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剛收官的電視劇《大考》，是一部在近年來國産劇創作中，比較獨特的作品。它聚焦于一座縣城的兩所中學，一群師生，将疫情、洪災等背景融于其中，立足于2020年的高考，以家庭和學校為單位，講述了大家協力奮戰，共度難關的故事。

喜歡這部劇的觀衆評價“如同親身經曆人生百态”“寫百姓，寫現實，寫群體中的個體，今年最精彩的群像劇”，《人民日報》評論稱該劇“反映出當下中國青年昂揚蓬勃的姿态和奮鬥拼搏的力量”。

《大考》劇照

在澎湃新聞的采訪中，愛奇藝副總裁、藝匠工作室負責人、《大考》的總制片馮微微說道，“2020年高考，不僅是學生的大考，家庭的大考，教師的大考，教育系統的大考，社會的一場‘大考’，國家的一次‘大考’。也是對于這部劇的創作團隊的一次‘大考’。”

2020年高考結束後，國家廣電總局電視劇司找到愛奇藝平台，希望能做一個以這場高考為主題的電視劇項目。2020年高考的孩子，很多都是在2003年前後出生，可以說是“生于非典，考于新冠”，這屆高考生所面對的難題，同樣也是全社會所關注和面對的難題。

在原創電視劇《大考》創作研讨會上，愛奇藝認為這是一個非常值得創作的主題，但主題先行的作品，如何破題，卻是最困難的。“我們的立足點是孩子還是家庭？應該去哪裡拍攝？采用怎樣的表現方式？它應該是什麼樣子，當時我們心裡是不清楚的。”馮微微回憶，僅是前期讨論《大考》的主創團隊就進行了三十多次會議，團隊前期調研，去了十幾所學校采風，更是采訪家長、學生、教師達上百人次，《大考》的故事、人物，才逐漸成形。

左二為制片人馮微微，右一是導演沈嚴

“高牆”不是别人設的

近年來，國劇市場不乏教育題材的爆款好劇，比如《少年派》《小歡喜》《小别離》等等，但這些作品大多将故事背景放在北上廣等一線大城市，聚焦都市中産家庭的教育焦慮和反思。然而《大考》則不同，将故事背景放在了安徽歙縣，一座大多數觀衆不算熟悉的縣城。據悉，2020年歙縣遭遇了五十年不遇的洪災，本就因疫情延期的歙縣高考，又因這場洪水而困難重重。

這樣重大的事件當然“值得書寫”，但整個主創團隊對歙縣都是陌生的，去陌生的地方進行拍攝，要面臨很多制片端的不可控風險。“對這個地方，我基本兩眼一抹黑，”馮微微說，“但事實證明，去歙縣拍太正确了”。

《大考》劇照

為了更好地了解2020年的安徽歙縣高考，主創團隊多次去了安徽黃山、歙縣等地實地勘景、采風，當地市委市政府和教育部門的領導，以及相關洪災的親曆者講述了他們的故事，主創團隊還看到一組記錄2020歙縣高考的照片，孩子們在考試，校門外，武警們守護考場，有家長自發給幫忙的武警打傘；待孩子們考完出來，有孩子自發地向武警們鞠了一躬。真實的故事和細節，感動了主創團隊，他們堅定，這段故事應該被放入《大考》之中。

《大考》劇照

馮微微坦言，在策劃創意過程當中，要不斷去推翻之前的想法是一件“痛苦”的事兒，但随着采風的不斷深入後，這些反複是值得的。

比如一開始，主創們并沒有想到要把校長作為塑造的重點之一，馮微微介紹，她與編劇宋慕歌和于法潤等一起組成前期策劃團隊，采訪了多所中學的校長，最終發現：“一所好的學校，它的靈魂人物校長非常重要的。”

“很多時候我們創作者有思維定勢，會想當然覺得主題先行的劇應該是怎樣怎樣的。”馮微微思索道，“這部劇創作的過程，對我是一個‘感悟和成長’的過程，很多時候‘高牆’真的不是别人給你設的，是我們自己心裡有一堵牆，這牆是你的認知造成的。在創作過程中，要不斷拓寬認知，在内心的高牆上打一個洞，走出這一步，你可能會發現自己是個井底之蛙。”

陳寶國 飾 校長史愛華

馮微微直言，面對各方建議，除了堅定外，還要去包容和接納，去嘗試。“我們的創作是逐漸找到答案的過程，是拓寬之前的創作視野的過程。來自外界的建議，也許能幫助我們打破固有創作方式和一些思維的條條框框。”

《大考》由《雞毛飛上天》《白鹿原》等經典國劇的編劇申捷擔任藝術總監，由他将主創團隊調研和查閱的大量資料進行梳理和破題，搭建起了清晰明确的故事結構和分集，由編劇團隊落地劇本，由導演沈嚴把握該劇整體風格，由老中青三代優秀演員貢獻貼近生活的準确表演。在主創們的共同努力之下，《大考》把高考這個時間節點的家庭記憶和疫情抗疫結合，将社會記憶、家庭記憶和國家記憶融合，既形成了宏觀的社會全景，又描繪了一個個微觀的家庭和個人。

紮根現實，才能拓展深度廣度

做完《大考》，馮微微更加深刻地認知到，現實題材劇一定要紮根于現實。馮微微表示，不管是不是主題先行，歸根到底，創作者還是想做老百姓愛看的作品。“所以一開始我們就很明确，這個故事不能懸浮，要接地氣，宏大主題，還是要以小切口進入，以人物的真實經曆去展現我們的主題。”

創作前期，在總局領導的帶領下，主創團隊與教育部有關司局進行了座談，并赴教育考試院進行了調研。主創團隊查閱了大量的資料，走訪了安徽歙縣中學、甯波鎮海中學、麗水中學、杭州第二中學、杭州學軍中學、杭州高級中學等10多所高中，采訪了北京大學、浙江大學、複旦大學、四川大學、中國傳媒大學等近10所大學的學生，先後共采訪家長、學生、教師上百人次，在這個采風的過程中，主創們逐漸意識到這個故事絕對不能想當然。

《大考》劇照

馮微微舉例，2020年的高三生因為疫情原因高考推後了一個月，“我們本來以為，推遲一個月孩子們應該是開心的”，“某種程度上來說，高考推後一個月，這也是一種教育公平的體現。”但采風調研也發現，不同區域，不同家庭情況的孩子，包括不同家長，對推遲高考這件事，态度是不一樣的。

前期采訪中有幾個孩子對主創們說過一句話：“早死早超生。”有些生活條件拮據的家庭裡就一個智能手機，甚至沒有智能手機，或者家裡網絡信号不好。“那你說這些孩子們的網課怎麼上？”怎麼解決這些孩子和家庭面臨的問題？對于這種情況，國家也配套實施了系列措施，包括劇中為了一個孩子建一座電信通訊基站的情節，同樣來自真實事件改編。

“長期以來，國産劇容易把青春成長題材做成一個象牙塔般的世界，孩子們在一個獨立于社會之外的封閉小世界中（學校），進行成長的思考，放大青春的情緒。但現實生活并非如此，校園是社會的一部分，在社會與家庭正在面對的議題和困境面前，孩子們無法置身事外，校園并非庇護他們外物不擾的烏托邦。而《大考》所做的嘗試，是提升了相對垂直内容領域的青春題材的格局，拓展了青春題材主題的深度和廣度，讓它有了成為全民向作品的可能性。”

“而主題的廣度和深度用什麼去拓展？一是要加入更大範圍觀衆群體所關注的議題，二是人物的真實性要讓觀衆有所共鳴。”馮微微直言，在一開始的創作中，導演沈嚴、藝術總監申捷、總編劇聶成帥和愛奇藝團隊就達成一緻，“我們一定要規避所謂的‘偉光正’、‘高大上’的人物。”

《大考》中，設置了一座縣城的兩所高中，兩位高中校長，一個是堅持素質教育的史愛華，一個是更注重如何提高學生成績的王本中，雖然二人教學理念迥然不同，但人物塑造卻都樸素真實。

馮微微提到，史校長的原型來自甯波鎮海中學的吳國平校長。“吳校長就是主張素質教育，關心學生的心理問題，他每天晚上都會去巡視校園，一開始我們還以為他作秀，結果我們連蹲了好幾天，發現人家的日常就是這樣。”

王本中是廣大觀衆更熟悉的高中校長形象，組織高考誓師大會，給高考生大打“雞血”，要求學生們一大早就開始學習。校長在劇中說，“我們的題，都是老師們做出來以後再讓孩子們做”。這也是主創團隊采風所得的細節：鎮海中學的老師為了避免學生們無效刷題，會把所有的題都自己做一遍，老師都做不出，就不給學生們做；老師做得出的，也要先找到最優解再給學生們。

王千源 飾 校長王本中

像主人公之一“留守少女”田雯雯，也有原型人物，是主創們在采風過程中得知：一個即将高考的孩子在疫情期間獨居了一個月。劇中高銘宇這樣的孩子，在一線城市為背景的類似題材作品中很難被書寫到，他來自貧困的農村家庭，又要照顧患病的爺爺，又要面對人生最重要的考試，人物原型是麗水中學一位成績優異的特困生。

李庚希 飾 田雯雯

還有一些讓觀衆印象深刻的故事情節，也有原型故事，比如史校長升國旗的橋段，這是主創們在浙江采風中發現，麗水中學的一位老師，疫情期間獨自主持升旗儀式，師生在線上觀看。播出後，網友們紛紛對這個情節點贊，留言被感動到了。還有高考前最後一課，學生給老師寫信的段落，故事原型為杭州學軍中學的陳萍校長，學生在畢業前給她寫信，稱陳萍校長是“能記住學生名字的校長”。主創們将這個情節呈現到劇中後，也得到了不少年輕觀衆的好評。

升旗

據馮微微介紹，《大考》故事裡，除了學生和家長，校長和老師，社會方方面面的群像人物，也多有編劇團隊采風得來的原型人物和細節。社區工作者、醫護工作者、人民警察......各行各業的從業者，在洪災和疫情時助孩子們全力赴考，送孩子們渡過人生中很重要的一條河，因這些人物皆生動具體，這樣的劇情才能迸發出溫暖的力量。

事非經過不知難

2022年2月建組，4月開機，9月便開播，《大考》經曆了極其緊張的創作周期。馮微微和沈嚴導演是第一次合作，她對沈嚴導演非常贊賞，認為他是一個在内容理解和影像風格把握上都非常優秀的導演，經曆了這次考驗不斷的拍攝過程，她笑言，跟導演應是建立起了“革命友誼”。

拍攝時期最大的考驗，來自疫情下的不确定性。《大考》劇組先後碰到了上海、杭州、金華、南京、北京、安徽徽州的疫情。因為疫情，部分已經定好的演員無法進組拍攝，隻能臨時換角；全劇70多個實地場景，幾乎每一個景，都要面對疫情帶來的可能的變數，有一些拍攝因為這些不确定因素進行調整。“明天要拍了，今天告知，因疫情防控拍不了”。

即使當地市委市政府、教育單位、醫療單位、鐵路部門已經全力支持拍攝需要，但劇組依然要面對疫情帶來的實際困難以及當地群衆可能的擔憂。對于劇組來說，停拍一天所産生的超支損失都是難以估量的，同時對全組人員的内心也是一種煎熬。而《大考》中間停拍了5天。

“劇組的部分車輛牌照是外地的，當地個别居民因為緊張疫情會投訴；在學校拍攝，部分家長怕人群聚集有風險，影響孩子們上課，這種擔憂我們都很能理解。”

最難的一次，是上海疫情期間，《大考》要在高鐵黃山北站拍攝，高鐵黃山北站屬于蕪湖車務段管轄，隸屬于中國鐵路上海局。疫情期間，鐵路管理嚴格，在公司首席内容官王曉晖的協調下，中國鐵路上海局克服種種困難，給予了劇組拍攝大力支持。“疫情期間，高鐵站的工作人員需要考慮旅客安全、行駛安全和消殺問題。所以我們必須在絕對安全的前提下才能進行拍攝。”

關關難過，關關得過，馮微微自嘲，拍《大考》期間，她關起門來偷偷哭了好幾回。“但大家都難，都不容易，我們在拍《大考》，而整個社會正在經曆這場‘大考’，我們要理解。”

“這一生很難有這樣的制片經曆了，我希望這樣的經曆，一次就夠了。”馮微微說道，“《大考》從頭到尾，我認為我們沒有一句話、一場戲是在說教。因為我們自己經曆了，感動了，難過了。做完《大考》我大概率不會輕易再說‘感同身受’幾個字，事非經過不知難，我現在更加尊重敬佩堅持現實主義題材創作的同行們了，比如同期在安徽拍攝《縣委大院》的正午陽光的同行們，他們也很難。”

制片人要有“成本意識”

馮微微談到，愛奇藝近年來深耕現實主義題材，聚焦高質量頭部内容。從前幾年引發強烈社會反響的《山海情》《覺醒年代》等，到今年的《人世間》《警察榮譽》《親愛的小孩》，既有時代背景下的宏觀叙事，也有聚焦當下的社會議題，但無一不是在傳統話題中尋求創新表達。“愛奇藝一直在鼓勵創新，希望能不落俗套地做現實題材作品”，馮微微認為，這是“平台基因”：“愛奇藝去年是降本增效，今年是冷靜增長，但愛奇藝整個策略升級的過程當中，都堅守着‘不惜一切代價打造好内容’的原則。”

作為制片人，往往經常面對一組矛盾：藝術質量和成本控制。“一個稱職的制片人，必須有成本意識。”馮微微道，“但制片人還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去制片人化。”

“制片人當然很重要，但要明白自己什麼時候該強烈的存在，什麼時候要弱化甚至無視自己的存在。”

在《大考》拍攝的全程，馮微微都在劇組，可通常都處在“隐身狀态”，即“在某個角落呆着，盡量讓大家不會注意到我”。在她看來，拍攝是導演的主場， “如果我們在拍攝意見上有細微的不一緻，一定以導演的意見為準。”但當劇組面對一些制片的現實難題，比如場景出了問題，制片人就得上了，要去解決問題，要給大家安全感：沒問題，明天一定能拍。“制片人不是導演，不是編劇，那制片人要做的是什麼？要激發各個部門所有創作人員，擰成一股繩。”

“制片人要明确自己的位置，你什麼時候做那個托底的人，什麼時候做那個放手的人。”她認為，隻有這樣，才能最大程度激發團隊的創作激情，提高創作效率，“正如《大考》表達的主題一樣，隻有形成合力，衆志成城，才能解決困境和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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