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載于《三聯生活周刊》2019年第33期，原文标題《山東壽光：女卡車司機找貨記》，嚴禁私自轉載，侵權必究

“選卡車司機這一行，不就貪圖它走南闖北的自由嗎？”好幾位司機這樣告訴我。今年年初，在被交通部授予“十大最美貨車司機”稱号的人裡，宋玉蘭是唯一的女司機。她說：“‘快手’上那幾個女卡車司機‘網紅’，我一看就知道她們是假的。”

記者/駁靜 . 攝影/李偉

盡管在女兒成長過程中，宋玉蘭時常因為出車而不在身邊，兩人關系依舊很親密

在山東壽光

宋玉蘭今年40歲整，開卡車已經21年。因為常年開車，皮膚黑，早就放棄防曬了。早幾年愛跟男同行們一塊兒喝啤酒，有點胖，但最近瘦了十幾斤。不開車的時候，她就好穿個裙子和高跟鞋。她出生在山東省青州市，“九州”之一，是個古城，城南北有兩個水果批發市場，與“蔬菜之都”壽光相鄰。

19歲那年，跟着她大哥的卡車上了路，“拉的是蒜苔，去的德州，出發前興奮得一夜睡不着”。這趟下來，她大哥覺得妹子能吃這碗飯，因為第二天原路返回的時候，她已經能說得上來怎麼走了。那是沒有導航可以依賴的時代，但即便是今天，哪些路段限高，怎麼走可以少交高速費，貨車司機仍然需要在腦子裡編織好一張網。宋玉蘭現在時常接到同行打來的求助電話，問她怎麼走。就為這個，她夜裡睡覺手機從來不關，開着聲音，夜半電話響起來，準是有司機來問路了。

宋玉蘭

像宋玉蘭這樣經驗豐富的女司機，全國都找不出幾個。按照《中國卡車司機調查報告2》的數據，中國規模最大的卡車司機組織“卡友地帶”的80萬卡友中，隻有0.9%的女性。我們來到山東，希望能跟着宋玉蘭出一趟車，從山東拉一車蔬菜到新疆，再從新疆拉上一車西瓜回山東。

壽光市是全國大宗農産品最大的集散地，“地利蔬菜交易中心”是宋玉蘭常去拉菜的地方。按卡車司機的行話，就是“拉綠通”。

“鮮活農産品綠色通道”這個說法最早出現在1995年，為的是落實國務院提出的“菜籃子工程”，保障城市蔬菜供給。此後10年内中國建設了1.1萬公裡綠色通道，其中兩條從壽光出發，通向北京和哈爾濱兩地，沿途減免所有高速通行費。綠通貨趕的就是時間，說好哪天到，誤了點司機得賠錢，所以卡車标配兩名司機，輪流休息，徹夜不停。從山東到烏魯木齊，宋玉蘭走“中線”，穿山西、陝西，再過甯夏入甘肅，歇人不歇車，三天能趕到；偶爾也去西藏，如拉薩，貨主們都知道，宋玉蘭隻跑這樣的長途。不過這個8月，宋玉蘭還沒開張。

到了壽光，遇到的每個人都告訴我們，“沒來對時候”。每年夏天，都是壽光蔬菜的淡季，這個淡季還是雙重的，壽光本地大棚正在休養生息，南方天氣濕熱，地裡種不了菜，主要菜源在北方。

壽光蔬菜大棚以種植茄果類為多，眼下大棚基本都空着，8月底9月初才會陸續将苗種上，3個月後，壽光産的西紅柿會成為冬天的緊俏蔬菜。這天早上4點半，天還沒亮透，在壽光地利蔬菜交易中心，我們看到仍有4個交易大廳敞開着。7月最慘淡，隻開了兩個廳，這幾天新開兩個，因為張北的蔬菜提前了20天。幾輛大卡車在其中一個廳裡一字排開。菜販告訴我，這就是張北來的，但他們得到的是壞消息：“今年價格不行。”大白菜從地裡直接裝上卡車，上車時是4毛（每斤），拉到壽光也隻是翻倍。但張北的大白菜還是需要拉到壽光的，這麼大的量，在張北賣不出去。蔬菜産業很講究當地政府的組織與調控，在壽光，每個村種什麼菜，都是在整體規劃下協調的。但在張北，基本是菜農自己看風向，就很容易出現一窩蜂種同樣的菜，然後集體遭遇低價的情況。

再過一個月，這裡将完全不是我們現在看到的情形，它的6個交易大廳将全部開啟，廳與廳之間十幾米寬的過道将停滿卡車和人力車。每天淩晨2點開市，北至内蒙古等地，南至雲南等地的卡車，裝載着當地生産的蔬菜，披星戴月地奔赴壽光，小半天後，又重新啟程。

它們當中的一部分，或許還會回到它的原産地。作為大宗蔬菜交易中心與集散地，發生這樣的事并不意外，這裡菜品齊，價格低，圍繞蔬菜的分揀、包裝、運輸等環節，壽光都有專業的公司經營，甚至因為卡車聚集，壽光的汽車維修技術都聞名全國。菜販們能在這個一級市場配上十幾種蔬菜，裝滿一卡車，再運往各地。

蔬菜運輸，依賴的就是宋玉蘭這樣的卡車司機。我在壽光等到第三天，宋玉蘭還是沒有找到去新疆的貨，她打算再去青州物流園碰碰運氣。從“普貨”物流園駛出去的卡車，貨物千奇百怪。在宋玉蘭的運送曆史中，除了“綠通”，有些貨物你可能連聽都沒聽過。

比如，面包鐵：一種煉鋼原料，因形成的空洞與面包相似而得名。運到滄州時是淩晨3點，宋玉蘭把車停在倉庫門口，車頭向外，拖個涼席就睡在了面包鐵上。以為這樣就能保護面包鐵，可太天真了，等她睜眼，看到的是十幾個男人，圍着挂車，正在兩面開工，接力往外運鐵。一個大活人壓在鐵上，那也不打緊，賊人就把她“撥”到另一頭，盜竊活動井然有序，這麼“撥”來“撥”去，宋玉蘭終于醒了。沒有一個賊覺得一個女司機會妨礙他們發财，宋玉蘭自己也不覺得，不過她憋了半天，哭笑不得地冒出一句“你們别搬了”，心裡則想，“沒把我也搬走算不錯了”。

如果把宋玉蘭跟我分享的經曆分類，有些驚險刺激，有些辛酸苦澀，面包鐵這類偷盜故事，則屬于“荒誕不經”，像在看甯浩的電影。這部我假想中的甯浩電影，還有這樣的畫面：夏夜，服務站，宋師傅搬了涼席，睡在了油箱邊上，賊人來了，悄悄遞了一塊布到老宋鼻下，幾分鐘後，他們就大大方方把一大箱油給吸走了，一邊的宋師傅睡得正美。等她睜眼，看到的是打開的油箱蓋兒，話外音起，“本次守油行動又失敗了”。

8月的物流園淌着熱浪，擡頭看天，天泛着淺藍，低頭看地，地卻蒙着一層煙，一頭紮進去，像是被誰捂住了口鼻。我眯起眼，努力在嬌陽中攫取畫面，宋玉蘭卻踩着高跟鞋，輕松地向我傳授技巧：“你看每個小門臉兒都是一個信息部，上面寫着江蘇、内蒙古，都是目的地。一般司機都有自己常跑的線路，我平常跑新疆，其他地方就不方便往裡闖，得看，門口停着卡車，那說明有司機在等貨呢，咱插進去就是搶他們的活兒，不合适，但可以打電話問。”她打了其中兩家電話，又接到一個電話，三單活兒都沒成，主要是因為價格太低，“接這種活兒，刨去油費、過路費，剩不了幾個錢兒”，宋玉蘭習慣在“錢”這個字上使用兒話音，這讓她說的話總帶有上揚的活潑語調。“那這種不賺錢的活兒誰會接呢？”我問。“身上背着車貸的。”

壽光物流園中，工人正在分揀南瓜

從山東到天津

這天在青州物流園，宋玉蘭最終沒能找到一車去新疆的貨。我回到壽光，盯上了另一條線。

旺季時分，壽光輻射到全國的線路龐雜且難以統計，但發車到天津的這條線路，長度300多公裡，成熟有序，上百位司機指着它過活。早上10點發車，下午3點抵達，第二天再拉上天津的貨回山東（青州、東營等地區都可能是目的地），休息一天再出發。都是自雇卡車司機，卻組織出一個“三班倒”的工作模式。這聽上去是個完美循環，永遠有一人在路上，一人往回走，一人在休息。而這個夏天，這也是為數不多的沒有間斷的路線。司機高日磊告訴我，隻有兩個配菜檔口開着，他服務的那個是其中之一。

他是壽光本地人，人高馬大，看上去50多歲——實際卻是“80後”，隻比我大3歲，我一開始管他叫“高叔”，知道年齡後偷偷改了口。他走這條線已有十幾年，初中畢業後玩了幾年，眼看沒有别的出路，決定子承父業，跟着父親學起了開車。

我到山東的第四天，跟着高日磊上了路。看他開車還真不費勁，車行至一半下起傾盆大雨，路上堵得嚴實，右面一輛卡車瞎走應急車道搶時間，高日磊不樂意，稍打方向盤，就把那輛車擠得沒辦法，不得不停下來，而他輕輕巧巧，讓右邊車鏡緊貼着對方的鏡子過去，毫發無損地給人上了一課。我坐在副駕駛，回頭看那位司機，一臉吃癟的神情。而高大哥，他坐在今年剛全款買的價值近60萬元的高配卡車座椅上，威風凜凜地告訴我：“發生事故也是他的全責。”

我們的目的地是天津海吉星農産品物流園，它位于天津市南靜海區，幾年前它的出現，終結了天津好些小的批發市場的生命，高日磊這車貨的買家就是從市中心小市場遷到此處的。該市場招商部的趙開偉告訴我們，就蔬菜市場而言，5月～10月，整個北方基本可以實現自給自足，天津的海吉星和北京的新發地，是北方兩大集散地。一旦進入冬季，壽光的蔬菜大棚和它的集散地分量才會格外突出。

官方數據顯示，壽光農産品物流園年交易額在70億～100億元之間，平均吞吐蔬菜300萬噸，這個龐大的數字應當是全國之最，不過賈士傑立刻糾正我們，别用“最”這樣的字眼。但他承認，放眼全國，如果壽光排第二，目前還沒有别的蔬菜一級批發市場敢稱第一。不過，這個占地3000畝的物流園，這兩年交易量有所下降，沖擊者有二：一是諸如專營西紅柿的細分市場；二則是“農超對接”，從産地出來後，直接運往超市，甚至通過線上APP直接對接到消費者端，通過倉庫存儲實現“to C”。對許多農産品從業者來說，這種減少中間環節的模式無疑非常理想，生鮮産品是這幾年電商發展的熱門，有不少人在嘗試，但實現日本和韓國那樣的農超對接普及率，仍有不小的距離。壽光物流園看上去還有漫長的生命力。

壽光賴以聞名全國的蔬菜大棚，發展到今天已經非常成熟，對市裡經濟的提振作用不言而喻。每個壽光人都能把王樂義當年的故事講得差不離兒：1988年底，幾根新鮮帶刺的黃瓜刺激了王樂義，他是三元朱村黨支部書記，村裡窮，他把緻富的腦筋動到了冬暖大棚上。新鮮黃瓜是從遼甯人韓永山的棚裡種出來的，王樂義說服了他，請他帶着17位三元朱村的村民鑽研大棚技術，第二年就獲得了成功。30年後，壽光農民已經在使用第六代大棚。在崔嶺西村，我們看到，一支黑色金屬手臂撐在棚頂，按下按鈕，棉布就自動卷起——從前用的是草垛子，“冬天早上還打着霜，老沉老沉的”，另一位司機小葛對此印象深刻，他小時候，總是一大早就爬上去卷草垛，幹完這個活兒才去上學。

與此同時，壽光的蔬菜物流園也在發展。它的前身是九巷蔬菜批發市場，1984年，壽光市白菜大豐收，市政府為此批了一塊空地，九巷是交通要塞，位置适宜，蔬菜批發市場建了起來。過去，整個北方冬天是沒有新鮮蔬菜的，光靠壽光那點大棚菜顯然并不足夠，但它們是一個引子，逐漸吸引了南方蔬菜向北流通，等到了2009年，市場整體搬遷到了現在這個位置，逐漸成為全國性的集散中心。

到了海吉星，下午3點出頭。高日磊一邊等着卸貨，一邊也找起了返程的貨。沒有卡車司機會輕易允許自己空車回家，如果今天找不到貨，他會在天津多等一天。貨車司機的生活幾乎都是如此，一切看貨行事，大貨車後座的卧鋪，就是他們常年的家。跟宋玉蘭一樣，高日磊運氣也不怎麼樣，他打了幾個電話，對方的報價都太低。就如宋玉蘭深切感受到的，物流園搬遷前後那幾年，是卡車貨運最紅火的時候。起碼在山東省，許多被吸引進入這個行業的人，看到的氣象是一輛卡車利利索索跑一年，買車那幾十萬就賺回來了。但現在每個卡車司機的感受都是，“貨不好找了，錢不好掙了”。

我原本隻是等宋玉蘭一個人找貨，現在倒好，等成了兩個人。這種等待的滋味并不好受，我決定放棄高日磊，獨自再回山東。

能有時間停下來喝一杯，對卡車司機來說挺奢侈

要開車，要防狼

宋玉蘭仍在積極尋找貨物，她決定把目标定低一點，能跑一趟甘肅、内蒙古也行。不過，她不是那麼急迫。去年年底，她賣掉了自己開了多年的車，眼下正在租車開。不過她正在琢磨買新的，這意味着她也要過起“背車貸”的生活，或許會失去她現在這種好整以暇的自由接單狀态。“選卡車司機這一行，不就貪圖它走南闖北的自由嗎？”好幾位司機這樣告訴我。今年年初，宋玉蘭被交通部授予“十大最美貨車司機”稱号，是獲獎者中唯一的女司機。

“女司機，女卡車司機，開長途的女卡車司機”，見到宋玉蘭前，我在心裡推演過這個遞進關系，猜測這個身份的微妙之處。

實際上，在上述強調了性别身份之前，宋玉蘭首先是一位經驗老到的好司機，有個故事尤其值得分享。

還是跑新疆，正值“五一”，路上車不少。她開在快車道上，後面一輛小車急按喇叭想超車，又超不過去，宋玉蘭花了點時間才轉到中間車道，把路讓了出來。小車超過了她。此時宋玉蘭心想，這位司機像是在賭着氣呢，沒準兒會别她一把，就有意識地放慢了車速。果然，小車跑到前面後又拐到她的車道，在她前面突然降速。宋玉蘭猛踩刹車，捏一把汗，好在剛才已經減速，要不必撞無疑。那種下坡路上，撞上了就是四條人命——對方車裡一家四口，宋玉蘭看得真切，心說，一會兒收費站要是能追上，得揍他一頓。

結果真追上了，大家在收費站停了下來。宋玉蘭抄了根撬杠，去敲小車的門，下來一個小夥子。宋玉蘭上去就給了他兩巴掌，這不是目的，目的是教育他。“知道我為啥揍你嗎？我現在這還有機會揍你，剛才要是撞上了，你都沒機會挨揍。”惹得小夥子的父母下車連連跟她道歉。

除了開車上路這些可預見的風險，實際情況比想象中要艱難許多。

路上碰到别的車，男司機會按一聲喇叭，或者比個大拇指，向宋玉蘭示意友好，可有些男司機真的被雇去給一個女人當副手，心裡就挺不忿的。男司機們的不服寫在臉上，前面說的那位王師傅其實就是其中之一。宋玉蘭事先叮囑，開到大下坡前喊她起來，她來開，這叮囑完全被忽略了；一位東北司機直接告訴宋玉蘭，“我開車你話别那麼多”，最終還是開錯了道，耽誤了時間還搭上油費。

心術不正的男司機遇到過太多了。有時候，她需要跟自己雇用的副駕駛、一個陌生男人在同一個空間裡共處七八天，洗的内衣内褲明晃晃地晾在車廂裡，這裡的微妙和尴尬時間長了或許能習以為常，卻很難對七八天都不刷牙的陌生男人抱有寬容心，“窗玻璃嚴實的時候，呼出去的氣能把你熏死”。

但即便是這種毫不注意衛生的男人，也會對他的女雇主有非分之想嗎？我問宋玉蘭，她擺擺手說：“有，十個司機裡得有九個（會有想法）。”他們有各種各樣的暗示手段，比如他在開車，宋玉蘭在後座卧鋪睡覺，叫醒她明明可以喊的，可他們會伸出手去拍拍她，起來後如果沒什麼反應，他就會得寸進尺。“我警告你，以後别用手拍，我這樣說他就明白了。”到住店時，他們會油着嘴舔着臉說：“咱們開一個房間，幫你省錢嘛。”方法層出不窮，宋玉蘭兵來将擋，備有一整套軟中帶硬的應付話術。

也不是次次都壓下火來。其中一次她記得特别清楚，包括那位男司機的姓名。那是2010年，從青島裝貨，開往新疆。經過青州時，她找了一位本地姓蘇的司機作副手。

“開到北京，上六環前，他說不開了，我就知道這個人心術不太正。因為六環上車特别多，他是想看看我能不能開得了，要是不行，一路上他更得欺負我。還有一句話他可能記在心裡了，我當時嘀咕了一句，臨河下了高速，要開一段沙漠公路，可愁死我了。這話他聽進去了。那天我一直開到中午，吃了飯，我說你來開，我睡一會兒。那時離額濟納旗有70公裡。他往駕駛座那麼一坐，開始跟我談條件了。”

“他說，咱談個條件，我說行。他說，到烏魯木齊，你可得請客，去泡個腳。我說行，泡個腳，三十五十的。他接着說，再找個小妹兒。當時我就不太高興，但也答應了。在路上我不樂意跟他們吵，就哄着。這家夥還沒完，他說，到了額濟納旗鎮上，我們去住賓館。我說，你想幹啥？他說，大家都是成年人了，那你還不知道嗎？我心想，挺好，這想法挺好，我搭上車，搭上工資，我再搭上我自己。”

“我太生氣了。我跟他說，蘇師傅，您的條件太高了，我答應不了。我不用你了，工資240一天，今天是第二天，應該給你480，我給你500，現在馬上給我滾下去。他說，你讓我下車，我今天弄死你。他不下，我下。我把他那邊的車門一開，就把他給拽下來了。把他在車上的衣服丢下車，說，你趕緊給我滾。他是我們青州本地人，也知道我家住在哪，那天早上出發前我倆還一起吃了早飯。我心裡忌憚這一點，就告訴他，我家大門敞開着，本人奉陪到底。”

宋玉蘭講完這段，感慨道：“我這工作量太大了，又要開車，又要防狼。”烏魯木齊南郊停車場有個東北飯店，那位蘇師傅，宋玉蘭後來在那兒碰到過一次，她擡頭瞅了他一眼，對方也看了她一眼。這事兒看似就過去了，但問起來，每個細節、每一句話她都能複述出來。

母女

宋玉蘭賣掉上一輛車後的空當裡，也想過要不要趁機改行，“但我能幹啥呢”，她想不出來。她說覺得喜歡時尚，開卡車之前，她去學過理發，理發跟時尚的關系顯然比開卡車強一點兒，但學得不好，“把頭剪得七零八落”，教她的師傅勸她，還是再看看别的行當。她學駕照那個班有40人，“就我自己是一個女人”，數她學得又快又好，把其他男學員甩在身後。

宋玉蘭想把女兒小麥培養成模特。不光是想想，今年她已經花了1萬多元，給小麥報了個模特學習班，二對一教學，“二”包括校長，畢業于南京藝術學院，能講一口标準普通話，和一位老師，“曾獲得國際模特大賽冠軍”。小麥才16歲，已經長到了1.78米，她說“校長說我能長到1.8米”。

從天津回到青州那天，我們仨決定去城裡下館子，出門前我看着母女倆拾掇。“我給你畫眉毛。”小麥原本是柳葉細眉，宋玉蘭給自己畫的眉毛濃重，眉頭部分尤其深刻，拖着越來越細的一條尾巴，給小麥畫，三兩下就畫重了。“粗了。”我在旁邊插嘴，小麥聽了害羞，搶過眉筆，跑進房間自己畫去了。

再出來時已經打扮得當，眉毛修複成細細一條，一件短身T恤，“新買的，花了20塊”。七分黑色闊腿褲，露出腳踝，穿上高跟鞋，又挺直了背，宋玉蘭和我都隻夠到她的肩膀。宋玉蘭也換了一身，黑白條紋無袖上衣，外披一件白紗透明罩衫，藍色印花半裙，銀色高跟鞋，頭發放了下來。很難不注意到的是，她戴上了一塊雞蛋大小的項墜，燦爛的黃色，“是蜜蠟”。我問她，這是不是自己買的。

“别人送的。”

“是男生送的吧。”我揶揄道。她點點頭。

“他拿禮物出來的時候咋說的？”

“他就說，我看到它的時候就想到了你。”

“哇，是要追求你？”

“不是不是，就是一起開車的嘛。”她收了蜜蠟，嘴上卻把話給墊了個密不透風。“我還問他了，你是不是對我有什麼想法，要是有，我可不能收啊。”

“然後他說啥？”

“他說，我能對你有啥想法，跟個孫二娘似的。”邊說“孫二娘”，宋玉蘭邊大笑起來，仿佛事後再咂摸，仍覺得他說得對。這是找不到貨的這幾天裡，宋玉蘭最開懷的一場笑，或許這的确是一段溫馨的回憶。然而，如何在一個男性占絕對優勢的領域裡生存下來，甚至遊刃有餘，對任何一位女性來說都是一個難關，宋師傅清楚自己會被善良的同行們照顧，也多少需要這些善意。後來她傳授我秘訣：“就像那次我把那個司機扔在沙漠，自己開到新疆，站裡兩位師傅知道後，開車出去迎我了，接上我，替我開最後一段路。如果我跟其中哪位司機好了，這樣的事就不會發生，他們會有顧忌的。”

她與小麥住在青州市南邊，三居室，離市中心十幾公裡。原來是個村，十幾年前被規劃成了開發區，拆遷重建後，他們一家就住進了現在這棟沒有電梯的樓房。客廳一面牆上有幾張照片，大多是小麥的，另一面牆上則貼了幾張宋玉蘭領獎時的身影。沒有男主人的照片。

她跟小麥的父親“是介紹的”，兩人的村隻隔了三公裡。結婚後她才發現，丈夫脾氣很壞，她幾次都評價“他非常大男子主義”。早年，她丈夫也是山東卡車司機隊伍中的一員，但是幹得不如宋玉蘭好。比如，“信息部出來一個活兒，他都算不出賬來”。算賬很重要，擁有一輛卡車意味着，司機在經營一家公司，技能需求遠超過開車本身。對方報完終點和價位，這邊腦子裡迅速就要過一遍，走哪條線走幾天，費多少油，交多少高速費。有一次宋玉蘭開車，她丈夫跟車，快到終點時，宋玉蘭讓他給貨主打電話通報一聲。他抓起電話直愣愣地說他們要到了，既不自報家門，也不說位置，“他大概面子上挂不住”。宋玉蘭隻好自己打，接起來對方一聽聲音，調笑的話就來了，“喲，還是位女師傅”。小麥他爸聽了立刻不高興，開始吵，要奪方向盤。“這趟之後，我就說，咱倆井水不犯河水。”

在我看來，宋玉蘭完全可以痛痛快快重新開始，但這是我們這些“從北京來的年輕人的想法”。她提到了“死婚”這個詞，還好幾次說“男人的活兒我幹了，女人的活兒我也幹了，那男人就出局”，完全是一句有煽動力的女性獨立宣言。但似乎要顧及的東西還是太多。小麥的父親如今在福建一帶當海員，每年基本隻有春節會回家。“去年他在家裡住到了初八，我初五就出車了。”“那你們會睡一個屋嗎？”我問。“不會，我跟姑娘睡。”

小麥上模特班，宋玉蘭讓她給她父親發信息要錢，得到的回複是，“藝術這條路是非常艱難的”，再也沒有後話。聽她母親講到此處，小麥默不作聲。我猶豫了一下，還是決定遵守自己的決定——第一天我就打定主意，不要再問小麥關于他父親的問題。

那天晚上，我們吃了一頓露天大排檔，聽了場大排檔常駐歌手的免費演唱會。這條街上，還有不少小型獨唱會。青州市民顯然很喜歡KTV，許多人家裡都有一台可移動的點唱機，半人高，拎到街上，在響亮的配樂聲中就能唱起來，根本不需要觀衆。科技發展對于KTV愛好者的好處是，現在可以直接下載一個APP，帶出門一台音響就成，比那半人高的點唱機又方便不少。這個東西，宋玉蘭也有一台。她很喜歡唱歌，時時刻刻她都會把歌兒哼起來——“不是哥哥不愛你，因為我是農村的，一年的收入隻能養活自己，哪裡還能顧得上你……”

卡車司機李文剛是軍人出身，在壽光卡車司機群體中頗受敬重

此時她停在了一台點唱機跟前，有人邀請她來一首。我跟小麥就在馬路牙子上坐了下來，在這個愉悅的氣氛下，我再次提起關于她父親的幾個問題。白天我問過她了，她隻是搖頭，或者用幾個字回答我。這次她說：“他不肯離婚。他很自私。脾氣不好。會和媽媽打。”還有一些别的，都不太重要了，因為她眼裡充滿了淚水，不停地擦掉，又不斷地湧出來。從那以後，我不再跟她提起她父親。

宋玉蘭唱完歌回來了，或許注意到了女兒在掉眼淚，或許沒有。對母女二人來說，這個夜晚是在各自的歌聲和哭聲中結束的。

兩天後，我跟她們告了别，直到我離開山東，宋玉蘭還是沒找到一車理想的貨。

（感謝北京社科院馬丹老師對本文的幫助；感謝卡車司機公益組織“傳化·安心驿站”王慧冬女士，以及劉世海、李文剛、葛家寶、高春雨等驿站“戰友”協助采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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