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國悠久的曆史中，河南、河北這片區域自古就是華夏文明的核心地帶，二者以黃河為界而名，這是很多人都認同的說法。但是也有些人很認真，會拿出地圖來問你，既然如此，為何黃河以北的濟源、焦作、新鄉、鶴壁、安陽、濮陽這些地級市卻隸屬于河南省？于是，有人就認為河南、河北的“河”是指漳河而非黃河，那到底是哪條河呢？

古人經常都會山川河流等作為參照物來命名地名，以山脈和河流為界劃分行政區劃，把山的同側、河流同岸的土地和人口劃在一起，這樣便于管理和交流，這就是所謂的“山川形便”原則。這樣的例子很多，如我們非常熟悉的山東、山西以太行山為界，湖南、湖北以洞庭湖為界等等，毫無疑問，河南、河北一定也是以某一條河為界。如果從現代地理意義上來看，說河南、河北大體以漳河為界是沒有什麼問題的。但是河南、河北的概念并非現在才有，如果追根溯源的話，我們就不能以如今的區劃去套概念，否則就犯了刻舟求劍的錯誤。從曆史角度來看，漳河無論體量還是影響力，都不足以有成為劃分河北、河南的地标資格。

漳河，發源于山西省東南部太行山腹地，上遊是清漳河和濁漳河兩河在涉縣合漳村彙合後方為漳河，至河北省邯鄲市館陶縣與衛河合流，稱漳衛河，然後流入海河水系的南運河，長約400餘公裡。相比全長約5464公裡、跨9個省（自治區）的黃河來說，漳河的體量幾乎不值一提，而且影響力也非常小，除了它流經之地，其它地方的人對這條河流知之甚少。

曆史上的河南、河北确實不是以漳河為界來定義的，唐代設置河北道，所轄範圍和如今的河北省大緻相同，與當時的河南道以黃河為界。河南道範圍很大，北至黃河，南至淮河，西至中牟一線，東面包括整個山東在内。毫無疑問當時河北道、河南道中的“河”就是黃河。元朝時由于疆域遼闊，基本上都是大塊劃分的省級區劃，河南江北行省大體上北以黃河為界，南至長江，西至今陝鄂、鄂渝交界地帶，東至大海。河南江北行省與北面的中書省之間在如今的河南省境内大體上仍是以黃河為界的，盡管當時的黃河已經改道從開封、蘭考一帶南流，奪淮入海。

黃河以北出現河南省的地盤大緻是從明朝開始的，元末明初朱元璋在基本上掃平南方後開始準備北伐，他定下戰略“先取山東，撤其屏蔽；旋師河南。斷其羽翼，拔潼關以守之，據其戶檻；天下形勢為我掌握。”由南攻北，曆史上少有成功之例，朱元璋也是在摸着石頭過河，每一步都走得很穩，很快就占據山東、河南開封、洛陽等地，劍指元大都（北京）。

朱元璋派徐達北渡黃河攻下懷慶、衛輝、彰德一帶，設置懷慶府、衛輝府、彰德府，交由汴梁（開封）管轄。此舉可以說是戰時的暫時性舉措，但攻下大都後，朱元璋仍把原屬河北的三府懷慶府（今焦作、濟源一帶）、衛輝府（今新鄉一帶）、彰德府（今安陽、鶴壁一帶）劃給河南管轄，這就比較有意思了。

北元殘餘勢力雖然遠遁大漠，但是對新成立的明朝來說，始終是心腹大患，說不定什麼時候殺個回馬槍。河北三府懷慶府、衛輝府、彰德府劃入河南，确保在黃河以北打入楔子，萬一出現意外，也不會讓殘元拒黃河天險而守，具有重要的軍事意義。在這方面，朱元璋深得區劃劃分上“犬牙交錯”原則的精髓，即使不是為了對付元朝殘餘勢力，也可以減少内部憑借山川形勝而出現割據勢力的概率。前有唐朝時安史之亂為鑒，安祿山起兵後快速推至黃河一線，搶占黃河天險，大唐朝廷非常被動，差點被掀翻。

還有一種看法，認為朱元璋之所以将河北三府劃給河南，是因為他準備遷都河南，需要給未來的都城留下足夠的安全範圍。朱元璋也曾派太子朱标考察洛陽等地，但是遷都的事始終未能成行，直至朱棣通過靖難之役登基後才遷都北京。此後一直到清朝，河北地區成了京師直隸，乃京畿重地，朝廷對其防禦也是非常重視。看明清時期的京師一帶的地圖，你會發現直隸的轄區在南邊有一個小尾巴，将山東和河南隔開，一直延伸到黃河附近，可見當時對黃河天險的重視以及其中暗含的“犬牙交錯”的理念。

1928年，直隸省改稱河北省。1949年後，黃河之北的新鄉、安陽、濮陽等地曾短暫隸屬于平原省，在平原省撤銷後又劃回河南省，之後經過一些細微的變動，才出現如今河北、河南大體以漳河為界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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