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岡特·舒赫，翻譯/觀察者網 由冠群】

現在似乎有一個普遍共識，即無論德國大選結果如何，以及在此後不可避免的聯盟談判中發生什麼，形勢都隻會對中國不利。

德國于9月26日選出了新的議會，并由此間接選出了默克爾的繼任者。中國能期待什麼呢？

德國政治出現新情況

首先是一個劇透警告：雖然德國人民已經投了票，大緻的結果已經出來了，但最終誰會獲勝仍不清楚——兩個所謂的人民政黨，默克爾的保守派聯盟黨（CDU）支持率為24.1%，而她的現任大選夥伴德國社會民主黨（SPD）支持率為25.7%。

這兩個黨在這些年确實變得不得人心，以至于它們雖仍是德國最大的兩個政黨，但即使聯手參選，其得票率也未超過50%的多數。而這還僅僅是投票數，隻有大約76.6%的合格選民投了票。因此，缺席人數比任何政黨的投票者都多。而任何政府組閣都需要占有議會中的多數席位，大緻相當于赢得多數選票。有了這些選票，下一任總理才能當選。

在選舉前看似可行的聯盟選擇中，隻有一個聯盟不可能出現：社民黨 綠黨 （極）左翼政黨。

大聯盟中的任何一方都想單獨執政，也不希望讓綠黨或自由黨參與執政，因此最有可能出現的選項是讓綠黨和自由黨各參與兩個不同聯盟中的一個，但每個聯盟都由一個大黨社民黨或基督教民主聯盟主導。

因此，下一任總理将是社民黨的奧拉夫·肖爾茨（Olaf Scholz）或聯盟黨的阿明·拉舍特（Armin Laschet），他們的大選夥伴将比自己的政黨擁有更多的席位，這在德國政治中是一種新情況。通常情況是一個大黨占據主導地位，隻需要再拉上一個小夥伴就能占據多數。

圖為肖爾茨和拉舍特競選海報（圖/DPA）

因此，綠黨和自由黨必須首先找到同盟。他們将參與任何一個政府，必須決定哪一個縮水的“人民政黨”最适合他們的内部勾兌。在這方面，綠黨更接近社民黨，自由黨更接近聯盟黨。

接受從屬地位的政黨将在新政府成立前制定的“同盟契約”中提出更具約束力的要求。這可以是主要問題的政策指導方針，也可以是哪個黨得到哪個部門的用人權。在聯合政府中，自由黨通常占據經濟部和/或财政部和/或外交部。

與其他問題相比，外交政策分量不重。兩個黨都同意歐盟和北約是德國外交政策的基石。綠黨已不再像其早期那樣是個和平主義政黨了。

有争議的問題相當具有國家特性，例如：如何改革養老金制度以應對人口老齡化、對醫療保險和醫療基礎設施進行類似改革、稅收改革與債務問題、住房和租金、最低工資和全民基本收入、财産稅、促進可再生能源發電和輸配電，以及更早退出燃煤發電、農業補貼和監管等。

我預計，如果德國總理在國内受到削弱，德國在歐盟中的作用也将有所減弱。無論如何，核心議題将越來越多地由歐盟推動解決，如碳排放交易和汽車行業監管。

德國民衆對華态度會急劇轉變嗎？

拜登總統回歸多邊主義後，跨大西洋關系已再次得到改善。随着外交政策被放在議程的最後，對華态度不會成為中心議題。盡管如此，我們仍可以仔細看一下這個問題：

與其他西方國家政府相比，默克爾政府一直是對華鴿派。奧巴馬已經放棄“通過貿易和教育交流等手段使中國在政治上更開放”的政策，更别說特朗普了。而與美國不同，德國從未放棄“通過貿易促進變革”這個政策。

我們中德兩國的經貿聯系要比中美經貿聯系緊密得多，而且不僅是單向聯系。德國曆史上有過幾段黑暗時期，這使我們在指責别國時非常謹慎，同時也使人民更加敏感，更不願意容忍任何形式的威權政府。

但默克爾總理相對其他國家首腦來說更令人愉快，這又有另外一個原因：默克爾非常善于交往，行事低調，幾乎不受情緒影響。她回避沖突，從不挑起沖突，而且如果沖突不可避免，她的招牌動作就是讓其他人去解決沖突，一旦問題解決，她就站在勝利者一邊。

這種風格意味着她被衆多競争對手低估了，她總能吸引大多數公衆。僅僅因為她是動蕩世界中一個穩定而著名的主心骨，這個事實就已經能讓歐洲和世界為她着迷。許多人認為“善于管理危機”是她最大的優點，至少沒人會說她曾經驚慌失措過。在德國，在她最後一次參加競選活動時，她用“你了解我”作為主要競選口号就能确保自己獲得勝利。

然而，現在不确定的形勢出現了，對不對？許多第一次投票的年輕德國人根本不知道沒有默克爾當總理的世界是什麼樣的。歐洲想知道誰會成為領導者，馬克龍領導的法國是否會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或者歐洲的法德“引擎”是否會減速。

中國想知道，在這個曾被稱為“自由世界領袖”且多次被稱為“世界上最有權勢的女性”下台後，世界會發生什麼。

在我看來：不會發生太大改變。

德國人可能會呼籲變革，但他們并不真想變革——他們周圍的事情應該改變，但會直接影響到他們的事情不能變。這種變化對今天的德國人來說有着相當消極的意義。在中國，改變通常意味着進步；而在德國，它的意思是“他們想拿走我的錢、自由和權利……”。

其次，德國總理這個角色遠沒有人們想象的那麼強大。尤其是在聯盟中以及在像德國這樣的聯邦國家裡，民主有時就是一系列無休無止、令人痛苦的漫長妥協過程。激進的政策轉變幾乎從未出現過。

記憶中最近的轉變是停止使用核能，就在福島危機發生後，德國核電站的運行手續在經過漫長的審批後獲得了稍許延長。這并不是因為我們的物理學博士總理或部長們改變了主意，而是因為災難發生後不久，在一次州選舉中，民衆戲劇性地轉向了綠黨。

那麼，我們能期望德國人民對中國的看法也會發生這樣急劇的轉變嗎？

不會。這種轉變通常隻會由外部事件引發，而不是受到自上而下的鼓動，例如2015年後的難民危機、2020年後針對新冠疫情的限制措施，或近期發生的讓自新冠及其後經濟倒退起已經忘記氣候變化的人民重新記起氣候變化的德國洪水。

當中國出現在新聞中時，語境通常是中國在逐漸發展中。即使是像香港這樣的具體事件，也是放在中國在世界上的經濟和軍事影響力不斷增加這樣一個語境大框架下。

作為個人，兩位可能的候任總理也不太可能做出意外舉動。與英國的鮑裡斯·約翰遜或美國的唐納德·特朗普不同，奧拉夫·肖爾茨和阿明·拉舍特被視為是軟弱、可預測且無趣的候選人。擔任财政部長的肖爾茨是個衆所周知的人物，具有德國北部會計師的氣質；而拉舍特試圖一下取悅所有人——他可是把狂歡節作為文化不可割舍的一部分的北威州州長。作為個人，這兩人都是職業政治家，不太可能胡作非為。

德國各黨派對華态度

那麼具體來說，當涉及到中國的問題時，各方持有何種立場呢？

位于柏林的非營利智庫墨卡托中國研究中心（MERICS）專注于研究中國的政治、經濟、社會、技術和生态發展以及這些方面對世界的影響，該研究所分析了德國主要政黨的選舉宣言。在這些文件中，各黨派對選民們可能想要了解的所有問題都表明了自己的立場（如果有的話）。

從這些文件中可以看出，各黨派有很多共識。所有黨派都同意，德國的立場就應該是歐洲的立場，談判的立場應該基于歐洲的競争力。他們希望建立公平的經貿關系，但由于對新疆的制裁和反制裁，中國和歐盟此前談判了8年并旨在實現公平貿易目标的《中歐全面投資協定》在歐盟層面上陷入了僵局。

就我個人看來，我認為綠黨和自由黨都極有動機與中國進行對話。

如果中國、印度和美國不跟德國一起做，那德國在遏制全球變暖方面的任何努力都将是杯水車薪。在所有國家中，中國不僅二氧化碳排放量最高，而且還擁有最大規模的環保發電産業。如果想要拯救地球，那麼明智的做法是首先抹平世界觀的分歧。中國最近決定停止在世界各地進一步建設燃煤發電廠，這應能受到綠黨人士的歡迎。

自由黨人天然具有捍衛公民自由和個人自由的基因。盡管這讓他們對香港、台灣和新疆等有争議話題或社會信用體系産生了強烈的情緒，但他們也應該承認，無論另一個國家選擇了什麼樣的政治制度，從自由主義的角度講，自由主義者都應該容忍這種選擇自由。雖然他們可能不同意我的這個觀點，但自由黨是德國最熱衷發展經濟的政黨。他們主張權力更小的政府和更少的官僚主義，提倡企業家精神、自由貿易和通過經濟聯系實現繁榮。

現在看來，似乎中國本身比德國人民或其代表更能直接影響德國對華立場。德國的态度此前沒有發生過重大轉變，在新政府執政的可見未來也不應會發生轉變，除非中國自己做出重大政策變化。與感到本國霸權地位受到威脅的美國不同，德國作為出口國，已從中國的崛起中獲益良多，因此對脫鈎不感興趣。

任何真實或被認為是真實的侵犯人權和個人自由的行為才能給政客們造成壓力，迫使他們做出明确的聲明。關于統治收緊、社會信用體系甚至内亂的壞消息會引起人們的注意。由于偏見和缺乏第一手的觀察，我們很容易就相信中國發生了壞事。

除了“合作夥伴”和“競争對手”，歐盟還為中國創建了一個“系統性競争對手”的表述，這不僅提醒我們中歐制度不同，而且間接暗示出競争的最終結局可能是制度變革。歐洲人不知不覺地接受了這一觀點，對中國不再有其他的期待，就像我們歐洲人過去幾個世紀做的宗教上的或政治上的傳教工作一樣。

中國應該努力消除這種錯誤的偏見。為此，它需要與外界進行對話。

想要對話，環境保護可能是一個極好的話題，因為隻有全球合作才能保護環境。綠黨不僅在德國大選中取得了史上最好成績，而且成功地迫使所有其他政黨努力實現更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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