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每每提到我國的教育評價改革，都會有不少人反對，理由是，我國是一個“人情社會”，擴大學校招生招生自主權，建立多元評價體系，會受“人情社會”影響，難以保證公平、公正。因此，縱使目前的教育評價體系有諸多問題，但是“人情社會”中，最不壞的選擇。

我國是“人情社會”，這個判斷基本沒有問題。而安于并積極維護“人情社會”，可能是比“人情社會”更大的問題。一個需要全社會思考的問題是:我們怎樣建設“法治社會”，防止人情對規則的侵蝕和破壞?在這一進程中，每個個體該做什麼?

然而，現實比較令人沮喪，很多抱怨“人情社會”阻礙改革者，卻又是“人情社會”的堅定維護者，在一些教育和社會重大事件中，不是引導公衆按法律、規則辦事，而是用“人情社會”的那一套煽動情緒。

“走法律途徑”，這一說法有問題嗎？在法治社會，這是沒有問題的。但是，在我國，這卻是問題。近年來，我國學校遭遇嚴重的“校鬧”問題，有的家長在孩子遭遇侵犯，出現安全事故後，以“鬧”的方式維權，嚴重影響學校的教學秩序，以及正常教育教學活動的開展。而對于家長的“鬧”，社會卻是比較寬容的，覺得隻有這樣才能維權，面對家長的鬧，如果校方回應，走法律程序，法院判決該承擔什麼責任，就承擔什麼責任，很多社會輿論會站在家長一邊，指責學校“冷血”，是想推卸責任，理由是:家長是弱勢一方，哪有時間和學校打官司，打官司會“拖死你”，法院也會幫學校說話，得不到公正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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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說，這些人是不相信法律的，在煽動家長鬧的時候，想過沒有，如果法律都不相信，如何建設一個講規則的社會?這不是拒絕建設“法治社會”，而是在維護“人情社會”嗎？

最近，江西上饒男子因糾紛殺害女兒同學而被判死刑，此事在輿論場上，也有“争議”，有不少網友支持這名男子，認為女兒受到欺淩，就要“以暴制暴”。然而，處理學生間的糾紛，是有規則的，是可以通過法律程序維權的。對此，也有很多人反對，認為學校會息事甯人，會縱容欺淩的學生，維權很難。如果大多數人都是這樣的考慮，那麼，要讓學校實行依法治教，将是“路漫漫兮”。

教師不敢懲戒學生，就是不依法治教的結果。懲戒教育，屬于規則教育範疇，其本身就需要規則，然而，對于懲戒，卻沒有明晰規則。以前，人們相信教師，所以教師怎麼懲戒，家長的接受度比較高，現在，随着家校矛盾增多，家長對學校的信任度很低，教師不管怎麼進行懲戒，家長都可能找麻煩，而面對找麻煩的家長，學校也沒有規則可應對，于是，在教育中如何進行懲戒，就成為了困惑教師的大問題。

在教育領域之外的其他社會事件中，把法律問題作為道德問題，進而煽動情緒的事也比比皆是。這給社會公衆的教育是，不相信法律，隻講道義。可沒有法律作為底線，如何實現道義?這會變為舉着道德大棒，上綱上線扣道德帽子。最後把某人或某機構打到，靠的不是規則，而是輿論。

回到教育評價改革上，在不講規則，講人情的環境中，推進教育評價改革，必然會受“人情社會”影響，公衆的擔憂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如果認識到目前教育評價體系的弊端，要堅定推進評價改革，就要身體力行，推動社會從“人情社會”走向“法治社會”、“規則社會”。

今年8月，教育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聯合印發《關于完善安全事故處理機制維護學校教育教學秩序的意見》，規定了8類“校鬧”行為，明确依法打擊“校鬧”，而不是“按鬧分配”，以此構建治理“校鬧”的制度體系。前不久，教育部公布《中小學教師實施教育懲戒規則》征求意見稿，明确提出，教育懲戒是教師履行教育教學職責的必要手段和法定職權，可根據學生違規違紀的情節輕重采用不同懲戒手段。

這都是推進建立規則、規範的積極嘗試。對于每個個體而言，也需要轉變“人情社會”的思維了。不容否定，雖然很多人痛恨“人情社會”，但是，在涉及到自身利益時，如果能從“人情社會”得到好處，也是歡迎“人情社會”的，或者至少可從中渾水摸魚，這也是“人情社會”得以維護的社會心理基礎。

隻有明晰的規則，才能讓個體獲得更大的自由。每一次公共事件，都應該是進行法治教育、規則教育的重要機會，而不是演變為情緒發洩，再一次牢固“人情社會”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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