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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林賦臨摹 瘦金體

作者：鐘 濤（中國傳媒大學人文學院教授）

《觀我生賦》是顔之推晚年創作的自傳體賦。顔之推梁亡後被俘入北，輾轉流寓北方，曆仕多朝。此賦寫于其初入北周時，以自身經曆為線索串連曆史，記叙了他一生三化的人生際遇，包含了侯景之亂、江陵陷落、周滅齊等重要曆史事件，真實再現了顔之推在南北朝後期社會動蕩中的播遷經曆和自我感受。自傳體賦源出于楚辭，從陳氏族、列祖考到叙發迹、述經曆，有記叙的成分，但偏重抒情。六朝時期，自傳體賦由主觀抒情性向客觀曆史性轉變，将人生遭際與曆史環境相結合，在曆史背景下書寫人生，完成作者自我形象的塑造，并将曆史的描寫放在突出位置上，将反思曆史作為重要目的。此賦與同時期的庾信《哀江南賦》一樣，在叙寫曆史中審視自我，用實錄的手法記錄時代的興衰，從獨到的視角客觀審視曆史因革，從環境的變化中透視人生，既塑造了作者真實的自我形象，又描摹出一幅廣闊的曆史畫卷。但《觀我生賦》與其他自傳賦在書寫體式上有很大不同，它的自傳性不僅體現在賦的正文上，還表現在賦的自注中。此賦見載于《北齊書·文苑傳》顔之推本傳，以兩種不同的文體書寫。顔之推為了更好地進行自我表達以便讓讀者更好地理解，在賦文中加入注釋，除有韻的賦文外，還有散體的自注，約1700餘字，正文加自注共3700多字。《觀我生賦》自注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具有獨特性，反映了賦中自注體式的新變。

顧恺之《洛神賦圖》（局部） 資料圖片

經傳的注疏出現最早，其次是子部、史部的注釋，集部的注釋出現較晚，集部中最先出現的是賦注。漢代已經有成熟的賦注。魏晉南北朝時期，賦注更是繁盛發達，并出現了多種形态，有他注、自注、賦圖、賦音等。賦家為自己賦作加注的現象并非始于《觀我生賦》。謝靈運《山居賦》及其自注完整收錄于《宋書·謝靈運傳》中，前人普遍認為是開賦作自注先河之作。謝靈運《山居賦》自注偏于義訓，重在訓釋字詞名物，還常引經據典，闡發文意，延伸和補充賦文意蘊。如賦文雲：“仰前哲之遺訓，俯性情之所便。奉微軀以宴息，保自事以乘閑。愧班生之夙悟，慚尚子之晚妍。年與疾而偕來，志乘拙而俱旋。謝平生于知遊，栖清曠于山川。”自注雲：“謂經始此山，遺訓于後也。性情各有所便，山居是其宜也。《易》雲：‘向晦之宴息。’莊周雲：‘自事其心。’此二是其所處。班嗣本不染世，故曰夙悟；尚平未能去累，故曰晚妍。想遲二人，更以年衰疾至。志寡求拙曰乘，并可山居。曰與知遊别，故曰謝平生；就山川，故曰栖清曠。”總釋此段賦文意義，指出所據經典，并進一步闡明文意。自注與他注完全站在他者立場訓诂釋義不同，而更多地是注家自己想要表達的與賦文一緻的願望。正文中謝靈運對始甯墅一草一木精心刻畫，以此來宣揚鐘情于山水的隐逸之情，自注文字與正文一樣，釋義引文亦多宣山居之樂，達自适之情，與正文表情達意具有重複性。《山居賦》自注在一個相對完整的段落之後，插入意思相近的自注文段，與佛經合本子注“事類相對”的體式相近。謝靈運所處時代，合本子注已經廣泛傳播，《山居賦》自注體式可能從佛經合本子注中獲得啟發。

《觀我生賦》自注将《山居賦》自注闡釋義理轉變為增補與正文相關的本事史實。相較于《山居賦》自注，《觀我生賦》自注在内容上有了實質性的變化，不再對詞句進行直接的解釋，幾乎沒有訓釋賦文任何一個典故的來源，自注中沒有單純的義訓和直接述意抒情的内容，更多是直接叙事，增補史事，變說明性文字為叙述性文字。自注專釋身世，自叙家庭出身、仕宦經曆、輾轉南北的曲折艱難，南北社會文化的相關事件等，用史家筆法，叙述自身經曆與家族史，輻射蕭梁以及北齊的社會鼎革。賦正文與自注相互密切配合。如正文對梁朝侯景之亂的原因，平亂戰争中諸王為私利觀望的态度已經有所揭示，在自注中又進一步詳細描述了戰争的發生過程和諸多子殒侄攻、昆圍叔襲的曆史細節：梁武帝納亡人為反叛之基，蕭正德懷恨投北後，求征侯景，失敗後投降；侯景立之為主，以攻台城；台城陷落後，身處江陵的湘東王蕭繹遣世子攻伐河東，世子信用群小，為亂兵所害，等等。正文說自己初任職“未成冠而登仕，财解履以從軍”，自注則明确說“時年十九，釋褐湘東國右常侍，以軍攻加鎮西墨曹參軍”。正文說自己任職北齊文林館，參與修書“纂書盛化之旁，待诏崇文之裡”，自注則具體寫到“齊武平中，署文林館待诏者仆射陽休之、祖孝征以下三十餘人，之推專掌，其撰《修文殿禦覽》《續文章流别》等皆詣進賢門奏之”。自注與史書自注掇異補缺實為一徑，正文與自注各自發揮自身體式特點，相輔相成。正文拘泥于聲律，不能将史實及其緣由事事揭橥，自注以散體形式，用無韻之筆，補充有韻之賦不便叙述之處，拓展了賦體的叙事紀實功能，容納了更為豐富的社會曆史信息，賦正文與自注共同構成波瀾壯闊的自傳體史詩。

從謝靈運《山居賦》自注到顔之推《觀我生賦》自注，六朝賦體自注有很大變化，呈現出兩種體式。經傳之注主要是訓釋字詞、發明經義，史書之注則多是掇異補缺、增補史事。集部作品的注釋，更多受到前者的影響。賦注是繼經傳注後出現的文學注疏體，基本延續經傳注疏章句訓诂的傳統。《山居賦》自注偏重義訓，力求面面俱到，賦文自表幽居，自注複詳作疏釋，自贊自解，唯求意盡，是較為典型的以訓釋字詞、疏通文意為重的經注體。《觀我生賦》自注受《山居賦》自注影響，但又有很大不同，将賦中自注由釋典義理轉變為增補賦文未明本事，不闌入注詞釋典，更多表現出以增補事緒、擴展内容為主的史注體特征。劉知幾在《史通·補注》中認為，史臣因“才阙倫叙”而為自己書寫的史書作注，自注的内容去掉蕪雜則“意有所吝”，全部記載則又“言有所妨”。為了補史之阙文，又能使正文流暢，表述詳贍，将注釋附列于正文後，既能使史筆簡潔，又能增補史事。賦體自注在賦正文後補叙史實，其作用和意義相同。

賦體自注是六朝賦的體式創新。但于賦作文體的圓融而言，于賦文中夾置散體注釋，對賦家的寫作思路和賦作的文氣流暢，畢竟有所滞塞，故而于賦中作自注這種書寫形式，雖在後世時有繼作，卻并未成為賦的書寫常态。錢鐘書先生很推崇《觀我生賦》自注，認為庾信《哀江南賦》沒有此類自注是憾事。《觀我生賦》自注與正文共存于同一文本，不訓釋名物，闡發意義，僅寫明和正文相關的本事，與正文的自傳性叙述相互融合，是叙事的有機組成部分，既有文學意義，也有史學價值。

《光明日報》（ 2020年01月13日1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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