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後教師七十年來的變化?“90後”教師給教育者群體帶來了變化也許因為他們成長于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浪潮中，也許因為他們直面群體特征更加明顯的“00後”，作為獨生子女一代的他們，脫離了物質匮乏的年代，有着高孤獨感、高競争感、高話語權、高情感負擔同時也有着學習能力強、同理心強、獨立思考能力強等優點他們自稱是“佛系”的一代，是“步入中年”的一代，是“文藝範兒”的一代，是帶着“長輩壓力、同輩壓力”，且要最早直面“00後”的一代，接下來我們就來聊聊關于90後教師七十年來的變化?以下内容大家不妨參考一二希望能幫到您!

90後教師七十年來的變化

“90後”教師給教育者群體帶來了變化。也許因為他們成長于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浪潮中，也許因為他們直面群體特征更加明顯的“00後”，作為獨生子女一代的他們，脫離了物質匮乏的年代，有着高孤獨感、高競争感、高話語權、高情感負擔。同時也有着學習能力強、同理心強、獨立思考能力強等優點。他們自稱是“佛系”的一代，是“步入中年”的一代，是“文藝範兒”的一代，是帶着“長輩壓力、同輩壓力”，且要最早直面“00後”的一代。

本期《教育家》，走進北京“90後”教師群體。作為國家教育高地，也作為個體價值噴湧的大都市，北京，承載了太多“90後”的喜怒哀樂，夢想與現實。當然，也包括這些“90後”教師們。

相親“這件事是應該做的”

“看了你的采訪提綱，我覺得是在填一個相親資料，哈哈”，初次見到北京某中學的“90後”教師呂奕歡，她以這樣的方式調侃。

1994年出生的呂奕歡在這所學校任高中語文教師兼班主任已經3年了，她目前單身，沒能擺脫“單身貴族”的她确實有些遺憾，“以前覺得工作更重要，很吝啬花在個人方面的時間，比如有一個學生找我，同時有人給我安排了一次相親，我一定會選擇學生。”

北京，中國單身青年最多的城市，根據淘寶和大衆點評鮮花訂單量，每年情人節，北京都會送出全國最多的花。北京的“90後”男女教師們，是一個相對特别的存在，他們從畢業開始，就自動進入了“被相親”群體。同事們的“見個面”，家長交代的“認識認識”，還有朋友之間的“互相認識個朋友”，是他們忙碌生活之餘，充斥着其假期等為數不多閑暇時間的重要主題。

但在接受《教育家》記者訪談的北京“90後”教師之中，目前無人結婚。他們從1991年到1998年間出生不等，既有公立學校的學科教師，也有民辦學校的研究型教師，還有教育機構的培訓教師，他們對婚姻普遍有着積極尋找，卻又相對開放的态度。

1996年出生的小學數學教師王夢也是“相親大軍”中的一員，“學校的老教師知道我是學數學的，經常幫我介紹一些學信息、物理等專業的理工男，但其實我更喜歡有文藝範兒的男生”。王夢并沒有為婚姻着急，但對相親幾乎不會拒絕，她認為，“這件事是應該做的”。

教師行業的穩定和缺少男性已是共識，根據《“90後”教師現狀調研報告》數據顯示：在“90後”教師隊伍中，男教師比例僅占13.76%。在學校裡，教師們更多接觸的是孩子，以及已是為人父母的同事。因此，相親似乎是一件應該要做的事。王夢的一個相親對象是大自己5歲的互聯網信息技術員工，說跟她不合适的原因是兩人完全相反的作息規律，互聯網公司多是下午上班，淩晨休息的狀态，與教師的朝九晚五相差甚遠。黃朝陽作為一名男教師，在這個問題上也很傷腦筋，自己來自外地，教師也并非高薪職業，幾番相親經曆，“不是看不上我，就是我看不上”。黃朝陽将這個問題總結為自己不夠開放，這是他從與北京的“00後”學生打交道得來的經驗，必須足夠的開放，敢于嘗試新的，才能讓自己活得更好。現在，他已經有了女朋友，還在廣州讀書，兩人通過網絡相識，采訪當天，黃朝陽特意穿着一件女友送的黑色T恤。

也有不去相親的，就一個理由：太忙。來自河北的安琪畢業于北京一所教育部直屬學校，她是一名小學二年級的語文老師兼班主任，工作的忙碌程度比互聯網大廠的“996”有過之而無不及，“之前有過一個男朋友，不過因為太忙就分手了”。

在北京生活并不輕松

采訪時，北京的某位中學校長在談及“90後”教師的婚戀問題時，提出“安定”一詞，學校努力為青年教師安排住宿，組織工會、聯合老教師幫他們解決婚姻問題，最主要的目的是希望他們能夠盡快安定下來。“因為對于外來教師來說，不能安定、舒适地生活，必然會影響到教學，對于他們個人來說，幸福感也無從談起。”校長告訴記者，“道理很簡單，在北京，兩個人一起生活總比一個人輕松一些”。

“90後”外地人在北京遇到的問題，同為外地人的“90後”的教師們普遍也會遇到。

安琪處在極度的焦慮之中，有個比她早來學校兩年的年輕教師，近期選擇了離職，代價是學校要找他索賠40萬元違約金，因為他已經拿到了北京戶口，“這個事情目前僵住了，老師不同意給錢，學校也不同意他離職，他現在也不來上課，學校還給他發着工資……”采訪繼續，此時鐘表的時針已經指向淩晨1點，安琪再次習慣性地歎了口氣，“其實我也多次萌生過離職的想法。”

北京戶口，是很多外來年輕人選擇教師這個職業的重要因素，同樣也是學校用來綁定教師的重要法器。從學校角度來看，很多學校的教師總人數是固定的，要等到老教師離職，才能招收新教師，每一次的招生名額有限，并不能像企業那樣持續、穩定地招聘，有的學校甚至幾年才有一批新教師入職。然而對于“90後”教師來說，假如沒能在學校找到歸屬感，覺得無法實現自己當初所設想的教育理想，他們通常難以強迫自己去逆來順受，離職的想法就會在每一個不眠之夜滋生。北京戶口，在這個相互拉扯的過程中扭曲成畸形的枷鎖。

“産生離職的想法是危險的，卻也是沒有辦法的。”研二的安琪，曾在自己所設想的自由職業和父母建議的穩定職業之間有過徘徊，但研三找工作的兵荒馬亂讓她在緊急中選擇了一個能夠快速接納她的學校，這在當時也埋下了一份焦慮，那就是安琪與學校簽訂了10年的合同，這就意味着，1991年出生的她，如果按照這個合同，等到可以離職時已經年近40歲。

1992年出生的黃朝陽已在北京任教3年，他一直居住在學校安排的多人宿舍裡，每天騎自行車上下班，車程10分鐘左右。對自己現狀，他的态度是：可以接受，但不能滿意。“現在一個人，眼前的生活還說得過去，但未來不會一直一個人，也需要房子和其他必要的物質條件。”但對于如何實現這些，他遲遲沒能作出明确的規劃。

“女友‘十一’的時候來北京找我，這是她第一次來這兒。”黃朝陽告訴記者，北京給他的選擇很少，可以說“幾乎沒有”，他不會改變現在的生活軌迹，當教師對他來說是不錯的選擇，但就此一直走下去，他又很難在北京買車買房，遑論其他生活品質方面的需求。“兩個人在一起，能互相理解還好，否則想想就會很頭疼。”

張新元是一名來自河北承德的北漂，現在在一家北京著名教育機構任職。她有着積極樂觀的性格和十足的幹勁，在機構還算得心應手。而當記者采訪到她的時候，她正着手準備考北京的教師編。“北京的孩子們喜歡年輕的老師，我能在孩子們當中受歡迎也是因為年輕，但總有一天我會不再年輕。”

對于教師這個職業，張新元認為穩定才是未來。她和同樣來自外地的男朋友住在合租房裡，她的家人不同意她們這段看似不穩定的關系，她覺得這一切都能解決，而解決這一切問題的方法隻有時間，和一個能提供某些穩定可能的計劃，比如考教師編。

班主任vs“00後”們

晚上十點，安琪還在辦公室裡寫一份隻為應付檢查而并沒有實際用途的材料。電話聯系到她時，面對我的驚詫，她說：“今天不算晚，昨天加班到淩晨一點。”

在北京，主要學科，尤其是語文學科的“90後”老師，多數同時都是班主任。“十一”假期之前，安琪的一位同事被擡上了救護車。她說，學校裡的所有老師幾乎都處在亞健康狀态，自己的體檢報告中也有好幾項指标異常，原因很簡單，就是過度疲勞。

黃朝陽對自己第一年當班主任的經曆記憶深刻。那一天，他讓一個犯錯的學生出去，但這個學生就強硬地待在原地，這種對峙的感覺讓黃朝陽産生了從來沒有過的極端情緒，“說不上來是極端的憤怒還是極端的沮喪，隻知道那時候的自己已經完全失控”。他生長于東北農村，從上學開始，一直到在北京成為教師之前，他都是一名成績優異的學生，幾乎沒有做過任何讓老師不滿的事情，更别說與老師發生沖突。而當他自己成為一名教師，這個他從未意識到的“教育的另一面”早早地就暴露在他的面前，他真的不知所措了。

任晚秋有着相似的經曆，與其他上學期間經曆過代課實習的老師不同，直到畢業後才接觸，并直接進入教師崗位的她，覺得自己缺乏對學生的了解。當班主任的第一年，她對班上的“00後”學生處在一種完全看不懂的狀态，“看不明白他們在幹嗎，想幹嗎”，也因此産生了很多矛盾，“在這個過程中我一直在被學生刷新認知”，而她隻能，也應該被動地接受。

任晚秋來自山西，同樣一直是大人眼中的乖孩子，是個嚴格遵守規則的人，在她的認知體系中，老師跟她交代的應該做什麼，不應該做什麼，她隻要照做就好了，不需要問為什麼，更不會挑戰老師的權威。“我上學時對自己是有約束的，假如老師給我提出的要求是80分，我會自己把它提到90分。一開始在班級管理中我也延續了這個邏輯，假如學校提出了規定和要求，我會比學校提出的更往前一些，但是，學生們就非常不能接受。”學生會利用各種細枝末節的事情來和她對着幹，挑戰她的權威，整整一年時間她都不能理解，“為什麼學生會這樣？”她沮喪于自己想讓學生變得更好，反而給自己帶來了這麼多的麻煩。

北京的“00後”孩子們成為許多教師心裡的“疙瘩”，他們為此戰戰兢兢。孩子們優渥的成長環境，所受過的知識熏陶和視野在某些方面是超過這些“90後”教師的。這便天然形成一種矛盾，韓愈所說的“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于弟子”本為勸解固化的教師權威，但在“90後”和“00後”的碰撞中，這種概念被反向拉伸，以至于有學生在很多時候完全可以瞧不起他的老師。這給“90後”教師在教學方法上提出了巨大挑戰。

根據《“90後”教師現狀調研報告》，87.75%的“90後”教師認為對待學生應該在教學中關注每一個孩子并因材施教，但“道”與“術”總是相去甚遠。黃朝陽告訴記者，初當教師時，每天會讀關于教育的書，學習實踐書裡的教育方法，也會找有經驗的老教師請教，然後模仿他們的做法，但問題往往就出在這，他們的經驗都很好，但面對的不是同一個時空，不是同一個對象，做起來效果也就千差萬别。

教育方法相較于因人制宜，後者的重要性高于前者。很多外來教師之所以會在初入學校時遇到難題，多半是因為不了解、不适應北京的孩子。

“隻要适應了他們，教育會變成一件很享受的事。”北京從教4年且帶過畢業班的李涵，表示自己在體驗過教師這個職業之前，心裡一直是拒絕。她覺得為人師表對她來說是一件極其困難的事，因為她覺得自己更加注重自由，教師的工作會讓她有壓力。然而，事實并非她想象的那樣，讀研最後一年，李涵去了北京的一所著名中學實習，與孩子的相處中，她并沒有感覺到想象中的壓力，反而很有成就感。

她曾以為是劣勢的自由性格，卻讓她在教學中有了意外的收獲，她給學生充分施展自我的空間，用學生的方法來和學生相處，她會請學生幫忙分擔很多自己作為班主任的工作，還學着打王者榮耀，單挑輸了就讓學生好好學習等等，這些都是她的方法，“你要學會示弱，告訴你的學生你不是萬能的，這樣反而可以和他們更親近”。

李涵被她的學生們稱作“大哥”，她和學生們站成一隊，假如學校有規定下來，讓學生很難接受，她會通過一些方法，有時候甚至“賣個面子”，讓學生們支持她，為了她而接受這些規則，“這麼做，學生是買賬的，一切教育教學都圍繞着和學生的關系展開，學生們就很容易接受”。

呂奕歡的方法也很相似，學生們稱她為“歡歡老師”或“呂姐”，她把大量的時間都花在和學生溝通上。呂奕歡所在的學校實行的是導師制，學校會給老師一定“自由發揮”的空間，呂奕歡努力把這些空間利用起來，讓自己和孩子們打成一片，“教育的過程既考驗教師的智商，也考驗情商，北京的‘00後’學生并不會完全把學習看成一種任務，他們在學習過程中非常受與教師關系的影響，他們對老師有自己的愛憎，并會把這種愛憎毫不隐藏地表現出來，很多時候，愛一位老師，就喜歡這門學科，讨厭一位老師，就讨厭這門學科”。

自我價值

呂奕歡是從應試教育中摸爬滾打出來的。她坦言，一直到研究生之前，沒有接觸過素質教育。直到學校發起了一個教育項目，她第一次主動去接觸學生的時候，有一種感覺油然而生。“發現和肯定每個學生作為個體的價值，其實就是素質教育，就像我們努力發現自我的價值一樣。”

很多“90後”教師在決定從事教師職業之前，内心都曾搖擺不定。體育專業畢業的李賀，在畢業後選擇當小學體育老師，用的是排除法。“從大一開始，我就兼職做着跆拳道的教練，畢業前，很多人給我的建議是可以去考警察，或者自己開個道館繼續當教練，但考警察的競争很激烈，教練不是長久之計，家人和朋友還是對教師這個職業的認同感更強。”經過深思熟慮，李賀選擇了教師這個職業。

很多年輕人步入教師行列，都經曆過這樣的“排除法”，教師是他們職業規劃中的末位選擇，也是他們衡量一切得失利弊後的“最優解”。

也有将教師作為職業首選的，王夢是其中一個。還在上中學的時候，她就希望自己今後能回到這所學校教書，因而影響到後來的本科選擇、研究生選擇等等關鍵節點，隻不過許多人生經曆也未能如她所願，她沒能滿足進那所中學的條件，轉而到一所小學任教。

王吉璐嘉是某民辦學校的一名西方人文學科的教師，自己能夠通過教師這個崗位實現怎樣的價值，是她考慮這個職業的首要因素。海外留學歸國的她，并未把生存和求職當作壓力，她給了自己一定的空間去判斷自己想去做什麼職業，并能從中獲得怎樣的價值。

“如何認識自己，本身也是教育的一部分”，由于除西方文學外，也負責一些創作的課程，王吉璐嘉會和孩子們溝通内心“隐秘的角落”，主動把自己剖析給孩子們看，孩子們被真誠感染，也會說出自己真實的故事及想法。“發現自己，認識自己，接下來才是塑造自己，這一點每個人都一樣，你是個怎樣的人，就會直接影響到孩子”，王吉璐嘉覺得尋找自身價值的過程，也是和孩子互動的過程，教師的價值來源于學生。

黃朝陽把教育分為兩個方面：教學和育人。在接受記者采訪的過程中，他反複強調“把自己變得更好，以影響和改變他人生命”這句話，“無論現在做得好與不好，作為一名老師，我已經在影響班上35個學生的生命了，他們背後還有35個家庭，把孩子教育好，會相對減輕家長們的壓力，整個家庭的幸福感也會更強。”随後他又強調，“老師就應該這樣做。”

投行出身的唐羿，在經曆了一段時間的培訓大學生創業項目後，覺得教育更能實現自己作為個體的價值，在他眼裡，相比于金融行業流水線上的“工具人”屬性， 教師更能發揮作為“人”本身的價值。他在網上尋找國内創新教育做得好的學校，而後發現了目前任職的學校，在和校長僅進行了10分鐘的交流後，兩人就對如何實現未來教育的觀念達成一緻，1996年出生的唐羿從此投入了教育的浪潮。

“二戰之後的教育，更像是一種工業，社會要求人發揮出自己的最大效能，因而學生的培育方式像極了工廠裡生産零部件的流程，培育成果隻注重學生的功能性，而幾乎不考慮讓學生向全人的方向發展，而我期望的教育更像農業一樣，每個學生都是不同的種子，都有自己不同的生長周期，會長成不一樣的作物。”唐羿認為，教育不在于求新，而在于求本，在于充分注重和挖掘個體的價值。而他，也把自己出的每一份教程，每一個創意當作自己的産品，當作自己價值的所在。

未來還有很多期待

在接受采訪的“90後”教師中，談到未來是否會終身從教的問題時，他們的态度多是含混的，因為如今的每個人都面臨着不同的難題，這個難題也将影響着他們未來的抉擇。

挂在李賀心上的難題是已經異地一年多的女友，女友是高自己兩屆的學姐，家鄉在内蒙古，早于李賀畢業的她更早地考上了家鄉的公務員，兩人未來的選擇和态度極有可能動搖他的決定。

安琪覺得自己沉淪在一片黑暗中，除了上課時和孩子們互動的快樂外，其餘的很多時間，她會處在一種焦慮和迷茫的狀态中，每天疲勞過後，半個小時左右的發呆已經成為她的日常，她想過離開教育行業，但沒想好她能去哪兒，應該怎麼做。

張新元說，如果考不上北京的編制，也許會繼續在教育機構從事教師職業，也有可能轉身回老家。她的好幾個學姐已經離開了北京，她也有可能，但不想這麼早，“盡量不去想，聽起來很傷感——離開北京”。

唐羿認為，“90後”教師要保持一個永遠年輕的心态，要一直保持創新精神，“隻有這樣才能很好地感染學生”。當問到他是否有留在北京的想法時，他認為自己會留在北京，也并不擔心自己未來能不能實現這一點。

黃朝陽覺得未來的一切都會好起來，自己也會朝着更好的方向發展，成為一名越來越好的老師。“教育是一片廣闊的海洋，‘海闊憑魚躍，天高任鳥飛’，這是當教師最大的意義，也是教師未來還有很多期待的地方。”

（作者：本刊記者李文星 本文采訪教師皆為化名）

來源： 教育家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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