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東晉滅亡前，佛教已經在中國完成了較為全面的傳播。“征服”這個詞語，含義就是“傳播與适應”，既有佛教在中國的傳播，也有佛教對于中國社會的适應，這是雙向的過程。

一、漢代初傳。在國内還隻是零星分布，少數國外僧人，通過口頭講解的方式，在中國傳播佛教經文，佛教僅僅在洛陽、彭城等少數城市初具規模。

二、西晉進入上層。佛教開始被上層士大夫接納，形成了士大夫佛教。到了東晉十六國時期，南北方各大政權的王室和貴族，基本接受了佛教。

三、東晉流行民間。高僧慧遠完善了一套簡單易行、适合中國社會文化環境的修行方法，比如念誦阿彌陀佛這樣的辦法，使得信衆能方便地修行佛教，讓普通百姓也接納了佛教。到這時，佛教算是徹底征服了中國。

一、佛經翻譯，國外僧人口授的翻譯，如安息僧人安世高、龜茲僧人鸠摩羅什；通曉外語的中國僧人直接翻譯外國佛經，如西晉高僧法護等人。

二、出國求取佛教經文。西晉時期的僧人法護，出生于敦煌，熟練掌握了中亞各個國家的語言，曾經周遊中亞三十六國，在那裡獲得了大量的佛經。回國後的法護在長安被譽為“敦煌菩薩”。

三、佛經的整理。佛教流派衆多、譯本各有優劣。東晉的高僧道安，寫成《綜理衆經目錄》，對佛經的年代、翻譯的時間、經文的真僞優劣，做了系統梳理，算是中國佛學研究的第一人。

四、完善修行的戒律。為了約束佛教僧團，戒律的存在顯得十分必要。東晉道安翻譯了佛教戒律的經典，并且自主創立了大量戒規制度，包含焚香、講經、飲食等方方面面的内容，用來約束佛教信衆。

一、漢人士大夫接受佛教的原因

1、佛教在那時還是比較高深的哲學，受過教育、有一定知識基礎的士大夫更容易理解、接納佛教思想。

2、魏晉時期盛行的玄學與佛教有一定相似之處，這為士大夫接納佛教提供了思想基礎。

3、魏晉時期社會動蕩，戰争政變頻繁，生命在這種環境中顯得格外脆弱。在這種時代背景下，清靜的佛門成為了他們從心靈上躲避亂世的落腳點。

二、東晉王室接納佛教：整個東晉時期，士大夫能夠左右皇帝的判斷，東晉的王室便有機會接觸到佛教，王室開始資助寺廟的修建，供養僧人集團。例如，東晉簡文帝不僅自己皈依佛教，還出資修建精舍，也就是佛寺，以供僧人居住。

三、東晉佛教滲透後的表現

1、許多士大夫或是皈依佛門，或是成為了當時名僧的信衆。

2、僧人能與王室建立起直接、親密的聯系。

3、佛教、玄學與儒家思想的融合。

四、北方少數民族政權接納佛教：神秘主義與特殊能力。

五、百姓們接受佛教：東晉時期的慧遠和尚和淨土宗法門。

慧遠和尚：是高僧道安的弟子，也是廬山僧團的創始人。他主張一系列簡單易行法門，老少皆宜，聰敏還是愚鈍，一概全收。

修行方法：

1）念佛，就是念誦阿彌陀佛。這種方法要求不高，隻要信徒能在三個月内不去想物質享受，保持靈魂的潔淨，在一個清靜的地方念誦阿彌陀佛，七天後，佛就會出現在面前，向信衆宣講佛法。

2）禅定，就是排除意識中的雜念，保持清靜的狀态，擴大感知範圍，接近真實的智慧。慧遠認為，這樣能淨化靈魂中的迷惑、欲望，暫時達到解脫的境界。

3）佛像崇拜，是慧遠和他的廬山僧團最特别的地方，慧遠經常使用佛像，并格外強調它的重要性。這對俗家信衆來說，佛就在眼前，便于集中精力，排除雜念。

一、政治經濟上的分歧。封建社會傳統的社會秩序講究的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每一寸土地、每一位百姓，都應該納入朝廷的管轄範圍。士大夫們認為，僧人們脫離了既有的社會秩序，不敬帝王，不服兵役，不納賦稅，這是絕對不能容忍的。

二、功利主義的分歧。有些士大夫認為，佛教理論是完全無法在現實生活中被證實的，佛教既不能讓皇帝延年益壽，也不能讓國家風調雨順，建立佛寺還要耗費不少錢财，還會讓百姓們平生恐懼，每天擔驚受怕，實在看不出有佛教什麼積極作用。

三、文化優越感導緻的分歧。中國傳統觀念中，認為外國人比中國人差、外國文化遠遠比不上中國文化。攻擊者認為，中國傳統經典中的聖人，例如孔子、孟子他們，從來沒有提到過佛教，這說明佛教必然沒有可取之處。那些信仰佛教的僧人，要麼是沒有文化的笨蛋，要麼是道德淪喪的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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