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知道，曆史是人寫出來的，所以，肯定會摻雜作者的主觀情緒。因為，後人在研究曆史的過程中，往往會對某曆史事件、曆史人物持有不同的觀點，因此，史學界從不乏辯論和争議。

可以說，在我國古代的曆史人物裡，曹操無疑是最具争議的角色之一。

有人說他是禍亂天下的奸臣，有人說他是匡扶朝政的豪傑，亦有人說他是企圖篡漢的枭雄。一句“甯我負天下人，毋天下人負我”，讓曹孟德成為了史上最“招黑”的政治家。而《觀滄海》等慷慨名作，也賦予了他受萬世景仰的資本。

就筆者本人而言，曹操之所以聲名不佳，多半要“歸功”于“擁蜀反魏”的《三國演義》。

該書的作者羅貫中先生以這種頗具主觀色彩的架構，直接将曹操批為“挾天子以令諸侯”的罪魁禍首。于是，随着《三國演義》的盛行，在未來數百年裡誕生的戲曲、文學作品均沿用了這種框架，将曹操徹底打造成世人不齒的壞人。但實際上，曹操的形象在《三國演義》面世之前還算不錯。

在陳壽所撰的《三國志》裡，我們能看到這樣的基調，那就是：魏國才是漢之正統。

從一個細節上，我們就能看出，陳壽先生對曹魏頗多褒揚。在《三國志》裡，總共收錄了十五卷的《蜀書》，二十卷的《吳書》，而《魏書》的部分足有《蜀書》的一倍，有三十卷。如果，不是傾向于曹魏，他是斷然不會将該勢力如此大書特書的。

此外，從對書中諸侯的稱謂上，我們也能看出陳壽先生對曹操的尊敬。陳壽稱曹操為“太祖武皇帝”，而隻是管劉備、孫權兩人稱作“先主”和“吳主”，這足以看出，在陳壽心中曹操的地位遠高于後者。此外，還有他擁有稱帝的合法性，以及所建立的曹魏屬于漢之正統。

唐朝時期，李世民在遠征高麗的過程中，有感于自己建立大唐盛世的經曆，親手為曹操寫了一篇祭文：

“帝以雄武之姿，當艱難之運，棟梁之任，同乎曩時，匡正之功，異于往代。”

雖然，李世民此舉，有借曹操替自己歌功頌德之嫌，但能被英明神武的唐太宗給予這般待遇，足以說明曹操擁有流芳百世的資本。

但比較有意思的是，在國家紛亂的南北朝時期，時人對曹操的評價卻發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轉折。當時，裴松之在注解三國志時，就引用了大量讓曹操聲名掃地的負面内容。從這裡我們能看到，但凡盛世，國家由強盛的統治者治理時，曹操的評價便偏向于正面。一旦國家運勢衰微，面臨内憂外患（像漢末一樣）時，就會将曹操批判為圖謀不軌的奸佞之徒。

例如：在北宋司馬光寫《資治通鑒》這部巨著時，北宋正值強勢期。所以，在該書中，曹操的形象是非常正面的。整部《資治通鑒》，在講起三國史時，都沿用了曹魏紀年。顯然，司馬光認為曹魏才是三國之中的主流，亦是繼承了漢魂的正統。

然而，到了南宋時期，宋人對曹操的印象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轉折。當時的南宋偏安一隅，這種際遇讓宋人對蜀漢有了極高的代入感，以至于“尊蜀貶魏”的思想扶搖直上。在南宋名著《資治通鑒綱目》中，描寫三國部分的内容開始采用蜀漢紀年。

到了元朝，漢人飽受蒙古統治者壓制，所以，“反曹”情緒自然高漲。之後，這種情緒持續到羅貫中所處的明朝，已經成了思維定式，幾乎沒人肯為曹操“翻案”。此外，随着《三國演義》的普及，使曹操形象更加臉譜化。這種思維自南宋而始，一直持續到今天。

所以，直到現在，我們仍能看到不少貶低曹操的論調。

其實，最讓曹操的形象“深入人心”的，還是盛行于乾隆之後的京劇。在京劇臉譜中，曹操的臉譜形象家喻戶曉——白臉。畢竟，京劇是一種表演形式，所以，難免會将人物塑造的過分極端。例如：在京劇中，我們所看到的劉備形象是非常極端的治世明君，而曹操就是不折不扣的惡人。

之所以會出現這種情況，是因為滿清統治者需要諸葛亮、關羽這樣的忠義之臣，不需要曹操這種妨礙中央集權的政治家。但實際上，作為曆史愛好者的我們，不應該被這些時代的偏見左右。沒有絕對的善惡，而曹操隻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存在，若僅以“奸邪”或“忠義”将其蓋棺論定，并不明智。

其實，時人對曹操的各種評價都是各自的觀點，或者說是當時社會的形勢所趨，并沒有一個固定的評論。正所謂，金無足赤人無完人，不管是過去還是現在，不管對任何人的評價，都不能一概而論。畢竟，世間根本沒有完美之人，更何況身處亂世的曹操了。

此外，不管曹操是哪種形象，都不影響他英雄的一面。畢竟，在戰亂的三國時代，曹操的确堪稱一代枭雄。

參考資料：

【《三國志·魏書·武帝紀第一》、《三國志·魏書十七》、《三國志·魏書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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