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周易》千古謎題之“大衍筮法”辨誤

文/鶴林

鶴林居士像

“大衍筮法”也稱“大衍成卦法”“大衍筮卦法”“大衍數演卦法”，是漢世以降的學者依據通行本《周易》之《系辭上傳》“大衍之數”章揣摸出來的占筮得數成卦的方法。“大衍筮法”名義上似乎隻應有一種方法，但事實上不同的易學觀點或所謂“私心、私智”，促使學者們各自為政，産生了操作、解說的諸多分歧，在同一面“大衍筮法”的大旗下面，山頭林立，雜法叢生，曆來争執極多，至今尚無定論。

《周易》本來就是一部占筮之書（當然不僅是一部占筮之書），易卦的成卦方法無疑是易學的基石，筮法不明，易學便成空中樓閣。此話并非危言聳聽，許多根本性的易學問題皆由蓍法萌發，一些重大的易學理論也都建立在蓍法之上。不知學者們是否曾經想過，如果“大衍筮法”從整體上來說屬于謬種流傳，至少近兩千年來的易學将情何以堪！

蓍法的龃龉由來久矣，矛盾的激化集中體現在南宋郭雍和朱熹的相關辯論中。為收提綱挈領、以簡馭繁之功，本文就以郭、朱之辯所反映出來的不同筮法為主線，對“大衍筮法”作個大略的介紹。

郭雍比朱熹年長20餘歲，以易、醫、兵法、曆法之學顯名于當時。其易學著作有《郭氏傳家易說》《蓍卦辨疑》，後者全文已經亡佚，幸賴朱熹《蓍卦考誤》為批駁而有所迻錄，後人仍能由斑窺豹。郭雍與朱熹就蓍法（注：今人所謂“筮法”，古代易家常稱“蓍法”）進行過往複較量，從郭雍的《郭氏傳家易說》、朱熹的《晦庵集》《周易本義》《易學啟蒙》可知郭、朱蓍法之概貌。

郭雍對孔穎達、劉禹錫、李泰伯、張載、程頤、邵雍、郭忠孝等唐宋學者關于“大衍之數”章的解讀或由此總結出的蓍法作了些介紹，不難想見他也有援引先達時賢，取己所需，以證他本人主張的蓍法堪稱正宗老字号的用意在。盡管後世學者一定程度上都是朱而非郭，至今餘敦康先生也以為朱法較之郭法“相對優勝”（餘敦康：《朱熹〈周易本義〉卷首九圖與〈易學啟蒙〉解讀》，《中國哲學史》2001年第四期）。但是，平心而論，僅就學術态度而言，比起朱熹解《易》時“隻要需要，就敢捏造”，郭雍還是表現得要嚴肅、純粹些。然朱熹的天份實在較郭雍為高。

郭雍在探究蓍法的淵源時，與不少腐儒一樣具有偏執、極端的弊病，他認為包犧畫八卦，并非通過蓍法來成卦，換言之，就是卦在筮先。至于天地之數和九、六之别，在他眼中，那是文王重卦以後的事情。文王、周公殁後，聖人的大道随之湮滅，人們崇尚揲蓍末技，才有了大衍數蓍法應運出世。他甚至認為象數之學是漢代以後才附會到《易》上去的僞易學。今天我們已不難懂得，企圖單談義理而擯棄象數的做法隻能說是鸠占鵲巢之舉。但郭雍所處的時代，局限實在太多，這就勢必導緻郭雍的蓍法難以避免劍走偏鋒。

《周易·系辭上傳》“天一地二……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這段文字，是最容易讓學者産生河洛之說和五行入易的聯想的。可郭雍不以為然。因《系辭上傳》明确載有“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他無法公然否定“河圖”“洛書”與《易》之間存在的聯系，便退而求其次，采用曲線救國的策略，以為河出圖而後包犧畫八卦，可“河圖”非卦；洛出書而後大禹書為字，可“洛書”非字——那麼用來成卦的蓍法自然就不能确認其必然與“河圖”“洛書”有直接的關系，有關系也是間接的。至于天地之數在《系辭上傳》中是否與五行有着對應的意味，郭雍說“于《易》無所見”，“非《易》之道也”，他看不出《易》裡面有五行什麼事，當然更看不出蓍法與五行有什麼牽扯了。

朱熹作為一代大儒，與郭雍相比較，出乎意料地少了拘泥，多了焦躁。他能夠清醒地認識到《易》的本來面貌即為蔔筮之書，為蓍法尋找理論依據時，反郭雍的“務虛”之道而行“務實”。朱熹以自己和蔡元定考訂的《河圖》《洛書》作為《易》的象數之源，認為大衍之數和九六八七均出自《河圖》《洛書》。朱熹、蔡元定因西漢孔安國、劉歆皆論及過“河圖”“洛書”，又依北魏關子明《關氏易傳》，對北宋劉牧《易數鈎隐圖》河九洛十的“河圖”“洛書”進行修訂，形成河十洛九的《河圖》《洛書》，并堅定不移地相信陰陽、四象、五行、八卦、九六、大衍之數都是以其作為母體的。而五行，朱熹認為與《河圖》《洛書》《易》密不可分。客觀地講，朱熹并未找到《河圖》《洛書》以及五行與易數的實質聯系（這一點，筆者在以後的文章中将作出解釋），但他的直覺讓人驚歎，真理隻距他一步之遙了。可惜這關鍵的一步，他未能邁出，其後千多年的易家也未能跨越。

郭雍是缺乏理性地一味往義理上去覓蓍法的答案，他連大衍之數的探讨也以為是不可窮盡，故無窮盡之必要的。讓他來做蓍法這種易學中的數學題，真正苦了他。朱熹則是百折不回地通過易數的途徑去覓蓍法的真相，哪怕是缺乏論證的充分、必要條件，創造條件也要硬着頭皮上。他們走的是迥異的路子，所以郭、朱蓍法最終成為“大衍筮法”富有代表性的兩大流派，後來一些學者進行改進的蓍法大率未超郭、朱二人之畛域。易卦本來就是筮數而得，蓍法若是脫離了易數的軌道，結果不言可知。郭雍南轅北轍，朱熹的大方向不謬，所以郭雍的蓍法數理上極不嚴密，朱熹的蓍法失誤程度較輕，因此後人才會有朱熹比郭雍正确的印象。

盡管如此，郭、朱蓍法在認識上還是存有不少共同點。這也是它們能統歸“大衍筮法”門下的原因。歸納如下：

1.都是揲四法，得數都是四種數；

2.都将九六七八視為占筮得數；

3.都以為占筮得數不但分陰陽，而且分老少，老陰最終轉換為少陽，老陽最終轉換為少陰；

4.都将“大衍之數”章中“挂一”之“一”理解為一根蓍策；

5.都以為至“再扐而後挂”止，是得數成一爻。

以上幾點，學者們乍看稀松平常，似無鄭重其事羅列出來之必要。可是，除了第一點，其餘的都站不住腳，“大衍筮法”的問題正是出在這些地方，故先存于此處，以期引起學者們閱讀以後的文章時特别之注意。此外，這幾點的綜合也大緻可以作為“大衍筮法”的定義的。

郭、朱蓍法具體步驟上的分野是通過所謂第二變、第三變是否“挂一”的扞格而爆發出來的，至于左右手、“歸奇于扐”、過揲與挂扐之争皆屬次要。

對于《系辭上傳》說的“分而為二”“象兩”“象三”“象四時”，郭、朱的解讀并無實質性的沖突，兩儀、三才（或曰三極）、四季的意思都是再明白不過的，何況《易傳》中還有多處地方自為诂訓，所以都不能用來作為标新立異的炒作題材。郭、朱隻好在其它字眼上面做文章。“分”“挂”“揲”都是動作，動作是通過手來完成的，問題就來了：左手還是右手？朱熹自作解人，說左手象天，右手象地，“挂一”是從右手所“分”到的蓍策中取出一根懸“挂”于左手小指與無名指的間隙中，“揲之以四”是先以右手四四而數左手之策，後以左手四四而數右手之策。郭雍雖然也說左手象天，右手象地，但“挂一”時他認為應該從左手所“分”得的那些蓍策中取出一根。這種“官司”無謂而可笑，不說也罷。

郭、朱蓍法操作上關鍵的區别始于“歸奇于扐”。郭雍認為“奇”為“挂一”之“一”，“扐”為兩手之餘策，也就是說，第一道“揲”的程序結束後，将懸“挂”的那一根蓍策與兩手所餘的蓍策合在一起。而朱熹認為“奇”為兩手之餘策，“扐”為勒之指間。也就是說，第一道“揲”的程序結束後，将兩手之餘策分别勒之于無名指與中指之間。至此，郭、朱都視為完成了第一變，初揲之餘數蓍策都是非五即九，兩種蓍法尚隻有細微的不同。

在進行所謂第二變、第三變時，郭、朱蓍法出現了魯魚亥豕之異：“挂一”這道手續是否仍須重複？郭雍蓍法是不再履行此一手續，朱熹蓍法是如法炮制，将“挂一”進行到底。兩種蓍法在所謂第二變、第三變完成後，揲四後餘數蓍策都是非四即八。表面上兩者仍是殊途同歸，實質都是兩者真正決出高下之所在。郭、朱蓍法都存在得數概率失衡的問題，郭法比朱法這一問題要嚴重得多，症結在此。如果撇開二人之法皆非《周易》占筮古法這一點不論，非得對它們作個取舍，無疑應該選擇朱法。郭、朱之辯，後真正能藉以為勝負評判的，其實也隻有這一點，其餘都屬難兄難弟。

郭、朱蓍法最後的矛盾是所謂“過揲法”與“挂扐法”的對立。郭雍主張通過将正策數以四除之來得到九八七六之數，此法為“過揲法”；朱熹主張用“挂”于指間的餘數蓍策，通過所謂“奇三偶二”的換算來得到九八七六之數，此法為“挂扐法”。朱熹絞盡腦汁建立了一套“陽之象圓，圓者徑一而圍三；陰之象方，方者徑一而圍四。圍三者以一為一……圍四者以二為一”的理論，不厭其煩地來對“挂扐”之數進行改造，盡管他倒打一耙說“過揲之數”“衆而繁”，“歸奇之數”“寡而約”似乎其法較郭雍簡便，學者們還是輕而易舉就能感受到郭雍之“約”與朱熹之“繁”，這一仗雖無關緊要，卻似乎是郭雍打赢了。今天學者們在介紹“大衍筮法”時多采用“過揲法”，幾乎無人會提及“挂扐法”。但筆者以為，應從另一個視角來審察朱熹的“節外生枝”，他深感《易》中易數之重，苦于未能找到自己堅信不疑的悟解，故有此等方寸大亂的探索。因此而言，還是有其可貴處。

茲将郭、朱蓍法實際步驟表示如下：

經過上表直觀的比對，可以看出，除了“筮儀”的不痛不癢的攻讦，郭、朱蓍法能導出結果差異的還真隻有所謂第二變、第三變時是否“挂一”一處。

“大衍筮法”并非郭、朱始創，從秦、漢之際的學者已經對“河圖”“洛書”語焉不詳這一點來推測，筆者以為“大衍筮法”不完全排除最早肇端于秦末漢初的可能，但從揚雄太玄蔔等處來分析，最大的可能是作俑于兩漢之際。對此，筆者以後的文章中會作出解釋。

後漢至唐學者們的蓍法見于記載者寥寥，但還是隐隐約約透出“大衍筮法”之迹象。唐陸德明《經典釋文》釋“扐”：“馬雲指間也，荀柔之雲别也”，丁壽昌《讀易會通》：“注疏不解扐字，釋文引馬融雲：‘扐，指間也’，荀柔之雲：‘别也’，義并同”，不知丁氏所謂“義并同”是指馬、荀二家之說“義并同”，還是指荀氏“别也”之說“扐”、“别”音義并同？荀氏是将“扐”作為動詞看的，馬氏似否，後世學者一般以為馬雲“指間”是“手指之間”的意思，筆者以為馬氏亦有可能是“以指間（念去聲）之”的意思，那麼“扐”字他就同樣作動詞看的，但這種可能極微。馬氏如果不将“扐”字作動詞看，則基本上可以據此肯定他認同的蓍法也是“大衍筮法”，因為“大衍之數”章所介紹的易筮古法，一定是将“扐”字作為“分”“挂”“揲”這一系列分别動作的總稱的，是動詞無疑。對于“大衍之數五十”，馬融以太極、兩儀、日月、四時、五行、十二月、二十四氣來足數，筆者從這一點也看出他并不知曉“大衍之數”章所反映的易數之理。這兩點，看了筆者《易筮古法求真》一文自然明白。至于荀爽，以八卦、六爻加乾坤用九、用六為“五十”，多半也是不明易筮古法，淪為“大衍筮法”擁趸的。

唐孔穎達以乾坤二篇之策沒頭沒腦取五十為用，作“大衍之數”，又以虛一不用為太極，殊非“大衍之數”章之原義，他對“挂一”的解釋也為郭雍等人沿襲，“一”字之差，謬以千裡，這就決定了他的蓍法必與“大衍筮法”同流。其九八為多，五四為少之說更是鐵證。至于僧一行作《大衍論》，以大衍之數解釋曆法，在易筮古法失其真傳，易數之奧理不為人知的背景下，出現如此這般的牽強附會，不足為怪。

據郭雍說大衍數蓍法至漢代，象數作祟，聖人道熄，二程與張載力挽頹唐，易學才得以撥亂反正。二程是周敦頤的弟子，周敦頤作《太極圖說》，據傳還曾将之手授二程，可知他是象數派。但從他的《太極圖說》中，實在難以找到他果知易數的證據。程頤在論及“河圖”時，則雲：“九、六隻是取純陰、純陽”，囿于九、六之說，即為“大衍筮法”所虜，更何況他也以為“挂一”之“一”是一根筮策，“歸奇”之“奇”即“挂一”之“一”。郭雍《蓍卦辨疑》還有“猛料”：程頤曾親口傳授蓍法與郭雍之父郭忠孝，則郭雍蓍法乃祖伊川衣缽也。郭雍還說他的“奇”“扐”之說亦本于張載，指出自唐初以來，學者多以“奇”為“揲”後餘數，“扐”為指間，緻蓍法多舛，直至張載才撥雲見日。朱熹因自己有捏造之癖，推己及人，遂疑郭雍僞托或聽差了：“此說大誤，恐非橫渠（載）之言”，“此說尤多可疑。然郭氏既雲（頤）本無文字，則其傳受之際，不無差舛宜矣。”其實，郭雍應無情弊，程、張之說雖确非“大衍之數”章本義，但與朱熹伯仲之間，都是“大衍筮法”之屬，朱熹不應因二子之言不稱己意遂指桑罵槐而誣郭雍。

北宋司馬光效揚子雲《太玄經》而作《潛虛》，歐陽修視河洛之說為乖戾，都表現出了不谙易數的易學迷失。與郭、朱同時的陸九淵頗為有趣，他自信滿滿地說：“蓍法後人皆誤了，吾得之矣”，他的“四奇八偶”之不經，不亞朱熹的“奇三偶二”，他的陰陽老少不均，不輸郭雍的概率失衡，比郭、朱高明不了多少，充其量堪稱與郭、朱蓍法鼎足而三，貨真價實的“大衍筮法”。

宋代張轅、莊綽、元代張理等學者有鑒于郭雍的緻命傷，想方設法平衡占筮得數，明代的季本采用“其用四十有八”的“破”解之法，試圖曲徑通幽，但都未能得到學界的一緻首肯。又有數百年來，各路易家都在為求真法而孜孜探索，惜未有重大突破，幾乎無人超出“大衍筮法”之範疇，筆者在上文歸納的那幾點“大衍筮法”的“定義項”，類同易學的雷池，能越出一步者至今罕見。鑒此，這些大同小異各存疵漏的蓍法，可一體視之，曰：大衍筮法。或曰：僞易筮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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