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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豫锺白文“最愛熱腸人”

此印章法上特别引人矚目，“最愛熱腸”四字筆畫繁多，排成兩字一行，密不透風，“人”字兩筆，卻獨占一行，對比強烈。此印三面邊款，自言其“少時侍先祖半村公側，見作書及篆刻，心竊好之”（陳豫锺祖父陳王谟号半村）。陳豫锺邊款饒有隋唐小楷意味，溫婉華美，且善作長款，黃易對其款字“首肯者再”，其也自言：“蓋餘作款字都無師承，全以腕力為主，十年之後，才能累千百字為之，而不以為苦。”求印者往往囑刻長款，其邊款之精整秀美通過此印即可印證。

陳豫锺白文“文章有神交有道”

此印内容為杜甫長詩《蘇端、薛複筵簡薛華醉歌》首句，丁敬曾刻有13毫米見方小印，内容亦是此句，陳豫锺在邊款中言：“昔丁居士嘗拈此詩首句為汪蔗田制印，今已為人磨去，不可得見，餘向藏居士印譜有之。”陳豫锺此印是刻給趙之琛作學習範本用的，時年陳豫锺三十六歲，而趙之琛僅十七歲。

此印以玉印法出之，精彩之處在于，“交”字的斜線處理使章法在規整有序中見生動，給人耳目一新之感。陳豫锺篆刻用刀内斂含蓄，筆畫勻稱而不失遒勁，其作既有丁敬的古拙、奚岡的質樸，又有黃易的精隽。陳豫锺在此印邊款中自言：“餘于此雖不能如居士之入化境，工整二字足以當之。”可見其對自己的款字還是頗自負的。

陳鴻壽朱文“江郎山館”

江郎山位于浙江江山市石門鎮，嘉慶七年（1802）秋，陳鴻壽自京南歸，客居揚州康山草堂數日，見主人藏一拳石，恰與江郎山山形相似，主人恰好也姓江，遂以“江郎山館”名其讀書處，主人請陳鴻壽刻“江郎”白文印及此印，是年陳鴻壽三十五歲。

此印印面略狹長，“江”“山”二字筆畫疏少，“郎”“館”二字筆畫繁密，作者采用了兩種處理方法，一是将“江”字“工”部中豎作一轉折，二是“館”字寶蓋與食旁搭接，減省一豎。即少者增之，繁者減之，使章法上趨于協調。陳鴻壽用刀猛利生辣，起筆和轉折處如斬釘截鐵，鋒芒畢露，如沖鋒陷陣，氣勢雄壯。

陳鴻壽白文“靈花仙館”

此印現藏上海博物館，乃陳鴻壽為贈别友人張大镛而作，邊款雲：“遠春将之豫中，刻此贈别，嘉慶甲子九月廿又五日，曼生并記。”是年陳鴻壽三十五歲。此印結字繁密，為滿白文布局。滿白文容易顯得臃腫而無骨，此印走刀威猛，通過短切使線條曲折，筆畫起伏強烈，盡顯英邁之氣，如飄風忽舉，鸷鳥乍飛，顯得十分沉着痛快。陳鴻壽的用刀擺動幅度大，淋漓盡緻地體現了浙派特點，周三燮題其《種榆山館印譜》雲：“曼生擅書名，篆刻尤能事。用刀如用筆，刀手筆鋒恣。寫石如寫紙，石勝紙質膩。”陳鴻壽治印意多于法，如雲雷激蕩，顯示出勃發的才情。

趙之琛朱文“補羅迦室”

此印作于嘉慶十九年（1814），為趙之琛自用齋館印，刻得極為用心。“補羅迦室”典出《寶積經》，“譬如補羅迦樹，随解之處，中表皆有吉祥之文”。趙之琛言其室曰“補羅迦室”，寓吉祥之意。

此印章法、篆法、刀法均極講究，如“羅”字絞絲旁書作“鄉”形，“迦”字走之底簡作一點一折，以簡馭繁，處理極為巧妙。“室”字至部上作五邊形加兩小短線，亦見生趣。章法上，四字并不均分印面，而是有細微的錯落變化。此印四面款，兩面楷書錄其齋名之由來，另兩面以隸書刻其自寫“補羅迦室圖漫成三絕”。此印用刀不似陳鴻壽猛利生辣，于剛健俊美中另有一種清勁淵雅之美。

趙之琛白文“漢瓦當硯齋”

此印作于嘉慶二十二年（1817）冬日，趙之琛在友人問渠齋中翻閱漢印印譜，仿刻了這方急就章。數年後，杭州集印家何元錫見此印，認為與其所藏黃易書“十二漢瓦齋”匾額相配，便乞得此印，以為文房之用。趙之琛此印為中年力作，取法漢急就章，故用刀少了拘謹，線條凝練灑脫。“齋”字下部一組密集的豎線，筆意含蓄，“硯”字右下的崩裂，反而增加了古拙韻味。趙之琛在邊款中言：“仿急就章刻固匪易，而篆尤難”，可見其對此印篆法花了不少心思。此印章法上一派自然，沒有慣常治印時的雕鑿痕迹，全印在灑脫稚拙中見精神，使方折平直的線條充盈着動感和立體感。

錢松朱文“上馬殺賊下帏著書”

此印于1858年為陳韬所刻。陳韬，安徽休甯人，行伍出身，錢松以此語刻印相贈，應是對其文武雙全的褒贊。錢松的用刀，以切帶削，輕淺取勢，富有頓挫起伏，立體感很強，故線條更為古厚生澀，富于韻味。錢松曾言：“篆刻有為切刀，有為沖刀，其法種種，予則未得，但以筆事之，當不是門外漢。”錢松篆刻故面目豐富多樣，意境極為高古。此印刻得章法緊湊，真氣彌漫。“上”“下”兩字筆畫極簡，空間上處理成扁平狀。此印雖采用密不透風的章法布局，但密而不擁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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