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醫科大學通識教育部教授 楊曉霖

19世紀末，德國微生物學家羅伯特·科赫(1843~1910年)的研究所裡聚集了大量被稱為“微生物獵手”的人才。該研究所以科赫為圓心，在他與助手及學生間形成開創性的科學合力，在多個領域實現突破，為人類帶來福祉，人稱“科赫學派”。科赫學派中，日本的北裡柴三郎不僅成功培養了破傷風菌，确立了血清療法，回到日本後還開創了日本細菌學和免疫學的新時代。

科赫可謂北裡柴三郎的伯樂。1884年，北裡在東京市發現雞霍亂菌，又在長崎證實了霍亂菌的存在。而在一年前，科赫更早地發現了霍亂弧菌，這讓北裡對科赫心懷敬仰。1885年底，鑒于北裡出色的工作成績，日本内務省衛生局推薦他留學德國。據此，北裡進入柏林大學的科赫研究所學習細菌學，成為科赫的得意門生。

1889年，北裡在科赫的指導下，成功進行了嚴格厭氧的病原體——破傷風芽孢杆菌的純培養，獲得了破傷風杆菌最早的純培養菌株。次年，北裡研發出治療破傷風的抗毒素。這是許多細菌學者都未能突破的課題，科赫對他更加刮目相看。

1890年10月，科赫寫信給日本内務省，幫北裡申請延期回國，與他共同研究結核杆菌和抗毒素。之後，成功留下的北裡與科赫的另一名學生貝林一起參與導師的科研工作，他們通過注射含有抗黴素的血清實現了對破傷風的免疫。兩人聯名發表了一篇具有裡程碑意義的論文，從此開啟了血清免疫學這一新領域，也讓他們兩位蜚聲國際。

1892年5月，在德國深造7年的北裡載譽返回日本。當時日本各地傳染病流行，霍亂、天花等疾病肆虐。回國前，德國政府為北裡頒發了教授證書，那是德國頒給外國人的第一張教授證書。而且，德國柏林大學、英國劍橋大學和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都想聘請北裡，但都被他婉拒。

北裡返回祖國後，卻一直沒有受到重用。究其緣由，是北裡得罪了緒方正規，這位老先生是北裡在東京大學醫學院的細菌學啟蒙恩師，也是日本現代衛生學之父。留學德國的北裡曾公開發表論文從科學角度批判緒方正規的腳氣病細菌說，指出緒方無法證明所發現的細菌就是腳氣病的緻病原。一經面世，這篇論文就立即引起日本醫界轟動，也激起了帝國大學醫科大學師生的不滿。背上“忘恩之輩”罵名的北裡隻好以“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為自己辯護。

法國人亞曆山大·耶爾森也是科赫的學生，他與北裡素未謀面，卻屢次出現交集。首先，耶爾森在法國的巴斯德研究證實白喉杆菌是白喉的緻病菌，并通過巧妙實驗發現了這種細菌釋放的外毒素。正因為他先發現白喉毒素，北裡才得以開發抗毒血清。後來，香港暴發鼠疫時，耶爾森獲派進入“疫埠”調查，當時的北裡正在香港主持鼠疫病原研究工作。耶爾森和北裡幾乎同時宣稱發現瘟疫病原，分别命名為“巴氏鼠疫杆菌”(以紀念微生物界的前輩巴斯德)和“北裡杆菌”。但很快，緒方正規的擁趸、東京大學教授青山胤通揭發北裡杆菌與耶爾森發現的不是同一種細菌。随後，耶爾森在巴氏鼠疫杆菌研究的基礎上發明了抗鼠疫血清，以治療鼠疫患者。之後，北裡在《柳葉刀》上發表認錯文章，承認自己所發現的不是鼠疫杆菌。因此，1894年的香港之行成為北裡柴三郎學術事業的滑鐵盧，北裡從職業生涯的巅峰突然墜落下來。

與科赫一樣，北裡後來也創立了自己的實驗室和研究所，兩人分别成為各自國家重要醫療機構的奠基者，并培養出衆多傑出學生。在日本，北裡擔任了私立慶應大學創始人福澤谕吉設立的傳染病研究所的第一任所長，後又自籌資金建立私立北裡研究所(北裡大學的前身)。後來，為報福澤谕吉的知遇和資助之恩，北裡創建了慶應大學醫學部。這個過程中，北裡柴三郎在其各個研究機構中都培養了大批優秀的日本醫學家，他們之中有發現痢疾杆菌的志賀潔、成功純培養梅毒螺旋菌的野口英世、發明腸壁内原菌培養法的遠藤滋、成功研制出梅毒特效藥的秦佐八郎等。

雖然名聲深受香港之疫影響，但直至1931年病逝，北裡一直緻力于傳染病預防、細菌學家培養和醫療體制構建等。他也成為日本醫師協會的創始人，被公認為日本細菌學之父和日本近代醫療的奠基者之一。為紀念北裡的貢獻，日本醫學界設有北裡獎。去年，日本公布了新版1000日元紙币的頭像人物，正是北裡柴三郎。

現代醫學教育之父威廉·奧斯勒說，為醫學帶來榮耀的不是醫學院的數目，也不是琳琅滿目的醫院建築，而是披荊斬棘的醫學前輩。以嚴厲出名的北裡經常怒斥不認真做實驗的學生，其震懾力堪比雷公，因而，他也被野口英世和志賀潔等弟子稱為“Donner先生”(德語意為“雷神”)。北裡傳承着科赫“細菌學為生命之杖”的理念，培養了大批日本醫學人才，被譽為“東方科赫”，可見後輩對其的仰望和敬畏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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