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時讀書人，大都講究生活情調與閑适，且追求雅趣。雅既是一種文化狀态，又是一種精神狀态，也是一種極高的生活境界。營造一個雅緻讀書、寫字、作畫、會友及獨處生活的環境氛圍，讓人從瑣碎、煩惱與愁苦中解脫出來，乃是古士大夫特有的一種高逸智慧。

優雅閑适的生活情趣，首先是從營造自己書房做起的，因而便有了文房清供。古玩、字畫、奇石這些東西固然不可或缺，而筆墨紙硯、筆筒、筆架、筆掭、筆床、筆洗、水盂、硯屏、硯滴、水注、鎮紙、臂擱、印章、印盒、之類更是文房書齋中必需之物，這些器物雖為寫字、作畫之用具，卻必求精緻奇巧、清雅可賞。這些文房清供，不妨也稱之“文房清玩”，他們不僅是書房主人藉以揮灑才情的工具，亦寄寓了主人的憂樂與諸多玩味意趣。它們使書房彌漫着一種文雅氣息，形成了一個氣場，把人的情感存進去，使步入其中的人能從中得到一種甯馨，一種快慰。

青銅制筆架山

文房清玩者，形微身盈，小型大器，在古代信息和交通閉塞的環境，文房讀書、寫字、作畫，除了“紅袖添香”外，最為實用又解悶的就屬這些文玩了。古士大夫文人對生活用品頗為講究，書房之物更是極盡巧精巧靈性。所以這些文玩不僅實用，而且大都制作精美，氣韻清雅。

文玩所含品類頗多，諸如鎮紙就有尺、獸、方、圓等形制，木、石、銅、鐵等材質；硯有端、歙、澄泥、洮河、松花、紅絲等；墨有徽、湖、蘇等；紙有澄心、金箋、宣紙、麻紙、高麗紙等；筆有湖筆、宣筆等；山子有靈璧、太湖、昆山、英石、黃河、大化、來賓等，還有木、玉、銅、鐵等加工；扇子有竹、羽、牙骨等。曹昭《格古要論》、高濂《遵生八箋》、文震亨《長物志》等著作對文房清玩皆有詳細論及。影響大者，《長物志》為最，宣德爐被列為首位，曰“文房諸器，宣爐為首”。又有“文房諸藝，琴為首藝”，二器和合，為文房雙璧。可以說，文房之中，一鼎宣爐，一張琴，爐中香、弦上音，在若有若無間，為文房營造了最基本的氣氛。

壽山石微雕印章

其次器物，則不勝枚舉了。但概括起來，大多是從筆墨紙硯延伸出來的細分，或是這文房四寶的輔助用具。如筆用類包括筆挂、筆筒、筆架、筆插、筆匣等；墨用類有墨床、墨盒、墨缸、墨屏等；紙用類有鎮紙、裁紙刀等；硯用類包括硯屏、硯匣、硯山、硯盒、硯滴等。它們常陳設于書齋文案，不僅實用，還因其上的詩情畫意或天然之趣而為主人解悶消閑，相伴度過書齋之中的漫漫良宵。

灑金簸籮漆宮廷扇

為了呈現文房清玩的意趣，筆者和攝影師便特約了榮齋文房藏品，精選出場的有紙鎮系列、磨床、硯滴、筆筒、文具盒、扇子、筆架扇子、臂擱系列、文房匏器、湘妃竹筆、宋坑随形硯、筆舔、筆洗、印章系列等，件件融入了錫榮先生的生活理想與審美意趣。在觀賞、摩挲，以及拍攝布景中，這些古典雅緻而不失天然之趣的文房清玩，不僅幫助我們更好地梳理文房器物的相關知識，亦牽引着我們逐漸進入一種從容靜好的歲月中。

其中，鎮紙有金、銀、銅、玉、木、竹、石、瓷等材質，形态各異。早期的鎮紙大多呈現兔、馬、羊、鹿、蟾蜍或是類似龍之九子般的“四不像”等動物的立體造型，個體雖小而分量卻沉甸甸的。這些動物，如虎、獅、麒麟類大多表現出威武的雄姿，而犬、鹿、鴨子、小豬類則自有一種天真的意趣。其中一塊犬形宋代和田玉鎮紙，便像一隻晨起而蓬頭垢面的邋遢小狗，令人觀之忍俊不禁。明清兩代，鎮紙的制作材料和造型有了新的變化。材料除了繼續使用銅、玉外，還增加了石材、紫檀木、烏木等，形狀大多為長方形，上面雕刻有中國古典情與美的遠山近水、梅蘭竹菊和詩詞題跋，寄寓了雕刻者或原主人某時某刻的思想狀态。它們有的成對，有的單件，因為這個緣故，鎮紙也常常被叫做鎮尺、壓尺。

動物造型鎮紙，既具紙鎮功能，又因其形态天然，成為文人書房娛情解悶的小玩物

用于支撐肘、腕的是“臂擱”，用途類似于我們現在的鼠标手腕托墊。據說在古代，臂擱被稱為“秘閣”。“秘閣”是漢代内府的圖書檔案機構，由秘書監掌管。紙張發明以前，皇家藏書是刻寫有文字的竹木片。這種藏在秘閣中的竹木片後來也被代稱為“秘閣”。再後來，人們将用來枕臂的竹片沿用“秘閣”一名。到了明清，“秘閣”的基本用途是擱臂，“秘閣”與“臂擱”讀音相似，于是逐漸隻稱“臂擱”了。

古代文人書寫時，懸腕自右向左豎書，稍不留意，手臂或衣袖極易刮到剛寫完的字畫。臂擱，就是為了防止手臂沾墨的枕臂之具，同時防臂上汗水滲紙，有時還可當鎮紙，十分好用。臂擱因此成為文人的必備之物，猶如美人之鏡，須臾不能離身。臂擱上通常雕刻豐富的圖案，如刻書畫以作欣賞，镌座右銘以為警策，刊摯友親人贈言以為留念。臂擱以竹、檀木、玉、象牙、瓷質為材料，以竹制臂擱最多。玉制臂擱材料珍貴，傳世數量極少。象牙臂擱是到了雍正、乾隆年間才開始流行起來，而且大多是皇宮禦用品。榮齋所藏的一件青金石竹節形詩文臂擱則是錫榮先生所津津樂道的，他不斷地贊歎其材質之迥異、形态之天然、詩文雕刻之精雅，猶如贊美一位畫卷中走出的美人，而這位美人則大概是自己的女兒。

青金石仿竹節詩文臂擱

水盂、硯滴，是置于書案上的貯水器，用于貯硯水。秦漢時期即出現，形制多種多樣，以随形、象形居多，圓形的，以扁圓形居多。有嘴的稱“水注”，無嘴的則稱“水丞”。水丞的用料，有陶土、瓷品、銅質、玉石、水晶等數百餘種。清末民初，還出現如筆插、筆架形水丞。有的水丞身上刻有山水、樹木、小橋、亭台、樓閣、扶杖老人、乘舟人物等，呈現出一幅俊秀的山水人物圖畫。硯滴的形制也很多，主要形狀多為獸形，有麒麟、蟾蜍、天祿、魚、龜、天雞、獅、象等，其他還有葫蘆形、銅鼎式、茶壺式等，指尖捏起大小，十分細緻。硯滴水流細緩，正适合文人研墨之慢工細活的狀态。

文人書畫家吳悅石先生便曾在他的《快意齋論畫》中說道：“磨墨一法不可小看。磨乃砺也，千磨萬轉之中，性情、思想、學問皆随磨而出……磨墨可以磨掉火氣，磨掉短視，磨掉浮躁。苟磨墨之心尚不能安然，定性、靜觀、坐冷闆凳之功又安得而言？故調心養性，磨墨亦一良方也。”雖然沒有提到硯滴，但如此千磨萬轉又怎能少了硯滴緩緩之功呢？

琺琅文玩一套，具有水盂的功能

正如硯滴雖小物，卻能幫助磨墨，磨掉浮躁，磨掉喧嚣，調心養性，文房清玩便

是在這種蘊含着光陰哲學的文化中，寄寓着中國文人士大夫修身養性的思想世界。便是在這個被精心營造的幽靜、秀美、典雅的書齋裡，主人置身其中，可讀書、可吟詩、可唱和，可作畫、可彈琴、可對弈……還有那可坐看雲起的散漫閑逸。沒有塵嚣市擾，鳥語花香，書案、幾架上雜陳清玩，一任精神逍遙。在彈指一揮的波瀾中，文墨芬芳被浩瀚成不朽的詩篇。夜深人靜，聞蟲語，閱詩書，閑觀錦繡，摩挲清玩，不覺心事氤氲漫延，于這時光淅瀝之間，總會令人有幾分或萬壑驚雷的喜悅，或案頭孤燈的相思，或丹青椽筆的寫意，或心懷天下的**……或去縱橫九州河山……，分不清是心靈回歸還是情懷再現，隻知于劍膽琴心之中，一享那難得舒顔的清歡！而這，也正是書房主人心中獨抱高标的衣錦之處。

十八羅漢雕刻平安挂件，筒内藏八件象牙雕兵器

中國古代傳統文化中的文書工具，即筆、墨、紙、硯。文房四寶之名，起源于南北朝時期。曆史上，“文房四寶”所指之物屢有變化。在南唐時，“文房四寶”特指安徽宣城諸葛筆、安徽徽州李廷圭墨、安徽徽州澄心堂紙，安徽徽州婺源龍尾硯。自宋朝以來“文房四寶”則特指宣筆（安徽宣城)、徽墨（安徽徽州歙縣)、宣紙（安徽宣城泾縣)、歙硯（安徽徽州歙縣）、洮硯（甘肅卓尼縣）、端硯（廣東肇慶，古稱端州），元代以後湖筆（浙江湖州）漸興，宣筆漸衰，改革開放後，宣筆漸漸恢複了生機。安徽宣城是我國文房四寶最正宗的原産地，是飲譽世界的“中國文房四寶之鄉”，所産的宣紙（泾縣）、宣筆（泾縣/旌德）、徽墨（績溪/旌德）、宣硯（旌德）舉世聞名，為曆代文人墨客所追捧。

黃楊木蓮蓬

舊時對紙、墨、筆、硯四種文具的統稱。硯台，别名潤色先生，文房四寶中能傳世最久的一寶。文房謂書房。北宋蘇易簡著《文房四譜》，一名《文房四寶譜》，叙述這四種文具的品類和故事等。這些文具，制作曆史悠久，品類繁多，曆代都有著名的制品和藝人。如安徽泾縣（原屬甯國府，産紙以府治宣城為名）的宣紙，歙縣（原徽州府治）的徽墨，浙江吳興（原為湖州府治）的湖筆，安徽泾縣(原屬甯國府，産筆以府治宣城為名)的宣筆，廣東高要（原為肇慶府治，古名端州）的端硯，以及與端硯齊名的有甘肅省的洮硯、歙縣（原歙州府治）的歙硯。

葡萄雕飾随形硯

“文房四寶”指紙、墨、筆、硯四類書畫用具，已是今人皆知的常識。但“文房四寶”一辭源自何者？源起何時？卻尚有未盡之解。比如《辭海》“文房四寶”辭目的說法，便是如此：“舊時對紙、墨、筆、硯四種文具的統稱。文房謂書房，北宋蘇易簡著《文房四譜》，一名《文房四寶譜》，叙述這四種文具的品類和故實等。”

套印（五枚可以套在一起。大的四枚各五面印章，最小一枚六面印章）

《辭海》說法的模糊之處在于：“一名《文房四寶譜》”的作者是誰？另有他人？還是蘇易簡（958—997年）本人？如果是蘇本人，那麼“文房四寶”一辭就當是蘇易簡提出的。但《叢書集成》等收錄蘇易簡著作的各種文獻中，皆以《文房四譜》為書名，而未見注明《文房四寶譜》作者為蘇易簡者。也就是說，“文房四寶”一辭與蘇易簡的著作名稱，并無直接的原詞轉用關系。

便攜式筆墨，清代官員上朝，可将此器藏在靴筒中，便于路上随時修改奏折

蘇易簡不是“文房四寶”一辭的直接發明者，這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為蘇易簡《文房四譜》一書做提要時有所記載：“《宋史》本傳但稱文房四譜，與此本同。尤袤《遂初堂書目》作《文房四寶譜》，又有《續文房四寶譜》。考洪邁《歙硯說跋》，稱揭蘇氏文房譜於四寶堂，當由是而俗呼四寶，因增入書名，後來病其不雅，又改題耳。”

《四庫》提到的洪邁（1123-1202年）和尤袤（1127-1194年）生卒年代相近，但都晚于蘇易簡，二者與“文房四寶”一辭似乎都有關系。其中《四庫》在為洪邁題跋《歙硯說》等書目的提要中，更詳細地談到了上述“揭蘇氏文房譜於四寶堂”的人，是洪邁的哥哥洪适（1117-1184年）。換言之，《四庫》是說蘇易簡原著《文房四譜》本無他名，是因為洪适曾經把它揭示于徽州的四寶堂，才有人用“四寶”這種俗稱稱它為《文房四寶譜》的。因此，同為一個時期的尤袤在做《遂初堂書目》時，這才把俗稱的《文房四寶譜》等收錄了進來，也未可知。

鐘鼎文墨盒

然而問題到這裡并沒有解決，因為實際上，在比洪适早出生一百多年的蘇易簡生活的北宋時期，社會上已在普遍使用“文房四寶”一辭了。如詩人梅堯臣（1002—1060年）早就寫有“文房四寶出二郡，迩來賞愛君與予”的詩句。

由此可見，“文房四寶”一辭的來源，盡管與蘇易簡著作名稱沒有直接關系，《四庫》所記得名于洪适的說法也經不起年代差的考實，但至少在北宋時期，社會上已廣泛使用了這一詞彙，當無問題。到再晚一些的南宋初年，陸遊（1125—1210年），甚至還把“文房四寶”叫做“文房四士”：“水複山重客到稀，文房四士獨相依”。但是不知為什麼，被陸遊入題入詩、稱之頌之的“文房四士”一辭，卻沒有像“文房四寶”那樣流行并流傳下來。這大概與後者出現和使用的年代較早，更傳神地表達了紙、墨、筆、硯在書房中的地位，已被社會廣泛接受的緣故有關。

玉件，或可以承墨條

筆、墨、紙、硯在宋代已成為書房中最重要的書寫繪畫用具，有考古學上發現可作證。如福建省福州市茶園山發掘的南宋許峻墓中，就出現“文房四寶”用品被随葬的現象。再如河北張家口遼代張文藻家族壁畫墓的壁畫中，也有不止一幅迄今所見最早将筆、墨、紙、硯同繪于一處的“文房四寶”圖畫。其中7号墓“童嬉圖”壁畫中（如圖），有四童子藏于後面嬉戲的櫃子，發掘者認為是食盒，但有研究者認為，應當是文房用具，可放置紙張、畫軸、書劄等。這幅畫的墓主人張文藻卒于遼代鹹雍十年（1074年），與蘇易簡、梅堯臣等人生活的年代甚為相近。這些無不說明，如果筆、墨、紙、硯不是經曆時代的積澱，逐步形成了廣泛的社會實用基礎，那麼“文房四寶”一辭是不會在宋代終成專門用語的。

”蝶舞重陰“鎮尺

說起來，“文房四寶”中的“四寶”譜系還有據可考，但作為書寫、讀書等專用處所的“文房”的起源，卻實難考實得多。像唐代杜牧《奉和門下相公兼領相印出鎮全蜀詩》中所言“彤弓随武庫，金印逐文房”，已是我們迄今能看到的比較早的“文房”用辭了。因此說“文房”一辭于唐代就已出現，或者還可能更早一些到南北朝時期，當不至于引起太大異議。但問題是，我們這裡提到的文房，其實多屬于概念或屬性範疇，因為目前為止還沒有直接的文獻著錄、考古發現以及研究成果，能告知我們唐代的文房到底是什麼樣的具體形态。

八卦式水盂

将有關文房四寶的起源研究，延伸到與其關的書畫空間場景中，是在變筆、墨、紙、硯的靜态讨論為書畫者行為的空間動态考察。因為文物的研究方法乃至文物觀，正在發生從單體到整體再到群體的轉變，了解和複原古代書畫用具與文房乃至與文人行為之間的關系，這樣才能更全面地了解書法用具發展的史脈。換言之，如果說文房是“文房四寶”的空間載體，那麼，文人則是文房的活動主體。沒有文房承載的文房四寶是孤零散亂的用具，而沒有文人活動的文房則是沒有活力的空寂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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