計的泥闆文書從兩河流域源源不斷地進入歐洲各大博物館的同時，歐洲的圖書館中開辟了破譯這些神秘文字的另一新戰場。許多國家的學者加入了沒有硝煙卻極其緊張的戰場。法國在蘇薩發現的楔形文字材料表明第二種楔形文字是被古代伊朗居民埃蘭人使用的楔形文字。

在早期的國際亞述學的先驅者們當中，除了羅林森外，最有成就還有英屬愛爾蘭的牧師埃德沃德·興克斯（Hincks）和法國語言學家朱利斯·奧波爾（Oppert）。1857年，阿卡德語、埃蘭語和波斯語三種不同的楔形文字已基本上被歐洲學術界讀懂。英國皇家亞洲學會為了證明這些亞述學的開創者們對兩河流域塞姆語楔形文字的釋讀和理解是建立在科學基礎上的，在這一年将一篇無人研究過的楔形銘文分寄給四位亞述學者羅林森、興克斯、奧波爾和塔勒博特（Fox Talbot），請求他們用各自的方法去音讀和翻譯它。5月25日，四位學者的譯文被開封檢驗：結果是他們的譯文基本上是一緻的。從此，亞述學作為一門新興的人文學科在國際學術界正式建立起來了。

然而，1850年興克斯在釋讀阿卡德語銘文時，發現了其中一些符号不是塞姆語的音節字，而是屬于另一種奇特的語言。羅林森在研究他在尼尼微發掘出的阿卡德泥闆文書後，也支持了興克斯的觀點，認為有些泥闆是用兩種不同的語言寫成的：非塞姆語的文句或字符旁伴有阿卡德語的翻譯。1869年，奧波爾發現這種非塞姆語言屬于一個住在在兩河流域最南部、被稱為蘇美爾人的民族，他們在塞姆人興起之前住在兩河流域南部并發明了楔形文字書寫系統，創建了兩河流域早期文明。

像日本人借用漢字一樣，說塞姆語的阿卡德民族從蘇美爾人那裡學會了書寫文字，并借用蘇美爾楔形符号書寫自己的塞姆語言。阿卡德人征服蘇美爾人之後，塞姆語楔形文字逐漸取代蘇美爾文成為兩河流域的主要語言文字。然而，蘇美爾人及其特殊的語言的發現曾經遭到一些不相信它的亞述學者的堅決反駁。

直到1877年，德薩爾宅克發掘出蘇美爾城邦吉爾蘇的遺址（泰羅丘），發現這裡出土的銘文和泥闆文書全是蘇美爾語楔文寫成的，學術界才一緻地承認蘇美爾人的存在。到了1900年，雖然仍存在一些詞彙問題和語法疑惑，古代世界各種楔形文字的源泉蘇美爾語楔形文字的釋讀工作基本上可以說是成功了。這樣，我們現代人終于能夠通過閱讀古代兩河流域文明留給我們的寶貴文獻去了解這一偉大但早已滅亡了的文明發生、發展和滅亡的全部過程，以及許多它留給人類的寶貴遺産。

目前，除了上千的石刻或金屬銘文外，世界各博物館存有至少25萬件兩面書寫的大小不一的泥闆文書。随着各國在近東地區考古發掘的繼續，泥闆文書仍将源源不斷地從伊拉克及其鄰接國家的古代遺址中出土。殖民時代當地居民大批盜挖古代遺址、破壞遺址地層并把泥闆文書和其他古物通過文物市場賣給了歐、美、日各國博物館和私人的活動現在基本上已被伊拉克政府控制。

20世紀初，德國考古隊在巴比倫的發掘拉開了科學考古的序幕。建築師羅伯特·考德威（Koldewey）和瓦勒持·安德雷（Andre）分别在巴比倫（1897—1917）和阿淑爾（1903—1914）的遺址主持了長期的、嚴謹的、細緻的發掘工作。他們采用了按地層、按區域、有各種出土記錄和圖表的科學的發掘技術，在遺址複原、地層次序和文物定期等各方面獲得極大成功。

德國先驅在兩河流域開創的科學的考古發掘方法很快在世界各地的發掘中被普遍采用，現代考古科學正是由此而誕生。兩次世界大戰使考古一度停頓，但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之間的20年是兩河流域考古鼎盛時期。英國的吳雷主持的大英博物館和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考古隊發掘出了蘇美爾古城烏爾（1922—1934），其中古老的蘇美爾早期王墓出土了令世界贊歎不已的各種金銀藝術品，并發現了和我國商王墓中一樣的大批人殉和家畜車驢殉。

同時，德國的海因瑞希發掘了兩河流域原始社會和早期國家的中心烏魯克，那裡出土了楔形文字的原型和源頭——存有古樸圖畫文字的泥闆和石闆。法國的帕羅〔Parrot〕在叙利亞挖出了塞姆人的古城馬瑞，出土了包括大批古巴比倫時期的王室書信的兩萬片馬瑞王室檔案。

英國在歐貝德、尼尼微、阿帕契亞民和恰旮爾巴劄（Chagar Bazar）等遺址均有不錯的收獲。第一次大戰後的新興強國美國也派出考古隊遠渡重洋來到伊拉克，發掘了史前遺址高臘（Gawra）丘，北方非塞姆語的胡裡安人的古城奴朱（Nuzu）和迪亞拉河地區以埃什嫩那為首的幾座古城，出土了大批文物和文獻。

這樣，失落多年的兩河流域文明的主要城市不斷被發現，文明的特征一部分、一部分地被揭示出來，各國的近東考古和楔形文字研究工作者的成果形成了—個專門的人文科學——亞述學。兩河流域文明的宏大和燦爛使它和埃及、希臘羅馬、印度以及我們偉大的祖先一起被現代世界推譽為曾為人類文明早期發展做出過重要貢獻的五大古代文明。

伊拉克獨立後，國家開始設立博物館收集文物，本國的考古隊也發掘出一些重要遺址。二戰後，各國的考古隊又來到伊拉克和叙利亞：德國人繼續一步步地發掘烏魯克并發現了伊辛古城；法國人繼續在馬瑞發掘；美國人挖出了蘇美爾的宗教首都尼普爾；代表大英博物館的馬洛萬重新打開了尼木如德（卡勒胡古城）；伊拉克博物館派出的S．勞伊德（Lloyd）、T．巴基爾（Baqir）和F．薩伐（Safar）分别挖出了兩河流域最古老的城市埃利都、古巴比倫城市哈馬勒（Harmal）和前伊斯蘭城哈特臘（Hatra）；丹麥考古隊在下劄布河上遊山區中的古巴比倫城市舒沙臘的遺址塞姆沙臘（Shemshara）發現了—批亞述及各方的來信和行政泥闆；1964年，意大利考古隊在中叙利亞開始發掘早至蘇美爾時期的古城埃波拉，在1974至1976年發現了近兩萬塊古蘇美爾字體的泥闆，從而把叙利亞楔文時期的曆史也推到了公元前2500年。

從1948年開始，美國的布瑞德伍德把注意力放在兩河灌溉平原周圍多雨山區中的原始公社遺址。他在小紮布河和迪亞拉河上遊的劄格羅斯山的西側發掘了“世界第一個農業村落”——公元前7 000年的無陶新石器遺址雅爾莫（Jarmo）。随後，歐美各國的考古學家陸續在小亞細亞半島、伊朗、巴勒斯坦、庫迪斯坦等地區發掘出從舊石器到銅石并用時期（公元前5萬年至公元前4000年）等各史前時期的許多遺址。這些發現表明農業和畜牧業起源于雨量充沛的山地和高地邊緣，而文明的産生則首先發生在利用人工灌溉開展大規模農業生産的河流平原地帶。

雖然我們現在對兩河流域文明有了較深刻和準确的了解，兩河流域的考古發掘和文明研究的工作仍在不斷前進，從陶魯斯山到波斯灣，仍有的6000多個遺址土丘等待着各國考古工作者和文獻研究者發掘研究。目前，在東亞，隻有日本參加了兩河流域的國際考古發掘。我們中國的考古界由于種種原因和條件的限制，至今未曾顧及兩河流域古代文明的遺址。但是，現在中國有了自己的能讀懂各種語言楔形文字的學者，在21世紀，作為經濟、文化、政治大國和文明古國的中國一定會在國際兩河流域的文明研究和考古發掘領域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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