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人北歸，屢謀興複。永樂遷都北平，三面近塞，正統以後，敵患日多。故終明之世，邊防甚重。東起鴨綠，西抵嘉峪，綿亘萬裡，分地守禦。初設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四鎮，繼設甯夏、甘肅、薊州三鎮，而太原總兵治偏頭，三邊制府駐固原，亦稱二鎮，是為九邊。”

九邊，就是明朝為抵禦蒙古及女真勢力在長城沿線設立的九個大軍區，由東往西依次為遼東鎮、薊州鎮、宣府鎮、大同鎮、山西鎮（太原鎮）、延綏鎮（榆林鎮）、固原鎮（陝西鎮），甯夏鎮，甘肅鎮。下面就為大家依次介紹。

遼東鎮

“十七年，命徐達籍上北平将校士卒。複使将核遼東、定遼等九衛官軍。是後，每遣諸公、侯校沿邊士馬，以籍上。二十年，置北平行都司于大甯。其地在喜峰口外，故遼西郡，遼之中京大定府也。”

行政地圖（懶得掃描，我直接拍了，下同）：

地形圖（僅标出主要城鎮及關口，下同）：

“鎮守遼東總兵官一人，舊設，駐廣甯。隆慶元年，令冬月移駐河東遼陽适中之地，調度防禦，應援海州、沈陽。協守副總兵一人，(遼陽副總兵舊為分守，嘉靖四十五年改為協守，駐遼陽城，節制開原、海州、險山、沈陽等處。)分守參将五人。(曰開原參将，曰錦義右參将，曰海蓋右參将，曰甯遠參将，曰寬奠堡參将。)遊擊将軍八人，守備五人，坐營中軍官一人，備禦十九人。” ——明史 志第五十二 職官五

遼東鎮所轄遼東長城，東起鳳凰城（今鳳城市），西至山海關，長一千九百五十裡。

遼東鎮東面的山區再往東是建州女真，北部是蒙古察哈爾部和泰甯部，遼西走廊西面是蒙古朵顔部。遼東鎮的設立就是為了防禦蒙古和女真部落。

遼東鎮可以分為兩部分，及遼河以東的平原和遼西走廊。從圖中其實可以看出遼東的衛所和大城市大多分布于遼河以西的平原上，處在山區的衛所定遼右衛，在它的東邊就是寬甸六堡壘，由李成梁修築，直逼女真腹地。赫圖阿拉，即現在的新賓滿族自治縣是建州女真的大本營，撫順關位于它的西邊，出撫順關沿渾河就是當年薩爾浒大戰的戰場。

薩爾浒戰役中，四路明軍就是從遼東的軍鎮出發，圍剿赫圖阿拉，馬林率1萬5千人出開原經鐵嶺從北面進攻，杜松率3萬人（《繡春刀2》中沈煉所在的那一支）出撫順關從西面進攻，劉綎率明朝和朝鮮的聯軍共2萬人從寬甸往南面進軍，李如柏經遼陽從西南進攻，楊鎬本人則坐鎮沈陽指揮。遼東鎮的這些城市給軍隊提供了後勤物資保障，才使得如此大規模的軍事行動得以展開。

随着薩爾浒戰役的大敗和對女真一系列戰鬥的失利，明軍失去了遼東鎮河以西的地盤，原本沒那麼有存在感的遼西走廊被推到了前線。遼西走廊西部是燕山山脈，東面是渤海，狹長的地形使得敵人的進攻變得異常困難，在孫承宗的經營下，遼西走廊上的一系列衛所及城鎮被加固重用，從山海關到甯遠（今興城）再到錦州構成了一道新的防線，這就是關甯錦防線，這條防線就是明朝抵禦女真的最後一道屏障。

這裡順道科普一下，古代皇帝坐北朝南，所以地圖是轉了180度的，上南下北，“前”在南面，“後”在北面，XX前屯衛會在XX後屯衛的南方。

薊州鎮

“薊之稱鎮，自二十七年始。時鎮兵未練，因诏各邊入衛兵往戍。既而兵部言：‘大同之三邊，陝西之固原，宣府之長安嶺，延綏之夾牆，皆據重險，惟薊獨無。渤海所南，山陵東，有蘇家口，至寨籬村七十裡，地形平漫，宜築牆建台，設兵守，與京軍相夾制。’報可。

時兵力孱弱，有警征召四集，而議者惟以據險為事，無敢言戰者。其後薊鎮入衛兵，俱聽宣、大督、撫調遣，防禦益疏。朵顔遂乘虛歲入。三十七年，諸鎮建議，各練本鎮戍卒，可省征發費十之六。然戍卒選懦不任戰，歲練亦費萬餘，而臨事征發如故。隆慶間，總兵官戚繼光總理薊、遼，任練兵事，因請調浙兵三千人以倡勇敢。及至，待命于郊，自朝至日中，天雨，軍士跬步不移，邊将大駭。自是薊兵以精整稱。”

行政地圖：

地形圖：

“鎮守薊州總兵官一人，舊設。隆慶二年，改為總理練兵事務兼鎮守，駐三屯營。協守副總兵三人。(東路副總兵，隆慶二年添設，駐建昌營，管理燕河營、台頭營、石門寨、山海關四路。中路副總兵，萬曆四年改設，駐三屯營，帶管馬蘭峪、松棚峪、喜峰口、太平寨四路。

西路副總兵，隆慶三年添設，駐石匣營，管理牆子嶺、曹家寨、古北口、石塘嶺四路。)分守參将十一人，(曰通州參将，曰山海關參将，曰石門寨參将，曰燕河營參将，曰石塘嶺參将，曰台頭營參将，曰太平寨參将，曰馬蘭峪參将，曰牆子嶺參将，曰古北口參将，曰喜峰口參将。)遊擊将軍六人，統領南兵遊擊将軍三人，領班遊擊将軍七人，坐營官八人，守備八人，把總一人，提調官二十六人。”——明史 志第五十二 職官五

薊州鎮所轄長城東起山海關，西至慕田峪長城的四海冶所。薊州鎮是九邊中最大的軍鎮，永樂時期初定為85006人，萬曆年間增長至十萬人以上。

從地圖上可以看出，薊州鎮段的長城從北、東、西三面包圍京城，是防守難度最大的一個鎮。這倒不是因為它的長度長，薊州鎮段長城約一千二百多裡（我地圖上量了一下，差不多是這個數），來和宣府鎮（下一個要介紹的就是）對比一下：

“宣府西路，西陽河迤東，曆中北路，抵東路之永甯四海冶，凡一千二十三裡。”

也就長了不到90公裡，但是宣府鎮主要防守的關口就三個，而薊州鎮可不止我圖上标出的那幾個：

“九年，敕燕山前、後等十一衛，分兵守古北口、居庸關、喜峰口、松亭關烽堠百九十六處，參用南北軍士。十五年，又于北平都司所轄關隘二百，以各衛卒守戍。”

由此可見，十萬多人分布在這麼多關口上，每個關口可能也就幾千人，兵力其實并不充裕，甚至可以說是相當吃緊的，碰上蒙古諸部時不時組成幾萬人的聯軍的話是非常難抵擋的。事實上，明朝曆史上北京三次被兵臨城下，兩次（庚戌之變，己巳之變）就是從薊鎮突破的。

其實薊州鎮明初并不在最前線：初，大甯之棄，以其地畀朵顔、福馀、泰甯三衛，蓋兀良哈歸附者也。未幾，遂不靖。宣宗嘗因田獵，親率師敗之，自是畏服。故喜峰、密雲止設都指揮鎮守。土木之變，頗傳三衛助逆，後因添設太監參将等官。至是，朵顔獨盛，情叵測。

薊州鎮可以分成三部分。首先是東部。灤河流域分布的一系列城鎮如遷安、盧龍及撫甯防禦從東部關口進犯的敵人。然後是中部。中部的核心是是薊州鎮總兵駐紮的三屯營，并有遵化及遷西互相呼應，這裡四周環山，地勢險要，防守從喜峰口和青山口進犯的敵人。戚繼光任薊鎮總兵時多次加固三屯營城牆，并在長城沿線修築大量空心敵台，把這裡變成了堅固的要塞，多次擊敗來犯的蒙古諸部，還擒獲過朵顔部董狐狸的弟弟長秃，使其再不敢來犯邊。

薊鎮西部最總要的關口就是古北口了，古北道是翻越燕山山脈最長的道路，并且抵達密雲後不像東部和中部有那麼多城鎮打下來就可以作為落腳點，所以這裡的敵情相對中部和東部較少，但是一旦有敵情的話後果是相當嚴重的，比如庚戌之變俺答汗就是從古北口入關。

薊州鎮到明朝中期武備廢弛，到處漏風，庚戌之變被蒙古軍隊輕易突破：

“二十九年，俺答攻古北口，從間道黃榆溝入，直薄東直門，諸将不敢戰。敵退，大将軍仇鸾力主貢市之議。明年，開馬市于大同，然寇掠如故。又明年，馬市罷。”

到了後期薊州鎮更是形同虛設，己巳之變中清軍從分兵三路從龍井關、洪山口、大安口突入關内，殲滅趙率教部，攻占遵化和三屯營，主力經過薊州、通州直達北京城下，整個薊州鎮竟無一部能與之對抗，使得清軍若出入無人之境，給華北地區帶來了空前浩劫。

由此可以看出，薊州鎮的軍務直接關系到京城的安危，是九邊中最為重要的一個軍鎮。

宣府鎮

“先是興和亦廢，開平徙于獨石，宣府遂稱重鎮。然帝于邊備甚謹。自宣府迤西迄山西，緣邊皆峻垣深濠，烽堠相接。隘口通車騎者百戶守之，通樵牧者甲士十人守之。”

“鎮守宣府總兵官一人，舊設，駐宣府鎮城。協守副總兵一人，(副總兵舊亦駐鎮城，嘉靖二十八年移駐永甯城。)分守參将七人，(曰北路獨石馬營參将，曰東路懷來永甯參将，曰上西路萬全右衛參将，曰南路順聖蔚廣參将，曰中路葛峪堡參将，曰下西路柴溝堡參将，曰南山參将。)遊擊将軍三人，坐營中軍官二人，守備三十一人，領班備禦二人。(萬曆八年革。)” ——明史 志第五十二 職官五

宣府鎮所轄長城東起四海冶所，西至山西陽高縣的西洋河（大緻是今天山西和河北的那段省界）。長城自四海冶所開始分為内外兩道，外長城稱為“邊牆”，内長城稱為“次牆”，宣府鎮所轄的長城就是外長城東段。

前面說到，雖然宣府鎮段長城也很長，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地形使得防守難度不如薊州鎮那麼大。

從地形圖上可以看出，宣府鎮也能分成東西兩部分。東部其實就是燕山山脈，這裡主要的關口就是獨石口，攻破獨石口即可沿河谷南下，抵達延慶，繼而攻打居庸關。土木堡之變中，瓦剌軍隊四路中的一路就是攻破獨石口後埋伏在土木堡（在今懷來縣附近）周圍，和主力一起擊潰明軍的。

宣府鎮西部，敵人的突破口就是左上角東西走向的那道山脈，也就是我标注的野狐嶺。了解宋朝曆史的應該對野狐嶺很熟悉，1211年蒙古軍隊就是在此殲滅完顔承裕率領的金軍，掃清了進攻金國道路上最大的障礙。去年鬧得沸沸揚揚的草原天路收費事件，草原天路有一段就是從張北翻越野狐嶺的道路。

從地形圖上可以看出，翻過野狐嶺後就隻有一條通道了，就是沿着洋河順流而下，經過宣府、懷來、延慶，然後就可以攻打居庸關了，如果能攻破居庸關，那就能抵達北京城下了。可以看出，宣府鎮就是北京的北大門，對于北京的防守有着至關重要的作用。由此，明朝在洋河沿線設置了一系列的衛所和城鎮，以宣府鎮的宣府三衛為核心，把守着通往居庸關的道路。

其實還有第三條進攻宣府鎮的道路，就是圖中我标出的桑幹河（就是丁玲寫的《太陽照在桑幹河上》的桑幹河）。桑幹河發源于大同，在懷來附近與洋河彙入官廳水庫，北京的永定河就是這兩條河的下遊。敵軍攻破大同防線後有許多選擇，其中之一就是沿着桑幹河河谷行軍，繞過宣府鎮重重設防的前線也可直達居庸關。不過有大同鎮的保護，所以難度非常大，這條路線就顯得非主流了。

大同鎮和山西鎮

“是時，俺答諸部強橫，屢深入大同、太原之境，晉陽南北，煙火蕭然。巡撫都禦史陳講請‘以兵六千戍老營堡東界之長峪，以山西兵守大同。三關形勢，甯武為中路，莫要于神池，偏頭為西路，莫要于老營堡，皆宜改設參将。雁門為東路，莫要于北樓諸口，宜增設把總、指揮。而移神池守備于利民堡，老營堡遊擊于八角所，各增軍設備。’帝悉許之。”

“鎮守大同總兵官一人，舊設，駐大同鎮城。協守副總兵一人，(舊為左副總兵，萬曆五年去左字，駐左衛城。)分守參将九人，(曰東路參将，曰北東路參将，曰中路參将，曰西路參将，曰北西路參将，曰井坪城參将，曰新坪堡參将，曰總督标下左掖參将，曰威遠城參将，萬曆八年革。)遊擊将軍二人，入衛遊擊四人，坐營中軍官二人，守備三十九人。

鎮守山西總兵官一人，舊為副總兵，嘉靖二十年改設，駐甯武關。防秋移駐陽方口，防冬移駐偏關。協守副總兵一人，(嘉靖四十四年添設，初駐偏關，後移駐老營堡。)分守參将六人，(曰東路代州左參将，曰西路偏頭關右參将，曰太原左參将，曰中路利民堡右參将，曰河曲縣參将，曰北樓口參将。)遊擊将軍一人，坐營中軍官一人，守備十三人，操守二人。”——明史 志第五十二 職官五

大同鎮所轄長城東起鎮口台（圖中紅黑線交界處，也是今天晉、晉、冀蒙三省交界），西至鴉角山（今清水河縣東部，山西和内蒙古的省界），也就是外長城的西半部分。

山西鎮又稱太原鎮，所轄長城東起真保鎮長城，西至黃河邊的偏頭關，大部分内長城都屬于山西鎮防守。

從地圖上可以看出，内外長城圍成的區域就是大同府全境，大同府的範圍差不多就是今天的大同市 朔州市，山西整個省的邊界和現在也基本沒什麼太大的區别，比較明顯的不同是，蔚州和涞源現在是河北省的。由于這塊地區位于雁門關以北，所以古時又稱之為雁北地區。

先來說外長城，也就是大同鎮。攻打外長城的敵軍主要就兩個選擇，走陽和口或殺虎口。位于長城以東的陽和口防禦來自北部草原的敵人，陽和衛及高山衛處在第一線（陽高縣的名字貌似就是這麼來的）。位于長城以西的殺虎口防禦來自河套的敵人，長城内沿河設置了三個衛所作為阻擊敵人的工事。走西口中的“西口”就是殺虎口，殺虎口是銜接中原農耕文明和河套遊牧文明的一個重要的窗口。

大同鎮的核心區就是大同盆地，從地形圖上可以看出，大同盆地是個比較狹長的盆地，所以曆代政府又會把這裡分成兩塊區域，即北部的大同和南部的朔州，形成了一定的縱深，有利于防守。桑幹河流經大同全境，前面說過，敵軍攻陷大同後就可沿着桑幹河河谷繞過宣府鎮的正面防守直達居庸關。

當然他們也可以不打居庸關，而是往南抵達蔚州，再取道太行八陉之一的飛狐陉抵達涞源，接下來他們可以經過蒲陰陉攻打難度相對較低的紫荊關或者繼續往南攻打倒馬關。土木堡之變瓦剌軍隊擊潰明軍主力後就是沿着上述路線攻打的紫荊關，從而避開居庸關的鋒芒。順道再補充一下，紫荊關、倒馬關和居庸關合稱“内三關”，到明朝後期被劃歸到新創立的真保鎮治下，真保鎮所轄的基本是内長城的西半部分。

再來說内長城，即山西鎮。熟知明朝曆史的人應該都清楚，由于大同四周山地較為平緩，所以外長城防線被突破是常有的事，所以僅靠大同鎮防守是遠遠不足的，還需要在外長城後再設置一道防線，這就是内長城。内長城沿線最重要的三個關口就是偏頭關、雁門關和紫荊關，統稱“外三關”。偏頭關防守的是從河套沿黃河河谷南下的敵人，甯武關守呂梁山脈中的道路，雁門關鑲嵌在恒山之中，南部就是忻州盆地，再往南就是太原市。内長城實際上起到的是一個亡羊補牢的作用，一旦外長城被突破，明朝便借助險要的地形修築一系列工事，阻止敵人進一步深入：

“……‘老營堡轉南而東，曆甯武、雁門、北樓至平刑關盡境，約八百裡。又轉南而東，為保定界，曆龍泉、倒馬、紫荊、吳王口、插箭嶺、浮圖峪至沿河口，約一千七十餘裡。又東北為順天界，曆高崖、白羊，抵居庸關，約一百八十餘裡。皆峻嶺層岡，險在内者，所謂次邊也。敵犯山西必自大同，入紫荊必自宣府，未有不經外邊能入内邊者。’乃請修築宣、大邊牆千餘裡，烽堠三百六十三所。”

延綏鎮和甯夏鎮

“成化元年，延綏總兵官張傑言：‘延慶等境廣袤千裡，所轄二十五營堡，每處僅一二百人，難以應敵，宜選精銳九千為六哨，分屯府谷、神木二縣，龍州、榆林二城，高家、安邊二堡，庶緩急有備。’又請分布鄜、慶防秋軍二千餘人于沿邊要害。從之。七年，延綏巡撫都禦史餘子俊大築邊城。先是，東勝設衛守在河外，榆林治綏德。後東勝内遷，失險，捐米脂、魚河地幾三百裡。正統間，鎮守都督王祯始築榆林城，建緣邊營堡二十四，歲調延安、綏德、慶陽三衛軍分戍。天順中，阿羅出入河套駐牧，每引諸部内犯。至是，子俊乃徙治榆林。由黃甫川西至定邊營千二百餘裡，墩堡相望，橫截套口，内複塹山堙谷，曰夾道，東抵偏頭，西終甯、固，風土勁悍，将勇士力，北人呼為橐駝城。”

“鎮守延綏總兵官一人，舊設，駐鎮城。協守副總兵一人，(定邊右副總兵，嘉靖四十一年添設，分守安定、鎮靜等處，提調大牆及牆口等處。)分守參将六人，(曰孤山參将，曰東路右參将，曰西路左參将，曰中路參将，曰清平參将，曰榆林保甯參将。)遊擊将軍二人，入衛遊擊四人，守備十一人，坐營中軍官一人。

鎮守甯夏總兵官一人，舊設，駐鎮城。協守副總兵一人，(亦舊設，同駐鎮城。)分守參将四人，(曰東路右參将，曰西路左參将，曰靈州左參将，曰北路平虜城參将。)遊擊将軍三人，入衛遊擊一人，(萬曆八年革)守備三人，備禦領班二人，(萬曆九年革，坐營中軍官二人，管理鎮城都司一人，領班都司二人)(萬曆九年革)管理水利屯田都司一人。” ——明史 志第五十二 職官五

延綏鎮又稱榆林鎮，所轄長城東起黃甫川，西至花馬池。

甯夏鎮所轄長城東起花馬池，西至甯夏中衛。

延綏鎮和甯夏鎮的北面就是河套平原，黃河流過甯夏，經過河套再流入陝西，黃河和長城之間的那一塊區域就是鄂爾多斯高原。

延綏鎮地處陝北的黃土高原，北部是毛烏素沙漠，東部的神木、榆林、靖邊是最重要的據點，防守從河套出發沿着黃河南下的敵人。成化年間鞑靼各部落頻繁入侵延綏各地，阿羅世、迎思蘭、索羅忽、毛裡孩連續數次侵犯榆林，殺擄居民，使這裡的生産遭到破壞，人口遭受損失，明朝便開始在此修築長城以抵禦蒙古的入侵，而餘子俊便是修築邊防工事的傑出代表。餘子俊率領軍民四萬餘人，僅用三月就修補和增築了東起清水營西到花馬池（今甯夏自治全長一說一千四百裡的延綏長城；又構築了黃甫以西至定邊營一千二百餘裡的墩台都互能相望，徹底堵住河套入内地的通道。

甯夏鎮，主要駐守的是沿黃河入侵甯夏平原的敵人，北部的鎮遠關是防守的核心，鎮遠關西部的山脈就是賀蘭山脈，是一道自然的屏障，東部明朝沿着黃河修築長城，一直到花馬池。

甘肅鎮

涼州鎮番、莊浪、賀蘭山迤西，從雪山過河，南通靖虜，直至臨、鞏，俱敵入犯之路，請調陝西官軍，益以甘、涼、臨、鞏、秦、平、河、洮兵，戍安定、會甯，遇警截擊；以涼州銳士五千，扼要屯駐，彼此策應。”诏可。二十一年，敕各邊軍士，每歲九月至明年三月，俱常操練，仍以操過軍馬及風雪免日奏報。邊備頗修饬。

“鎮守甘肅總兵官一人，舊設，駐鎮城。協守副總兵一人，(甘肅左副總兵，舊設，嘉靖四十四年，移駐高台防禦，隆慶四年，回駐鎮城。)分守副總兵一人，(涼州右副總兵，舊設。)分守參将四人，(曰莊浪左參将，曰肅州右參将，曰西甯參将，曰鎮番參将)遊擊将軍四人，坐營中軍官一人，守備十一人，領班備禦都司四人。”——明史 志第五十二 職官五

甘肅鎮所轄長城東起蘭州黃河北岸，西至嘉峪關。甘肅鎮防守的就是河西走廊，河西四郡中武威、張掖、酒泉都在甘肅鎮控制之下。看到這裡肯定有人有疑問了，敦煌呢？再來看一張地圖：

其實明初敦煌确實是在明朝政府的控制之下的，但也并不屬于陝西行都司，而是屬于罕東左衛的，但是在嘉靖七年被吐魯番攻陷。甘肅鎮北部是騰格裡沙漠和巴丹吉林沙漠，敵人很難跨過沙漠來攻打河西走廊，所以其實嘉峪關才是處于抵禦外敵的第一線。

看行政地圖可知，河西走廊上的城鎮均位于河流附近，從内地往西一路連城一線，能起到提供後勤補給的作用。得益于這裡特殊的地形，河西走廊所遭受的烽火相較于其他軍鎮來說算是比較平靜的一個鎮，不過明朝并未因此而放松對甘肅鎮的建設，依舊 修築大量墩堡和城牆，并在莊浪至嘉峪關沿線設立大量驿站。驿站，一是為了傳遞信息，二是為了接待西域的客人，而這也是甘肅鎮的另一個重要之處。

甘肅鎮的另一個主要功能是扮演明朝與西域各國通貢貿易的樞紐角色，送往迎來各國貢使。甘肅鎮境内布列的驿站是明代對外交往中極為重要的交通幹線之一，是西域各國貢使通往北京朝貢的法定路線。貢使一入嘉峪關，甘肅守臣按照朝廷的有關規定審查後，将其中一小部分貢使送往北京，并免費提供最為便利的交通工具及飲食起居服務。

為防止蒙古貴族和西藏貴族聯合，明朝政府還極力推進茶馬互市，在河西走廊上設立的諸多茶馬司，一方面向藏族民衆提供必需的茶葉以使他們能一心向明，另一方面能從貿易中獲得馬匹，裝備軍隊，增強軍隊戰鬥力。自隆慶開關後，明朝也開始和蒙古進行貿易，西部邊境逐漸恢複了和平：

“俺答已通貢，封順義王，其子孫襲封者累世。迨萬曆之季，西部遂不競，而土蠻部落虎炖兔、炒花、宰賽、□爰兔輩，東西煽動，将士疲于奔命，未嘗得安枕也。”

甘肅鎮在政治和經濟方面的作用甚至要超過它在軍事方面的作用，通過貿易來創造出和平，找到除了戰争之外的第二個解決各民族矛盾的方案，河西走廊優越的地理位置帶來的貿易優勢功不可沒。

固原鎮

弘治十四年，設固原鎮。先是，固原為内地，所備惟靖虜。及火篩入據河套，遂為敵沖。乃改平涼之開成縣為固原州，隸以四衛，設總制府，總陝西三邊軍務。行政地圖：

“鎮守陝西總兵官一人，舊駐會城，後移駐固原。分守副總兵一人，(洮泯副總兵，萬曆六年改設，駐洮州。)分守參将五人，(曰河州參将，曰蘭州參将，曰靖虜參将，曰陝西參将，曰階文西固參将。)遊擊将軍四人，坐營中軍官二人，守備八人。”——明史 志第五十二 職官五

固原鎮又稱陝西鎮，所轄長城為東起延綏鎮饒陽水堡西界，西達蘭州。

明朝陝西北部雖設立延綏、甯夏、甘肅三邊，但是由于戰線漫長，三鎮相距又較遠，每逢敵寇犯邊隻能各自為陣，無法相互顧及，在對敵作戰的過程中屢嘗敗績。在火篩（鞑靼蒙郭勒津部）占據河套後，為有效鞏固西北邊防務，明朝在弘治十年設立“總督陝西三邊軍務一員”，簡稱三邊總督，節制調度三邊的兵馬協同作戰，而固原鎮一開始就是作為三邊總督的指揮部設立的，等于是三個軍區的指揮中樞。雖然固原鎮并不在長城的第一線，但是對于明朝西北的邊防有着至關重要的作用。

後雖三邊總督移駐花馬池，但是固原城由于其優越的地理位置依舊有着巨大的戰略價值。從圖中可以看出，關中四關之一的蕭關就位于固原的南部，鑲嵌在六盤山和黃土高原之間的通道上，這條通道就叫蕭關古道，連接甯夏府和關中地區。控制了固原，就能和蕭關一起形成縱深，有效地阻擋了企圖前往關中地區的敵人。固原鎮又位于通往甘州、甯夏、西安和延綏的交通要道上，在當時是這幾個地區相互交流、傳遞信息的中樞，是一個極為重要的中轉站。

正因如此，固原鎮的城牆經曆了多次修築，也變成了一座極為堅固的要塞，成為西北政治、軍事中心。

協同作戰

前面已經分别把九邊介紹了一邊，我們已經知道了九邊各自需要承擔怎樣的防守任務，現在就再來講一下九邊之間相互的協同作戰。

明朝北部的蒙古諸部軍隊以騎兵為主，騎兵的特點就是機動性極強，來去如風。明朝邊軍雖能依托堅城防守，但是由于戰線太長，所以兵力一經分散，處在每個點上的兵力并不是很多。蒙古騎兵可以利用其機動性的優勢集中兵力來攻打長城防線上的某個薄弱之處，趁援軍來不及趕到，形成局部地區以多打少的優勢。正是利用這個戰術，再加上比明軍士兵更強的戰鬥力，使他們在多次入關搶劫的軍事行動中所向披靡。

所以，面對日益強大的敵人，僅靠一個鎮的兵力還遠遠不夠，要能有效抵禦還得多個鎮的兵力一起作戰才行。

其實在介紹固原鎮的時候就已經提到了，為協調甘肅鎮、甯夏鎮和延綏鎮的兵馬明朝設立的三邊總制這個職務，使得三鎮的軍隊不再各自為陣，而是有組織地聯合抵抗。

不單單是甘肅、甯夏和延綏，邊患最為嚴重的宣大地區也制定了相關的條例：

“武宗好武，邊将江彬等得幸，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四鎮軍多内調，又以京軍六千與宣府軍六千春秋番換。十三年，頒定宣、大、延綏三鎮應援節度：敵不渡河，則延綏聽調于宣、大；渡河，則宣、大聽調于延綏。從兵部尚書王瓊議也。”

這段話也很好理解，河，指的就是黃河。回看前面的地圖可知，蒙古軍隊從河套出發，如果要進攻的是延綏的話那就要往南渡過黃河，如果要進攻大同和宣府的話直接往東就行。所以敵不渡河就是要進攻宣大地區了，那麼大同鎮和宣府鎮的兵力就是主力，延綏鎮的總兵要聽命于大同總兵或宣府總兵。反之，敵渡河，延綏鎮受到進攻的時候宣府鎮和大同鎮的總兵要服從延綏總兵的調度。

有時候，在其他軍鎮敵情嚴重的情況下，勇猛的将領也會主動給予幫助：

“寇大入山西，芳一日夜馳五百裡及之，七戰皆捷。”——明史 列傳第九十九

芳，就是嘉靖年間的名将馬芳。嘉靖四十年俺答汗進攻山西，時任宣府總兵的馬芳在沒有接到命令的情況下率軍前去支援，一天奔襲了将近兩百五十公裡，連戰連勝，将俺答擊退。當時馬芳這麼做其實是冒了很大的風險的，宣府總兵擅自帶兵進入山西，赢了未必有賞，輸了後果相當嚴重，而馬芳卻憑借一腔愛國的熱情不顧個人榮辱得失，拯救了戰局。

不過在宣大地區有優秀的指揮官的情況下，馬芳倒也不用有後顧之憂了：

“時大同被寇，視宣府尤甚。總督陳其學恐擾畿輔，令總兵官趙岢扼紫荊關。寇乃縱掠懷仁、山陰間，岢坐貶三秩，遂調芳與易鎮。俺答轉犯威遠幾破，會其學率胡鎮等救，而芳軍亦至，相拒十餘日，乃走。芳謂諸将曰：“大同非宣府比，與我間一牆耳。寇不時至，非大創之不可。”乃将兵出右衛，戰威甯海子，破之。其年，俺答就撫，塞上遂無事。 ——明史 列傳第九十九”

在指揮官才能出衆的情況下，協同作戰确實能發揮出很好的作用。

輪班制度

熟悉明朝衛所制度的人都知道，衛所制是一種兵農合一的軍屯制度，每個軍戶抽出壯丁編入軍隊，這個人平時和普通的農民一樣幹農活，出征時則成為正規的士兵。内地衛所和邊鎮戰鬥人員比例是不一樣的，内地30%作戰，70%屯田，邊鎮正好相反，70%作戰，30%屯田。長城沿線的軍隊基本都是長期在前線服役，長此以往，對于士兵的戰鬥力來說是非常不利的，所以明朝就有了如下的輪班制度：

“正統初，山西、河南班軍守偏頭、大同、宣府塞，不得代。巡撫于謙言：‘每歲九月至二月，水冷草枯，敵騎出沒，乘障卒宜多。若三月至八月，邊守自足。乞将兩班軍，每歲一班，如期放遣。’甘肅總兵官蔣貴又言：‘沿邊墩台，守了軍更番有例，惟坐事谪發者不許，困苦甚。乞如例踐更。’并從之。五年，山西總兵官李謙請偏頭關守備軍如大同例，半歲更番。部議，每番皆十月，而戍卒仍率以歲為期，有久而後遣者。弘治中，三邊總制秦纮言：‘備禦延綏官軍，自十二月赴邊，既周一歲，至次年二月始得代。在軍日多，請歲一更，上下俱在三月初。’邊軍便之。”

有了這樣的輪休制度後，守邊的士兵也有了盼頭，應該說對于士氣的提升是有很大的作用的。

軍饷

都是數據，我就直接貼史料了：

“宣府：主兵，屯糧十三萬二千馀石，折色銀二萬二千馀兩，民運折色銀七十八萬七千馀兩，兩淮、長蘆、河東鹽引銀十三萬五千馀兩，京運年例銀十二萬五千兩；客兵，淮、蘆鹽引銀二萬六千馀兩，京運年例銀十七萬一千兩。

大同：主兵，屯糧本色七萬馀石，折色銀一萬六千馀兩，牛具銀八千馀兩，鹽鈔銀一千馀兩，民運本色米七千馀石，折色銀四十五萬六千馀兩，屯田及民運本色草二百六十八萬馀束，折草銀二萬八千馀兩，淮、蘆鹽四萬三千馀引，京運年例銀二十六萬九千馀兩；客兵，京運銀十八萬一千兩，淮、蘆鹽七萬引。

山西：主兵，屯糧二萬八千馀石，折色銀一千馀兩，草九萬五千馀束，民運本色米豆二萬一千馀石，折色銀三十二萬二千馀兩，淮、浙、山東鹽引銀五萬七千馀兩，河東鹽課銀六萬四千馀兩，京運銀十三萬三千馀兩；客兵，京運銀七萬三千兩。

延綏：主兵，屯糧五萬六千馀石，地畝銀一千馀兩，民運糧料九萬七千馀石，折色銀十九萬七千馀兩，屯田及民運草六萬九千馀束，淮、浙鹽引銀六萬七千馀兩，京運年例銀三十五萬七千馀兩；客兵，淮、浙鹽引銀二萬九千馀兩，京運年例銀二萬馀兩。

甯夏：主兵，屯糧料十四萬八千馀石，折色銀一千馀兩，地畝銀一千馀兩，民運本色糧千馀石，折色銀十萬八千馀兩，屯田及民運草一百八十三萬馀束，淮、浙鹽引銀八萬一千馀兩，京運年例銀二萬五千兩；客兵，京運年例銀萬兩。

甘肅：屯糧料二十三萬二千馀石，草四百三十馀萬束，折草銀二千馀兩，民運糧布折銀二十九萬四千馀兩，京運銀五萬一千馀兩，淮、浙鹽引銀十萬二千馀兩。

固原：屯糧料三十一萬九千馀石，折色糧料草銀四萬一千馀兩，地畝牛具銀七千一百馀兩，民運本色糧料四萬五千馀石，折色糧料草布花銀二十七萬九千馀兩，屯田及民運草二十萬八千馀束，淮、浙鹽引銀二萬五千馀兩，京運銀六萬三千馀兩，犒賞銀一百九十馀兩。

遼東：主兵，屯糧二十七萬九千馀石，荒田糧四百馀兩，民運銀十五萬九千馀兩，兩淮、山東鹽引銀三萬九千馀兩，京運年例銀三十萬七千馀兩；客兵，京運年例銀十萬二千馀兩。

薊州：主兵，民運銀九千馀兩，漕糧五萬石，京運年例銀二十萬六千馀兩；客兵，屯糧料五萬三千馀石，地畝馬草折色銀萬六千馀兩，民運銀萬八千馀兩，山東民兵工食銀五萬六千兩，遵化營民壯工食銀四千馀兩，鹽引銀萬三千馀兩，京運年例銀二十萬八千馀兩，撫賞銀一萬五千兩，犒軍銀一萬三千馀兩。” ——明史 志第五十八 食貨六

防線變遷史

雖然從地形圖上能看出，明朝長城的走勢确實是結合了地形，占據了有利防守位置的，但是長城防線的形成并非是自然而然的産物，來看一下明初和中後期的版圖對比：

明初：

萬曆十年：

顯然，九邊是明朝中後期的邊界，甘肅、甯夏、延綏、大同、宣府、薊州一開始并不是處于前線的，九邊的設立實際上是明朝國力下滑後的一種無可奈何的選擇。

失去了大甯和開平地區，薊州和宣府成了前線：

“建文元年，文帝起兵，襲陷大甯，以甯王權及諸軍歸。及即位，封甯王于江西。而改北平行都司為大甯都司，徙之保定。調營州五屯衛于順義、薊州、平谷、香河、三河，以大甯地畀兀良哈。”

失去了河套，蒙古人入駐後，甯夏、延綏、大同也成了重災區。雖然明朝中後期要求複套的呼聲綿延不絕，但是卻因種種原因沒能實現：

“二十二年，诏宣府兵乘塞。舊制，總兵夏秋間分駐邊堡，謂之暗伏。至是，有司建議，入秋悉令赴邊，分地拒守，至九月中罷歸，犒以帑金。久之，以勞費罷。二十四年，巡按山西禦史陳豪言：‘敵三犯山西，傷殘百萬，費饷銀六十億，曾無尺寸功。請定計決戰，盡複套地。’明年，敵犯延安，總督三邊侍郎曾銑力主複套，條上十八事。帝嘉獎之。大學士嚴嵩窺帝意憚兵，且欲殺舊閣臣夏言，因劾銑，并言誅死，自是無敢言邊事者。”

還有就是前面說過的哈密地區，被吐魯番攻陷後就再也沒能收複。

文中未注明出處的史料均出自《明史 志第六十七 兵三》，借着這篇文章也向大家推薦一下文中行政地圖的出處，譚其骧先生的《中國曆史地圖集》：

（本文原載于知乎，觀察者網獲作者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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